春秋新說︱宋襄公：信天追夢的商王後裔

“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作的這句評價，基本上就是當今大多數人對宋襄公這位春秋時期宋國君主的標準看法。然而，宋襄公是蠢豬嗎？他在泓水之戰中所恪守的，是當時的仁義道德嗎?

宋襄公“閃亮登場”

在講述宋襄公這個“奇葩”君主之前，先要說說宋國這個“奇葩”國家。西周初年，周王室將有賢德、順服周朝的商紂王庶兄微子啟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地區，建立宋國，以安撫商朝遺民，穩定東土局勢。為了體現對前朝王室的優待，周王室特許宋公室使用商王室禮樂，而且在級別上不把宋國當“臣”、而是當“客”來對待。身為商王後裔，從小接受商王室歷史文化教育，熟悉並尊崇商代禮制，是正確理解宋襄公的第一個關鍵因素。

商丘宋國故城遺址平面圖(《河南商丘縣東周城址勘察簡報》，1998年)

公元前652年底的時候，宋桓公病重。嫡長子太子茲父堅決請求說：“公子目夷更年長，而且很有仁德，君父請立他做國君吧！”宋桓公竟然就答應了，於是叫來公子目夷。目夷堅決拒絕，說：“太子能以國相讓，還有比這更大的仁德嗎？臣下完全比不上，況且廢嫡立庶不符合禮法。”第二年春天，宋桓公去世，太子茲父即位，就是宋襄公。他任命自己的庶兄公子目夷為左師，勵精圖治，宋國政治從此煥然一新，成為諸侯國中令人矚目的“先進典型”。

宋襄公在即位前後的舉動，已經透露出此人的兩個特點。第一，宋襄公頗有仁德，敬重賢良，甚至能夠以國相讓。但是，後面我們會看到，他所信仰的道德其實並不是周代的仁德。第二，宋襄公非常認同多元靈活的商代繼承法，而並無意遵守“嫡長子繼承制”獨大的周代繼承法，而他的父親宋桓公也有這種傾向。實際上，在齊桓公去世後，宋襄公正是遵循著一套獨特的“復古興商”理念，上演了一場以慘敗告終的稱霸鬧劇，而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嚴厲批評宋襄公的，正是盡心輔佐但又嚴守周禮、堅決反對“復古興商”的公子目夷。

齊桓公“懸崖勒馬”

就在太子茲父正式即位同一年，霸主齊桓公在葵丘舉行諸侯會盟，齊國霸業達到巔峰。在這次會盟中，周王室代表宰孔轉達周襄王的旨意，特許齊桓公接受王室致送的祭肉時不必下拜，也就是周王室自己請求齊桓公僭越臣禮，而與周襄王平起平坐。齊桓公想要接受又有點猶豫，於是召來管仲商議。

管仲先試圖用恪守君臣之道來勸阻他（周王是君、諸侯是臣），沒想到齊桓公根本聽不進去，而是反駁說：“我組織的乘車盟會有三次，兵車盟會有六次，九次會合諸侯，一舉匡正天下。……從前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為王的，他們的功業跟我有什麽不同呢？”一心想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而不是僭越為王的管仲也提高了調門，擡出了天命來嚴肅警告齊桓公：“……從前受命為王的，總是龍馬、神龜來到，河水出圖、雒水出書，地上出現乘黃神馬。現在三種吉祥物都沒有出現，如果您強行僭越稱王，即使聲稱‘承受天命’，難道不會失去它嗎？”

就是這麽一段圍繞“玄虛”天命、在現代人看來毫無說服力的勸諫，卻使得齊桓公懸崖勒馬，打消了僭越的念頭。他再次來到宰孔面前，謙恭地下堂跪拜，再登堂接受周王賞賜。在場諸侯只看到了年事已高的齊桓公的“尊王”舉動，無不稱贊順服這位功績卓著又謹守臣禮的霸主。

