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海外併購比重在上升

在2018中國制造論壇上，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科瑞集團董事局主席鄭躍文表示，前年開始，中國國內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以及速度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資比重迅速上升，主要上升的不是說大家要轉移資金，60%以上的資金都是在國際併購。

“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科技發展的基礎，更是就業的基礎，制造業離開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長期以來穩定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

鄭躍文表示，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制造大國，現在由於成本的上升，對環境方方面面的要求，制造業也開始出現一些問題，有一些低回報率的產業逐步轉移，特別是廣東最早以制造業發展為基礎的地區，現在轉移的壓力更大，轉型升級的要求也更高。

鄭躍文指出，前年開始，中國國內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以及速度下降，但是海外的投資比重迅速上升，主要上升的不是說大家要轉移資金，60%以上的資金都是在國際併購。併購過程中，我們需要他們的技術，需要他們的市場和資源。因為中國企業不走出去，合作是比較難的，實現小康生活，沒有國際資源是不可能的。

“美國的技術，在全球2.5萬個高端技術中，美國有一大半前沿技術，而且美國的基礎科技研發也有很大優勢。所以在這點上，中國的制造業在今後全球競爭過程中，全球化的眼光一定要有。”鄭躍文稱。

因此，在鄭躍文看來，“走出去”有資本的合作、技術的合作，還需要資源的合作、市場合作、品牌合作，企業家各顯神通，只要自己需要，都值得研究。

鄭躍文認為，中小企業制造業最大的難度是融資，發展創新力的企業，資本市場可以通過很好的渠道為制造業企業解決問題。銀行不是嫌貧愛富，它是一個高負債的金融機構，它不是財政，不會簡單的把錢借給不夠條件的企業，但是資本市場可以幫助企業完善自身的條件。

“這么多優秀的企業、好的企業，都在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如何搞活，如何激活股市，做好債市，所有的上市公司應該用好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應該服務好制造業企業。”鄭躍文說。

鄭躍文還表示，中小企業如果要想在世界立足，就必須有工匠精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最關鍵的是專業。世界上家族式企業，能千年百年以上的家族性企業，都是工匠精神。此外，還需要利用大數據把物和網聯起來，再加上智能化，以後的產品不跟物、網、智能聯上，產品可能就會被淘汰。科技引領著全球下一輪的發展。

所謂政治風險，一般指因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而對經營環境中的企業造成的影響。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是正面影響，也可能是負面影響，人們在談及政治風險時通常限定為後者。由於政治風險難以識別，影響力大，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幹預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企業的價值，所以是所有風險中最具威脅性的。傳統理論將跨國經營的政治風險分為戰亂風險、財產征用沒收風險、外彙管制風險以及為政治目的服務的一些限制性經濟政策，如外彙管制、進口限制、產品出口要求等。但隨著冷戰過後國際政局的動蕩和變化，政治風險的表現形式有了新的發展。

在理論上，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所遭遇的主要政治風險可以分類區分，但現實中卻並非涇渭分明，常常是幾種風險複雜地、交集在一起出現。形成政治風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宏觀環境因素，也有東道國國情的影響，還有我國政府和“走出去”企業自身的不足之處。基於國際、東道國因素的不可控性，筆者認為，從自身做出調整，是解決風險問題的基本思路。

第一，加強宣傳工作力度。很多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風險意識淡薄，風險管理能力也不足。因而，建議政府通過各種媒介、採用多種方式對跨國投資政治風險的相關情況進行報道、宣講，使企業明白政治風險的特點、形式、必然性和可控性，增強企業防范政治風險的意識和信心。

第二，搭建信息服務平台。建議政府借助我國駐外機構、境外企業、銀行等各界的力量，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民族宗教矛盾等政治信息進行收集、整理、評估、發佈;通過搭建政治風險信息網絡服務平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及時、准確、專業、權威的信息。

