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失去國都地位的原因：並不只有經濟

長安（今西安）曾經是許多王朝關註的首善之區。據統計，中國古代統一王朝、割據政權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共建立過217處都城，其中立都時間最長的地方就是長安。宋代以前，先後有十一個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農民起義領袖曾把都城建在這裡，歷時長達1077年，這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長安作為國都，其規模之大，在中國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見的。盛唐時期的長安城更是首屈一指，它的面積比隋唐洛陽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這說明，長安在周秦漢唐時期是最適宜建都的地方。

唐代以後，長安城優勢不再，國都的位置逐漸由西向東轉移

唐代以後，除李自成以外，再也沒有人把都城建在長安，國都的位置逐漸由西向東轉移。五代時，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分別以洛陽和開封為都。其後，兩宋分別以開封、杭州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後徒北京，清朝亦以北京為都。定都乃國之大事，需要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在唐末以後的千余年間，所有王朝都不再選擇長安一帶作為國都，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關中地區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很顯然，唐宋之際是關中歷史的轉折點。

為什麽唐代以後的長安喪失了國都地位？一種觀點認為，長安之所以失去國都地位，主要是由於長安的地理位置不太適中。從中國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況來看，這種觀點是比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確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並不是簡單取決於地理位置。如果我們全面考察一下中國古代的都城，就會發現地理位置適中的都城是很少的。以“七大古都”而言，南京、杭州地處江南，開封偏東，安陽偏北，北京更靠近東北，都不能說是“適中”。另一種觀點認為，長安喪失國都地位，是由於經濟方面的原因。具體來說，是因為唐朝中期以後，經濟重心南移，關中距江南過於懸遠，漕運不便。這種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夠全面。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是客觀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心也必須移到江南去。明清之際，江南經濟的發展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而此時的都城並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至於漕運的問題，則是任何一個統一王朝都不可避免的，不論都城設在哪裡，都需要得到漕糧的接濟，只是漕糧所佔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關中地區本來就是一個經濟區，這個經濟區面積不大。當關中經濟繁榮之時，漕運並不佔有重要地位；當關中經濟區遭到破壞後，漕運才顯得重要起來。所以經濟並不是長安失去國都地位的唯一原因。

戰爭對長安城造成了破壞，使關中地區遭受巨大創傷，這是長安城在唐以後失去國都地位的首要原因

事實上，長安在唐以後失去國都地位，首先是由於長安城的徹底毀滅。據文獻記載，在安史之亂以後的100多年間，宏偉壯麗的長安城雖遭到多次破壞，但尚能得到及時修復。到了唐末，長安城破壞日益嚴重。中和三年（883），農民起義領袖黃巢與唐軍在長安一帶激戰，黃巢離開長安時，曾放火焚燒宮室，而諸道兵入城後，對長安城的破壞尤為嚴重。據《新唐書·黃巢傳》記載：“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廬舍；朱此亂定百余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一《舊唐書·僖宗本紀》亦載：“初，黃巢據京師，九衢三內，宮室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相攻，縱火焚剽，宮室、居市、閭里，十焚六七。”二唐僖宗逃到四川後，令王徽充任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修復長安宮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逾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兩年以後，王重榮、李克用與田令孜大戰於沙苑，令孜敗歸，下令焚燒坊市及宮城，導致“宮闕蕭條，鞠為茂草”，“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其後雖有修復，但不久又遭戰火焚燒。唐昭宗乾寧三年（896），李茂貞自岐攻入長安，殺人放火，於是“宮室廛閭，鞠為灰燼，自中和以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四這些戰爭都在一定程度上對長安城造成了破壞。而八年以後，朱全忠在長安的暴行，則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導致了長安城的毀滅。

唐昭宗天右元年（904）正月，軍閥朱全忠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對長安城進行了徹底破壞。關於朱全忠破壞長安城的情況，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據《舊唐書·昭宗紀》，天右元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余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賊崔胤，如召朱溫傾覆社稷，俾我至此，天乎！天乎！’”伍據《資治通鑒》卷264天右元年正月條記載，朱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禦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徒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繈屬，月余不絕。壬午，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禦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⑥五代人劉從乂也回憶說：“昔唐之季也，四維幅裂，九鼎毛輕。長庚襲月以騰芒，大盜尋戈而移國。帝車薄狩，夜逐流螢；民屋俱焚，林巢歸燕。銀闌綺都之莊麗，頓變丘墟；螺宮雁塔之精嚴，僅余灰燼。”經過這次浩劫，宏偉的長安城被毀滅了。一代名城，化為灰燼，關中地區也遭受了巨大的創傷，到處都是殘破的景象。