春秋時期的“天命”信仰

筆者之所以要詳細講述齊桓公在葵丘之盟中的這段思想鬥爭，是因為它凸顯出了正確理解宋襄公的第二個關鍵因素，那就是當時人普遍相信的、用來解釋重大政治變遷的“天命”。

商朝末年，周文王就曾經通過解夢宣稱自己已經獲得天命，他的兒子周武王以此號召天下方國跟隨他一同討伐商紂王。在姬姓周族的盟友中，最為重要的是以呂國君主呂尚為首的姜姓族群。西周建立後，姬族和姜族也一直是周朝兩大支柱族群，長期聯姻，武、康、穆、懿、厲、宣、幽諸王的王後都是姜姓女子。西周末年，周幽王試圖通過廢申後、驅逐太子、專寵小國女子褒似等一系列行動鏟除宮中的姜姓西申國勢力，卻在最後一步包圍西申時遭遇慘敗，西申糾集犬戎、鄫人反撲，攻入鎬京，殺周幽王，導致宗周覆滅，周平王倉皇東遷到中原。

從春秋初期開始，中原諸侯集團的高層彌漫著這樣一種論調，那就是：強大的姬姓周王室被姜姓西申一舉擊敗，決不僅僅是由於周幽王個人的失誤，而是天命已經拋棄了姬姓周族，轉而開始眷顧姜姓族群。這種論調與當時中原地區的政治現實十分吻合。當時姜姓齊國君主齊僖公、姬姓鄭國君主鄭莊公都有“小霸”之實，但他們的境遇卻迥然不同：齊僖公主要採取外交手段，似乎沒費多大力氣，而霸業進展十分順利；鄭莊公主要採取戰爭手段，勞民傷財、戰功顯赫，卻並沒有得到諸侯的擁戴。

到前712年齊僖公、魯隱公、鄭莊公聯軍討伐姜姓許國時，艱苦的攻城戰鬥都是鄭國軍隊打的，但此次行動的領袖卻是當時在諸侯中威望最高的齊僖公，戰後商議如何處置許國的會議也由齊國主持。齊僖公、魯隱公先後推辭接管，許國才最終落到鄭莊公手裏。鄭莊公在任命鄭大夫公孫獲看守許國時，說了這麽一段話：

“周王室的地位已經卑微了，我們這些周王室的子孫一天天失去了秩序。那許國，是太嶽的後代（當時傳說姜姓是太嶽之後）。上天已經厭棄了周人的德行，我們這些周王室的子孫怎麽能跟許國爭鬥呢？”

隨後的形勢發展進一步證實了鄭莊公“天命拋棄姬姓，轉而眷顧姜姓”的悲觀判斷。鄭莊公去世後，姬姓鄭國陷入內亂，二十幾年中換了四位國君，從此再無力稱霸。姜姓齊國的稱霸事業則一路高歌猛進，最終，姜姓齊桓公在姬姓賢相管仲輔佐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在葵丘之盟時達到霸業巔峰。葵丘之盟期間，齊桓公恐怕也正是基於這種“天命拋棄姬姓，轉而眷顧姜姓”的思想，才會想要接受周王室的特許，貿然僭越成為新王者，而管仲也正是圍繞天命進行勸諫，堅稱天命還沒有到來，這才勸住了齊桓公。

模範諸侯的“畫風”突變

葵丘之盟後，在管仲的敦促下，齊桓公從他的六位庶子中挑選了公子昭立為太子。為了確保太子昭日後能順利即位，齊桓公和管仲囑托當時有仁德美名、國內政事大治的宋襄公作為護佑太子的“外援”。所以，當時的宋襄公可完全不是“蠢豬”，而是享有“妳辦事，我放心”的國際美譽，可以讓霸主以國事相托的“模範諸侯”。

前643年，齊國發生內亂，齊桓公慘死，亂黨擁立庶長子無虧為君，太子昭出奔到宋國。前六四二年，宋襄公信守承諾，率領諸侯討伐齊國，打敗了支持其他公子的內外勢力，扶持太子昭登上君位，就是齊孝公。到此為止，宋襄公在中原諸侯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仁義、英明、負責任、有擔當的。