第三，完善風險保障機制。目前，以保險手段支持企業跨國投資的制度在我國正在逐步形成，但起步晚，支持力度不大。

第四，提供經濟外交支撐。我國的外交資源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還做得不夠，外交部、駐外使領館和人員對東道國情況熟悉、在東道國有影響力的獨特優勢還沒有發揮好。建議我國今後加大大使館、加大外交部、商務部等主要涉外工作部門的經濟外交力度，充分發揮磋商機制作用，推動投資保護、司法協助、領事保護、社會保險等政府間雙邊、多邊協定的簽訂，營造良好的對外投資保護環境。

第五，培育國外投資園區。單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很難獨自成功地規避跨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但如果在政府的組織、引導下，成立境外投資園區，將本國海外企業集中起來發展，就能形成合力，就能有效地防范風險。

第六，加強監督與管理。隨著我國跨國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建議我國盡快研究制定境外企業監管條例，依法加強對跨國投資企業實施監督與管理。不僅國有企業，民營和其他性質的企業都要納入監管范圍。加強監管既是履行政府職責的需要，也是通過控制、指導、提醒，使企業免遭政治風險的需要。

第一，樹立“雙贏”、“多贏”的理念。跨國投資的中國企業要形成既自身得到發展，也促進東道國就業、技術進步、財政增收的利益共享理念。單邊發展的思路只會引發東道國政府與民眾的不滿，最終釀成政治風險。

第二，做好投資前的鋪墊。在政府信息的基礎上，通過專業收購調查公司考察、分析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評估投資的政治風險，重點分析那些難以預測並可能使經營環境突然改變的各種主要政治力量;進行廣泛宣傳，使東道國了解本企業，尤其是國企要讓別人明白自身的市場化程度和所在行業的開放度;在投資國承擔一定的公益事業;與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多交流接觸;等等。

昨晚，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基於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的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華採取限制措施，擬對從我國進口的部分商品加征關稅，涉及到的商品在2017年的進口額達到600億美元左右，同時限制我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今天上午，商務部發佈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擬對自美進口的部分產品加征關稅，涉及的商品清單包含了7類128個稅項產品，在2017年從美國進口額達到30億美元。可以說，中美貿易戰已經正式打響，雖然具體細則仍未出台，但預計將成為中美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目前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已經首先波及到了全球金融市場。歐美股市大幅收跌，美國三大股指跌幅均超2.4%;亞太股市也全線下跌，滬指創1個月最大跌幅。中美貿易戰也迅速成為國內各界普遍關注的焦點，甚至有觀點認為中美將開啟新冷戰。

目前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還相對有限，以當前規模估計，對中國今年GDP增速的影響低於0.1個百分點。首先，目前特朗普只是簽署了備忘錄，15天後將公佈被加征關稅的具體商品清單和實施措施，隨後將有30天的公示時間，因此未來仍有一段時間的討價還價期。其次，600億美元的數字是指可能被加收關稅的商品總額，而不是征收600億美元關稅，即使按照25%的高稅率征收，也只會給美國帶來150億美元左右收入。目前我國商務部的反擊也是比較克制的，計劃加征關稅的商品在2017年從美國的進口額為30億美元，佔美國對華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2%。第三，特朗普的高關稅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限。據我們估計，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拉動中國GDP的增長0.64個百分點左右，而600億美元佔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15%，因此即使這些產品不出口，也只會拉低GDP增速0.1個百分點。並且，考慮到全球其他市場正普遍複蘇，今年出口增速也不會大幅下降。因此綜合來看，目前市場的反應是過度的。

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既體現了中國崛起背景下中美經濟核心競爭力不可避免的正面對抗，更重要的也是特朗普爭取政治資本尋求連任的重要策略。一方面，伴隨著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特別是近幾年結構轉型升級加快，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逐步向著制造業上遊前進，出口產品中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已經從加入WTO時期的50%上升到了當前的三分之二左右。可以說，中美在經濟領域的關係從合作互補正逐步轉向部分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在此背景下，美國公開指責我國盜取美國高新技術，認為我國在推行不公平獲取美國知識產權的戰略，這次加征關稅所涉及到的也主要是《中國制造2025》中確定的關鍵戰略領域產品，這都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崛起的擔憂。