五代時期，在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諸王朝更替的過程中，關中一帶又發生了一系列戰爭。如後梁開平二年（908），蜀主王建與岐王李茂貞聯兵五萬攻入關中腹地，與後梁大將劉知俊、王重師大戰於幕谷。開平三年（909），劉知俊叛梁，以同州歸附岐王，進攻華州、長安。梁太祖令楊師厚討伐劉知俊；劉知俊則引岐兵據長安與之對抗。劉鄩、牛存節等圍長安，久攻不克。後楊師厚出奇兵攻破長安西門，迫使劉知俊大敗而歸。後梁均王乾化元年（911），岐王以溫韜為節度使，進攻長安，與後梁同、華、河中之兵大戰於長安附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潞王李從珂反於鳳翔，西京留守王思同率兵討之。後晉開運初，以貪官趙在禮為晉昌軍節度使，關中之人多受其害。後漢乾右元年（948），趙思綰奪取長安，“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繕城隍，葺樓堞”，與後漢軍隊對抗，後漢遣諸將進討。這些戰爭，都曾造成大量傷亡。如趙思綰入城時，有丁口十萬，“及開城，惟余萬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七關中地區在唐末久經戰亂，本來已經殘破不堪，加上五代時期的這些戰亂，就更加殘破了。

關中地區生態環境惡化，樹木植被大量減少，水資源短缺，是長安城衰落的重要因素

關中地區本來是生態環境優美的“天府之國”，據文獻記載，關中平原沃野千里，號稱“陸海”，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國”。⑧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這裡河湖眾多，水源豐富，有涇、渭、霸、滻、豐、高、潏、澇八水。八水之中，渭水為大，自西而東，奔流不息。其他諸水多匯流入渭，縱橫交錯，形成“八水繞長安”的格局，使其成為最適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兩代三百余年間，關中地區的人口大量增加，黃土高原開發過度，森林急劇消失，天然植被大量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土壤肥力下降，導致環境汙染，水旱災害不斷出現，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而唐末以來的戰亂對關中生態環境的影響更為劇烈。經過長期的戰亂，關中地區的自然環境不斷惡化，已不能和從前同日而語。

一方面，樹木植被大量減少。這種情況在唐末就已經相當嚴重。唐人韋莊在《秦婦吟》中寫道：“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砍盡杏園花，修寨誅殘禦溝柳。華軒繡縠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破落園田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另一方面，水資源變得相當短缺。由於亂砍濫伐，森林減少，唐末以來，關中地區的水資源明顯減少。涇、渭、霸等水流量變小，龍首、清明等人工渠道相繼幹涸。居民生活主要依靠井水，但由於城市汙染，長安一帶已變為舄鹵之地，“井水焦鹹，凡闕膳羞烹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

此外，關中地區的耕地質量亦大幅度下降。由於人口銳減，水利失修，不少地方又走上了粗放經營的老路。上述情況表明，五代時期關中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與唐代相去甚遠，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已趨於惡化。

由於這些原因，長安城失去了作為國都的優勢。五代時期是多事之秋，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都城建設。長安城既已毀滅，關中又如此殘破，當然不如定鼎中原，在洛陽或開封建都。正因如此，五代時長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下降為一般性的地方都會。五代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東部地區成為歷代統治者關心的重點。另一方面，關中地區的恢復速度很慢，到宋元時，依然是殘破的景象。宋代西北用兵，關中之民“畜產蕩盡”，十室九空，可見宋時關中尚未復蘇。及至金人佔據關中，長安一帶再度遭受破壞。時人李獻甫在《長安行》中寫道：“長安大道無行人，黃塵不起生荊棘。高山有峰不復險，大河有浪亦已平。”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自然不會選擇在關中建都了。

值得註意的是，唐朝末年以後，長安城不再是國都，但長安一帶畢竟是周秦漢唐諸朝的中心所在，其地理位置仍然是相當重要的。因而無論哪一個王朝，都不能不重視長安一帶的問題。如後梁開平元年（907）四月，京兆府更名為大安府，以長安縣為大安縣，以萬年縣為大年縣。開平三年（909）七月，佑國軍被改為永平軍。後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永平軍被廢，復以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以大安縣為長安縣，大年縣為萬年縣。後晉天福三年（938）十月，西京廢，統治者在京兆府設晉昌軍。後漢乾右元年（948）三月，晉昌軍被改為永興軍。後周時，統治者仍以京兆府永興軍為管理關中地區事務的重要機構；宋元以降，則建置不一：元時長安稱“奉元城”，明清改稱西安，亦為西部重要的軍事重鎮。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