前641年，宋襄公開始謀求稱霸，而他的所作所為和之前樹立的模範形象判若兩人。春三月，他逮捕了姬姓滕國君主滕宣公。夏六月，宋襄公、曹人、邾人在曹國都城南部會盟，收到了通知的鄫國君主鄫子沒有及時趕到，於是請求與參加了盟會的邾文公會盟以示補救。令人錯愕的是，宋襄公竟然指使邾文公在睢水邊的東夷神社殺了鄫子祭神，試圖以此使東夷歸服。公子目夷言辭激烈地勸諫說：“……祭祀，是為了給活人祈福消災。民眾，是神靈的祭主。用人做祭品，哪位神靈會享用呢？……如今君主一次會合諸侯就虐待了滕子、鄫子兩位國君，又用鄫子作為祭品來祭祀睢水邊的淫昏妖鬼，將要靠這些來謀求稱霸，不也太難了嗎？君主得到善終就算是幸運了！”

秋天，宋人包圍了曹國，懲罰它不真心服從宋國。公子目夷又勸諫說：“……如今君主的德行是不是仍然有所闕失，卻來討伐其他國家，想要怎樣呢？君主為什麽不姑且內省一下自己的德行呢？等到沒有闕失而後再行動。”

鄫國是夏禹之後，是三年前齊桓公曾率領諸侯軍隊保護的華夏小國（當時鄫國正被淮夷侵擾），而邾國是東夷國。此外，西周初年，東夷曾經參與過以商紂王長子武庚為首的東土叛亂。也就是說，宋襄公的上述舉動，實際上是指使一位有心投靠自己的東夷小國君主（邾文公），殺了齊桓公生前最後一次出兵試圖保護的華夏小國君主（鄫子），來祭祀睢水邊的東夷神社，試圖以此向東夷諸國及部族示好。他想充分利用東夷曾支持商朝遺民叛亂的歷史淵源，不但不“攘夷”，反而通過“媚夷”來吸引東夷歸服宋國、支持他的稱霸事業。

宋襄公與齊桓公截然相反的稱霸理念和違背周禮的“殘暴”人祭讓中原諸侯感到錯愕和反感。前六四一年冬天，在陳穆公的提議下，齊、魯、陳、蔡、鄭、楚諸國代表一起在齊國都城會盟，緬懷齊桓公的功德，其實也就是反對宋襄公。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楚國第一次出現在了中原會盟之中，可見楚成王希望利用齊國霸業崩潰的難得時機，坦然地以“正常國家”姿態參與中原國際事務，逐漸洗白身上的“荊蠻”汙點，為稱霸中原鋪路。

匪夷所思的稱霸鬧劇

前639年春，宋襄公想要會合諸侯，於是在宋地鹿上與齊人、楚人會盟，希望當時實力最強、爭霸勢頭最盛的楚國能允許自己召集中原諸侯稱霸，楚人同意了。公子目夷說：“小國爭當盟主，這是禍事。宋國恐怕要滅亡了！能晚一點失敗就是幸運。”

得到了楚國的“許可”後，宋襄公趁熱打鐵，同年秋天，他與楚、陳、蔡、鄭、許、曹君主在宋地盂會盟。公子目夷說：“禍事大概要在此時發生了吧！君主強行稱霸的欲望已經太過分了，諸侯怎麽能受得了呢？”

不出公子目夷所料，楚成王在會盟現場扣押了宋襄公，押解著他討伐宋國，希望用這種極端的羞辱使得宋襄公清醒過來。冬天，十二月，諸侯們在宋地薄會盟，釋放了宋襄公。到這時，到底誰才是中原霸主的“實力派”候選人，其實已經非常清楚了。然而，非常了解宋襄公的公子目夷說：“禍事還沒有完結，諸侯們的行動還不足以懲戒君主。”

前638年春天，鄭文公前往楚國朝見楚成王，表明鄭國正式服從於楚國。夏天，宋襄公率領衛、許、滕三國君主討伐鄭國，懲罰鄭國投靠楚國。討伐鄭國，等於就是向楚國宣戰，因此公子目夷說：“我所說的大禍就在此時了。”

果然，同年晚些時候，楚人討伐宋國以救鄭。這年十一月一日，宋襄公率軍與楚國在泓水交戰。宋國已經在泓水岸邊排好了軍陣，而楚人還沒有完全渡過泓水，場面比較混亂。大司馬公孫固請求出擊，宋襄公不允許。楚人渡過泓水後軍陣還不整齊，此時公孫固又請求出擊，宋襄公還是不允許。楚人已經佈好軍陣之後，宋襄公才命令出擊，宋軍大敗，宋襄公身負重傷。

