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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第一生不逢時之人,被稱為“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

我們還記得曹操說過這麽句話吧,“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之子若豚犬耳。”這話罵的夠狠的,貶,字字見血。人家常說“虎父無犬子”,這話放在孫堅的身上確實是合適,但是放在劉表的身上呢?

對於劉表,我們沒有給予他過多的同情,更別說是青睞了。在我們的印象中,他簡直就是個草包,仿佛不值得提。那麽,真是如此嗎?我們來看看歷史學家何茲全先生的評價,他說如果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那麽劉表就是“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了。真是與曹操相反,可是這是三國,是群雄逐鹿的時代,因此曹操顯得是如魚得水,而他卻只能在旁當看客,仿佛是時代的棄兒,天下跟他沒有半分關係似的。

三國第一生不逢時之人,被稱為“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

劉表(142年-208年),字景升_圖

說起這個劉表,出身與劉備樣,都是漢室宗親。《三國志》說他“身長八尺餘,姿貌甚偉”,米八開外的樣子,也算是表人才了。在漢末三國那個看顏值的年代,足可以占得席之地。容貌漂亮也就算了,關鍵是“少知名,號八俊”。什麽意思呢?我們看看裴松之的注: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鬱、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友,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雲: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範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為八友。”

關於“八俊”有兩個版本,反正不管哪個版本裏都有劉表,可見他的才能不般,可謂是少年得意了。

如果按這個節奏發展下去,怎麽著也會成為個名士。劉表年輕時是太學生,也有過“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時候。他參加了當時的太學生運動,這個“八俊”正是這麽來的。可惜的是,在第二次黨錮之禍的時候,清流派遭到打擊。作為其中的員,劉表從此走上了逃亡之路。

三國第一生不逢時之人,被稱為“治世之賢臣,亂世之庸人”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穎_圖

光和七年(184),黨錮之禁解除,這些清流派也自然被啟用了。就這樣,劉表被大將軍何進征辟為掾屬,出任北軍中侯。仿佛命運又次眷顧他,初平元年(190年),荊州刺史王叡為孫堅所殺,正好這時董卓入京,廢了少帝,立劉協為皇帝。於是朝廷“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這個刺史在漢武帝時就設立了,本來是朝廷外派去監察地方官的,屬於監察系統,品階較低,是沒有治權的。刺史雖然官階小,但架不住權力大,於是後來便成了尾大不掉之勢,成為了真正的地方長官。劉表此時正好擔任的就是這個職位,這可是“天高皇帝遠”,真的是方諸侯了。

但生逢亂世,哪能這麽輕易就上任呢?裴松之注說:

“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頓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孫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

也真夠倒楣的,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朝廷把荊州這塊燙手山芋交到劉表的手上。而他這年正好48歲,正是春秋鼎盛之年,經歷的起伏、波瀾自然也就多了。他單騎入城,說服了荊州大族蒯氏和蔡氏,獲得了他們的支持,這才在荊州站穩了腳跟。

在荊州站穩腳跟以後,劉表和別的諸侯還真不樣,別人是希望開疆拓土,而他則只求保境安民。他沒有秣馬厲兵,擴充實力,而是興辦學校。這是為什麽呢?我們看看他的教育背景就知道了,他本是太學生,且他的師父就是當時的經學名家王暢。所以他從小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是個地地道道的的儒生。儒家最為重視的就是教育、教化作用,主張協和萬邦,不提倡無罪而征討別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是儒家貫的主張,劉表也正是貫徹了這點。

劉表的荊州在當時來說有點像今天的瑞士,是個“中立國”,不參與任何戰爭。也正是這樣,荊州相對於別的地方來說較為安定,吸引了大批士民歸附他,其中就有我們所熟知的諸葛亮。時之間,荊州也成了斯文薈萃、人文淵藪了,些博學鴻儒聞風來附,形成了所謂的荊州之學。沒想到在這亂世之中,竟然還有個地方能安下張平靜的書桌。就從這點來說,劉表功莫大焉,起碼以己之力大庇天下寒士,為斯文延續了血脈。

唐長孺先生生《漢末學術中心的南移與荊州學派》中說:“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逸出郡國學的範疇,不妨說是洛陽太學的南遷。”這麽說,是否有些誇大呢?我們看看史書就知道了。

由於荊州的政治較為清平,所以引得大批學者源源不斷地從關西、兗州、豫州等地來投靠,光這些學者就有上千人之多。而劉表對他們都能加以安撫賑贍,學者們受到資助,亦能得到保護,因此都能醉心於學術。劉表還設立學官,博求儒士,又命綦毋闿、宋忠等學者撰寫《五經章句》,並稱之為後定。這時的斯文之盛正如《荊州文學記官志》所記載的那樣,“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新作文學,延朋徒焉······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背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

劉表辦得這都是利國利民、功在千秋的好事。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當然也有點不合時宜,正如曹操的謀士郭攸評價他是“坐談客耳”。的確實這樣,文化建設當然得搞,這是遠見,但光搞這些遠遠不夠,還要加強自己的實力,能夠在虎狼環伺的群雄時代立得住腳才是當務之急。曹操就比他務實得多,人家不也搞了個“建安文學”嘛,可是人家也沒忘了打仗啊!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孰先孰後、誰輕誰重,還真是應該掂量掂量的。

另外,儒家講求“修齊治平”,他連自己的家都沒管好,以致於出現兄弟鬩於墻的慘劇。憑己之喜好,聽信讒言,廢長立幼,犯了國本之大忌,這也為他的傾覆埋下了禍根。曹操為何會說“劉景升之子若豚犬耳”,不就是因為他的兒子只會爭權奪利,白白讓他人漁利,斷送了祖宗基業嘛!

或許劉表真的是生錯了時代,他才是三國時代真正生不逢時的第人。或許賈詡說得對,“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張靖龍先生也說:“戰爭解決問題的年代,文化擴張戰略只能被人當作以西伯自居的笑柄。”

的確實這樣,劉表是生不逢時。如果生在了太平年代,就是清流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這個亂世,他就只能以個“草包”的形象出現於歷史舞。然而,我們還是應該對他保持寬容,懷有點同情心。因為三國這個時代是個多元化、異彩紛呈的時代,不光有戰爭、權謀、愛情······還應該有文化追求。這樣才是個完整的三國,才是個大時代!

來源: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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