另一方面，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除美國稅改外，其他經濟政策出台或落實非常緩慢。今年美國國會將進行中期選舉，對特朗普連任至關重要。2017年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達到曆史新高，特朗普亟須通過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等兌現競選承諾。對中國部分高新技術產品征稅，也是為了獲得相關產業所佔選區的支持。因此，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的目的還是為了給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與美國合作，降低美國貿易赤字，以獲得國內選票。

中美雙邊貿易結構決定了中國並不懼怕和美國打貿易戰，貿易戰對美國的傷害更大。第一，自中國加入WTO以來，極大的推動了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的一體化整合。今天中國出口的產品中有很大比例包含了其他國家的附加值。據估計，如果用增加值而不是產值計算，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將減半。比如，在美國售價999美元的iPhoneX64G手機，制造成本為378.25美元，雖然在中國最終組裝和出口，但明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附加值僅為14美元，大部分附加值來自韓國、台灣、日本和歐洲等地。因此，特朗普針對中國制造業出口產品征稅，韓國和日本等中間品供應國損失可能更大，對中國的影響遠低於賬面上的數字。這也是今天日韓股市大跌的原因。此外，由於大量制造業產品都在中國最終組裝，導致美國市場高度依賴中國出口的消費品，當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多數消費品佔美國進口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但佔中國出口的比重並不高。

第二，與美國主要進口我國制造業產品不同的是，我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除了制造設備、高端汽車和飛機等制造業產品外，主要就是農產品(000061,診股)和服務。我國對美國服務貿易是逆差的，比如影視文化進口和赴美旅遊等。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制造業產品往往是很難替代的，相關美國企業也與中國關係密切，因此美國的農產品和服務將是中國進行貿易戰的主要對象。農產品和服務不同於制造業產品，產值中基本沒有多少國外附加值，如果對其征收關稅或限制進口，對美國本土的沖擊會非常大。比如，美國大豆對中國出口佔總出口比重超過50%，而美國出口的大豆99%以上都在美國本土生產。並且，不同於制造業市場化程度更高，農產品和服務市場在各國往往都是高度保護的，因此對農產品和服務進行貿易保護的政策選項很多，不僅關稅一項。

中美貿易戰從長期來看是難以避免的，對此不宜反應多激，有的人建議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激烈回擊，甚至上升到國家尊嚴和政治沖突，只會把問題擴大化。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升級到不可控的地步，全面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中美之間在經濟總量和產業鏈位置的差距在快速收窄，在人工智能、通信技術、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等多個領域將展開正面競爭，國際貿易體系必然會有所調整，貿易沖突也難以回避。但是，當前世界全球化程度仍在不斷提高，全球產業鏈分工下各國之間高度依賴，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中美貿易摩擦不會持續升級，經濟和貿易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對話解決。

我們預計中國將提高美國出口的農產品、服務和傳統制造業產品的關稅，同時就雙邊貿易平衡問題與美國進行貿易磋商。中國政府已經開始研究限制高粱和大豆等產品進口的可能性，預計對美貿易戰涉及到的領域會擴大到農產品、初級金屬制品、金融業和旅遊業等多個行業。如果美國繼續加碼，汽車和飛機等產品也有可能成為中國反擊的重點。但是貿易談判仍然是中美雙方解決貿易爭端的主要途徑，談判的結果可能是美國對部分高科技產品領域放開技術封鎖，同時中國擴大對美國能源的進口，預計美國對中國能源出口佔總能源出口的比重將從當前的5%提高到10%。

中國還會聯合多個國家共同制定應對措施。中國將以美國主動發起貿易戰為契機，利用WTO國際貿易協調機制，爭取多方面支持，更加積極的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和調整。特朗普奉行的美國優先戰略與西方國家一貫主張的自由貿易原則相違背，也不可能獲得傳統盟友的支持。

此外，中國不會採用人民幣貶值或拋售美債的方式進行貿易戰。小規模的美債拋售對美國影響不大，而大規模的美債拋售或人民幣主動貶值並不利於資本賬戶平衡，也會引發資本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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