國人都怪宋襄公瞎指揮，而宋襄公則理直氣壯地說：“君子不重復傷害已經負傷的敵人，不捉拿頭發花白的中老年人。古代行軍打仗，不依靠險隘的地形。寡人雖然是亡國（指商朝）的殘余，也知道不進攻沒有擺好陣列的敵軍。”公子目夷痛斥宋襄公根本不懂作戰，在他看來，作戰的目的就是為了殺敵，敵人一戈沒砍死，就應該再砍；中老年的敵人，該殺就得殺；險隘的地形可以利用的，就應當利用；敵軍沒擺好陣列，正是進攻的好時機。

在養傷期間，宋襄公還曾款待了流亡至宋國的晉公子重耳（日後的晉文公）一行，送給重耳八十匹馬，與齊桓公當年贈予的數目相同。這說明，直到生命最後時刻，宋襄公仍然以霸主自居。

前637年夏5月，宋襄公傷重不治去世。至此，宋襄公稱霸的鬧劇以兵敗身死而宣告結束。

順應天命，復古興商

如何理解宋襄公和他的稱霸努力？讓我們回顧一下他的前半生：太子茲父“讓國”獲得美名，即位後又重用公子目夷政事大治，得到齊桓公器重，以太子相托；齊桓公去世後，輝煌的齊國霸業突然崩潰、陷入內亂，這時宋襄公又順利攻入齊國，行擁立大事。這一切如有天助，不能以常理來解釋。筆者認為，宋襄公的這些親身經歷在他心中激起了這樣一種信仰：天命在西周末年拋棄姬姓周族之後，如今又拋棄了周朝另一支柱——姜姓，也就是整體性地拋棄了周政權。齊桓公以太子相托付，伐齊行擁立之事得勝，都是上天在出手相助，說明天命將要重新眷顧他所代表的子姓商王族。在這樣的天命信仰鼓動下，宋襄公決心要接過從齊桓公手中掉落的“霸業接力棒”，順應天命成為下一個中原霸主。

宋國稱霸，應該遵循怎樣的理念呢？我們知道，齊桓公稱霸的核心理念是“尊王攘夷”，這裏的“王”是周王。周朝本來就是姬、姜二族共同的事業，姜姓齊桓公尊崇姬姓周王自然沒什麽問題。然而，如果宋襄公認為天命已經拋棄周政權，他又怎能再去尊崇周王呢？因此，宋襄公稱霸的核心理念應該是順應天命指向，復興他所尊崇的商代制度，然後謀求商王室的復辟，簡言之就是“復古興商”。泓之戰前，大司馬公孫固在苦勸宋襄公不要跟楚國交戰時說：“上天拋棄商王室已經很久了。君主想復興它，這是違背天意而不能被赦免的大錯！”公孫固的這句諫言，一語道破了宋襄公的稱霸理念。

下面，我們可以從“順應天命、復古興商”這一假說出發，來重新分析一下宋襄公稱霸過程中的四個重要事件，試圖深入理解這位“奇葩”國君。

第一件，就是前652年太子茲父試圖將君位讓給庶兄公子目夷。商代繼承法本來就不是“嫡長子繼承制”一家獨大，在尊崇商制的太子茲父和他的父親宋桓公看來，這個提議並沒有那麽不可接受。然而，這個明顯違背周代繼承法的提議遭到“務實尊周”的公子目夷堅決反對，沒有沒能實現。太子茲父高度推崇有賢德的庶兄公子目夷，很可能是源於他商朝滅亡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如果當年紂王能重用年長且賢德的庶兄微子啟，或者設想得更大膽一點，如果當年是庶長子微子啟繼承王位，商朝也許根本就不會滅亡。

在宋襄公走上強行稱霸道路之前，他與公子目夷的奮鬥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勵精圖治、振興宋國。然而，在宋襄公開始謀求迅速稱霸之後，宋襄公的“復古興商”理念和公子目夷的“務實尊周”理念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正面碰撞，於是就有了我們前面看到的、公子目夷一系列不留情面的勸諫。用“愛之深、責之切”來形容公子目夷對弟弟宋襄公的態度，可能是比較恰當的。

