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對促進全球發展融資起到引領帶動作用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從全新角度構建了多邊合作機制，為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金融合作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貿易與投資合作的重要支柱。倡議發起至今，我國與沿線國家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對拓展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務實合作起到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初，已有11家中資銀行在2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近80家一級機構，中資保險機構走出去的步伐日益擴大，中資金融機構布局全面展開並不斷完善。同時，我國與2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與8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並與35個沿線國家金融監管當局簽署了合作文件，金融服務沿線國家企業能力持續提升。人民幣國際支付、投資、交易、儲備功能穩步提高，2019年中國與沿線國家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2.73萬億元，同比增長32%，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超過3000億元。

2020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動中國進一步同世界經濟建立緊密聯系。2020年11月，我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5方成員制定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該協定不僅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也是一個更全面、現代、高質量和互惠的協定。協定的簽署彰顯了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決心，將為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也將為推動我國與利益相關方進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創造更多機遇。

當前，隨著疫情防控和超常規刺激政策逐漸生效，世界經濟呈現溫和復蘇態勢，但各國經濟恢復不平衡、不充分，世界經濟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也將對“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造成新的沖擊，相關金融合作風險不斷上升。

一是金融合作安全風險不斷累積。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正發生深刻調整，大國博弈風險不斷顯現並具有外溢性，國際貿易投資風險向金融合作領域傳導的可能性加大。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不斷出臺限制性經濟金融法規，這增加了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拓展的成本和合規壓力。

二是金融合作市場風險逐步顯現。受疫情和西方國家經濟刺激措施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波動加劇，歐美主要國家開啟“負利率+量化寬松”政策操作，全球流動性過剩導致“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貨幣貶值，引發外資流入減緩、資金供應不足等風險。

三是金融合作債務風險持續加大。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前景尚不明朗，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外債激增導致違約概率增加，我國境外債權潛在風險有所提升。特別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脆弱性暴露，流動性風險上升，償債能力可能受到削弱，國別債務違約風險有所上升。

四是金融合作評價標準尚不完善。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經濟規模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存在差別，相關金融合作標準存在碎片化現象，尚缺乏統一規則標準，在規則對接方面存在短板，將影響金融合作的廣度和質量。

五是金融合作投融資風險評估預警體系亟待完善。面對沿線國家復雜多樣的風險類型，現有風險評估理念、評估架構、評估工具存在一定滯後性，投融資資金結構和長期債務管理水平亦有待優化。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宏觀經濟前瞻性預判，並構建長期、穩定、可持續的債務管理框架，進一步提高投融資決策的科學性。

六是金融合作相關領域人才缺乏。隨著我國與沿線國家資金融通和貨幣結算規模不斷擴大，跨境交易支付清算規則日益復雜，金融合作領域人才隊伍建設亟待進一步加強。

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要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把握發展規律，發揚鬥爭精神，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當前“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挑戰與機遇並存，通過平衡金融創新與監管、拓展金融服務合作邊界、聚焦本源性金融業務主線和為沿線國家提供強力金融支持與服務，已成為助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當前，加快“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強化金融對“一帶一路”建設支撐，增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創新跨境投融資模式，加強金融產品創新與服務對接等措施，既是補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金融短板的內在要求，也是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行穩致遠的核心要素。積極探索並推動金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資源配置作用，可以考慮從以下五方面著手，推進“一帶一路”金融合作高質量發展。

在4月份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可持續融資助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圓桌會上，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對促進全球可持續融資起到了引領帶動作用。

胡曉煉指出，“一帶一路”在可持續融資方面呈現4個特點。

一是發展造血。發展造血指的是在項目的建設上要重點支持有利於東道國造血功能的項目，以發展的可持續保障融資的可持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的融資主要還是支持這些國家的交通、電力、工業等行業的建設。資金投入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可以帶來經濟效益，這才是融資可以持續的基礎。

二是把握適度。根據東道國的規模、發展階段、未來潛力等方面來進行融資，不超越他們承受的財力和能力，融資的規模和節奏要適度。

三是來源多樣。這是要求資金來源多樣化和融資方式的多樣化。共建“一帶一路”巨大的資金需求單靠任何一個渠道的投入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廣泛地動員多方面的資金開展合作，共同投入，共擔風險，共享收益。不同的建設項目資金的需求是千差萬別的，必須要綜合地發揮信貸、融資、債券、貿易金融等多種融資方式，根據項目實際的特點來靈活設計融資方案。

四是投融共贏。資金的融入方要通過項目的建設獲取經濟社會的收益，而資金的融出方也要獲得資金安全的保障。這兩者不能是非此即彼自選其一的關系。

胡曉煉表示，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獲得越來越多的關註和共鳴，一些發達國家也更加重視相關項目的投入。日本在2015年提出了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系計劃，擴大對海外基建的資金支持；法國自2017年起大力地推動非洲戰略，並尋求成為非洲的長期、可靠的經濟夥伴；美國也在2019年提出了針對非洲和美洲的“繁榮非洲”和“美洲增長”兩個倡議，增加對這兩個地區的投融資的力度。

胡曉煉認為，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到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它對全球發展融資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去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陷入了困境，債務壓力加大。為應對疫情沖擊和恢復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參加了G20對最不發達國家的緩債倡議。在第一輪的緩債中，我國對23個國家的官方債務進行了緩債，緩債金額超過了13億美元，是G20國家中緩債金額最多的國家。目前G20相關方面正在開展第二輪的緩債工作。

在談到債務問題的處理時，胡曉煉表示，需要兼顧債務、債權雙方的利益和關切，可持續融資不是無償援助，不是社會福利性的資金幫扶。從資金有效使用的激勵機制的約束來看，無償資金的使用效率一般是不夠高的，而東道國承受的成本相對較低的融資既可以吸收惠及更多的資金供給，也有利於激勵資金使用能夠有更高的效益。近十年來融資方式在國際發展援助中的占比不斷地提高。

胡曉煉認為，當前緩債是在特殊環境下特殊的時期幫助債務國平滑償債壓力，對債務償還做出的適當的調整，它不是減債，也不是免債。

“一帶一路”金融國際合作機制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沒有可借鑒的經驗和理論，唯有理念創新、務實包容、久久為功，方能支撐“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一是牢固樹立金融經濟命運共同體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要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金融國際合作機制建設最重要的理念創新就是“金融經濟命運共同體”。從建立“金融經濟命運共同體”理念出發，通過金融國際合作強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增強“命運共同體”自覺，為解決全球與地區發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是創新運用差序包容理念。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親疏遠近的人際格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於經濟、政治、文化及相互關系存在差異，也形成了明顯的國際間的“差序格局”。國際間“差序格局”的存在意味著金融國際合作不可能完全均等化，正視差異存在並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促進合作從零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從雙邊到多邊持續發展，才能最終實現合作共贏的目標。

三是努力實現1+1+X>（2+X）合作建設理念。只有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雙邊合作實現1+1>2、多邊合作實現1+1+X>（2+X），才能最終實現多邊合作共贏和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目標。“一帶一路”金融國際合作，不僅歡迎第三方參與（即1+1+1），更歡迎第三方聯盟參與（即1+1+X），這既是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的客觀需要，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原則。

四是促進多邊開放合作共贏理念。唯有開放方能建設“一帶一路”，唯有大開放方能建設“一帶一路”國際金融合作機制。由於金融系統的風險性，一國的金融開放往往遲於其經濟貿易開放，但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要求金融開放必須先行。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要加大金融開放力度，為資金互聯互通創造良好的環境。

根據 一帶一路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