第二件事，是前641年曹南之盟後，宋襄公指使邾文公殺鄫子祭東夷神社。“務實尊周”的公子目夷對此激烈反對，因為周人吸取商朝覆滅教訓、奉行人道主義，用牲畜祭祀早已是不可質疑的正禮，殺人祭祀只會引起中原諸侯的反感。然而，從考古發現我們已經知道，殺人祭祀是商王室的常規做法；在商人心目中，重大祭禮只有用人獻祭才能體現對神靈的誠意。另外，東夷諸國直到春秋時期還存在用人祭祀或殉葬的習俗。也就是說，宋襄公可能根本就不是從殺人獻祭是否殘忍這個周人角度去看問題，而是遵循“復古興商”理念，企圖恢復商王室的人祭傳統，並且向遺留有類似風俗的東夷人宣示商王室的重新降臨。所以，宋襄公所信仰的道德根本就不是周人所理解的道德，而是商王之德。一方面，這種商王之德有跟周代道德有兼容的部分，這部分被當時和後代的很多人當做“仁義道德”來稱頌或嘲笑；另一方面，這種商王之德與殺人祭祀又是完全兼容的，不虔誠祭祀怎能算是有德商王？

第三件事，是前639年宋襄公請求楚國允許自己稱霸、被楚國侮辱之後仍然繼續爭霸。宋襄公並沒有喪失對政治現實的清醒認識，他非常清楚，以硬實力論，自己絕不是楚國的對手。然而，跟主宰一切的天命相比，硬實力又算得了什麽呢？齊國硬實力比楚國更強，還不是霸業崩潰、要依靠自己率領諸侯來平定內亂嗎？宋襄公的邏輯是這樣的：楚成王會在硬實力遠強於自己的情況下答應自己的稱霸請求，是因為天命感化了楚成王，讓他服從自己；而楚成王押著自己攻打宋國，則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是上天在考驗自己的天命信仰是否堅定。很明顯，宋襄公已經進入了一種無論成敗都能自我強化的非理性信仰思維模式，務實的勸諫和現實的失敗都是無法使其清醒的，所以公子目夷會說“諸侯們的行動還不足以懲戒君主”。所以，宋襄公的問題不是“愚蠢”（智商有問題），而是“癡狂”（信仰不靠譜）。

第四件事，是前638年泓之戰時，宋襄公多次放棄搶先攻擊楚人的戰機，最終招致慘敗。戰後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對話，可能又是一次“復古興商”和“務實尊周”之間的“雞同鴨講”。宋襄公強調自己是“亡國的殘余”，已經表明他所說的“古代”是指商代。宋襄公小時候從師傅那裏學到的商代軍禮，很可能是商朝遺民對於前朝制度一種理想化、美化的敘述。而他決定在泓之戰中所做的，就是要恢復這種他所崇尚的商代軍禮，將其應用於實戰。而公子目夷所論述的，正是春秋時期古典軍禮逐漸崩潰背景下日漸成形的、以殺敵致勝為核心的東周軍事思想。

“我有一個夢想”

總而言之，宋襄公在成功擁立齊孝公之後，就堅信天命重新眷顧商王族，要順應天命謀求稱霸、重振商王室雄風，並在這種信仰的指導下，全然不顧宋國的實力和春秋時期的主流價值觀，強行推進以“復古興商”為核心理念的稱霸事業。正是由於堅信天命，所以對他而言，稱霸路上獲得的每一點“成就”都是天命眷顧商王族的見證，而每一次挫折都是上天對他信仰堅定性的考驗。正是由於以“復古興商”為己任，所以身為嫡長子將君位讓給庶兄不算違禮，殺人獻祭不算殘忍，用古法作戰不算迂腐，所有這些在“務實尊周”之人看來都十分荒唐瘋狂的思想和行動，在宋襄公看來都是自洽的、合理的、順乎天命的。如果說宋襄公有病的話，他的病不是“時而仁愛、時而兇殘”的精神分裂癥，而是堅信“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的信仰狂熱癥。歷史陰錯陽差地讓這位本來可以成為模範諸侯的商王後裔做起了一場“復興商朝”的春秋大夢，而他也為這夢想拼盡了全力，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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