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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響力: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文化影響力: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人的生存,不只需要物質力量,也需要精神力量。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

文化產業,不僅具有經濟屬性,更具有文化屬性、文化功能。當這種文化功能表現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時,它就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征和重要內容。在現代國際文化體系中,文化產品和文化產業的市場准入制度,就是這一文化主權功能的集中體現。維護文化主權,就是維護國家利益,而這種利益就是在文化上確認“我是誰”的根本文化認同。正因為文化產業具有文化創新、文化傳承、文化認同和文化表達的功能,所以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制度必然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除了物質力量、國防力量之外,另一個能夠改變國家間力量對比關係的就是文化。一個國家不僅要有足夠的物質力量、軍事實力保衛其疆土安全,而且還要有足夠的精神力量、文化實力保障其文化精神領土的神聖性。

當前,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文化力量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文化,尤其是通過文化產品形態輸入的文化,擁有一種改變人們精神世界和文化行為、進而改變現存的文化關係和文化秩序的能力。這就使得文化產業及其文化產品具有一種戰略意義。對一個大國而言,它不僅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而且還要把文化產品的進口,控制在一個與國家文化戰略力量相平衡的范圍內。

提供價值系統和內容系統是文化產業的核心。雖然文化產業也創造巨大的貨幣價值,是現代經濟發展與經濟競爭的重要領域。但是,通過文化產業的全球性擴張,在獲得巨大的貨幣財富的同時,推行和輸出價值觀體系卻始終是世界文化產業大國的國家文化戰略。對文化產業市場准入的限制和對市場准入制度的挑戰,都不只是經濟行為,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行為,是以市場經濟的名義實施文化外交與文化擴張的國家行為。因此,一個國家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擁有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除了它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實現方式就是他的文化產業實現國際文化貿易順差的程度。一個擁有巨大的國際文化貿易順差的國家,一定是擁有在國際事務中最大話語權的國家,也是具有國家文化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家。一個國際文化貿易嚴重逆差的國家,不可能擁有巨大的國家文化力量。所以我們看到,《決定》當中,一方面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一方面在引進國外文化資源時,特別強調“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在談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時,習近平強調說,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既要重視傳統安全,又要重視非傳統安全。對此,專門研究文化安全的侯惠勤向記者介紹說,隨著時代變遷,國家文化安全包含了傳統與非傳統兩大部分。

“在國家文化安全方面,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是互相交叉的關係。比如說,過去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是傳統的文化安全,比較典型的如美國在冷戰時期,直接針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抨擊,傳統的文化安全表現在其政治性。”侯惠勤進一步解釋說,非傳統安全具有隱蔽性、間接性,比如說針對文化消費、生活方式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這個方面來說,非傳統的文化安全因素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增加、擴大,正是基於客觀環境的日趨複雜,習近平講話指出了當前我國國家安全的“三個曆史性巨變”——內涵和外延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

侯惠勤介紹說,過去講國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內容包括四個方面,語言文字、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生活方式以及風俗民俗。“現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文化安全觀,首先應該是政治文化,實際上是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建設;第二是產業文化的安全,主要關係到經濟發展對制度建設的促進作用,產業文化發展不能消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第三是消費文化的安全,關係到社會主義的良好風俗和風尚的形成、文化習慣的形成,還包括很好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培養;最後一個是學術文化的安全。”侯惠勤說,“我覺得現在總體國家安全中的文化安全觀應該包含這四大內容,要突破原來傳統的、狹小的概念。”

國家利益決定國家政策。然而決定國家政策的並非客觀的國家利益,而是決策者主觀認識到的國家利益。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由於生產生活方式、國家實力和國際環境的差異,文化不僅影響著人們對國家利益的認識,同時也制約著對國家利益、國家實力的理解,並體現在戰略制定、武器裝備、軍隊組織訓練和戰術技法等方面,直接關係到戰略決策的成敗。

在農業時代,人口和耕地是構成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國家利益就是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就是領土利益,戰爭的主要目的是奪取土地、城市、財富和人口,鞏固和擴大生存空間。工業革命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堅船利炮向海外擴張。殖民地、黃金、礦產、自然資源和國際地位成為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軍隊、人口、經濟、領土和自然資源被視為國家實力的指標。18世紀以後,工業、鐵路、制海權、制空權也成為重要的戰略力量。兩次世界大戰,軍事與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戰線的相互配合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武器裝備、工業生產能力成為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戰之後,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解放,帝國主義由軍事領轉向文化控制。作為現代帝國主義的發展,文化帝國主義既巧妙又策略,它的目的不再是征服別國領土,而是利用技術和資本優勢,特別是通過大眾傳媒銷售文化產品,宣揚西方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觀念,進行“文化滲透”或“文化擴張”,影響和控制非西方社會文化心理,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主權形成嚴重挑戰。這樣,國家安全就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安全”,而拓展為廣泛意義上的“文化安全”。文化影響力成為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戰略雖然經過遏制、大規模報複、靈活反應、現實威懾等幾個階段,但“瓦解蘇聯”的戰略目標則堅定不移,在堅持軍事遏制的同時,通過緩和關係、軍備競賽、經濟援助、政治幹預等手段,削弱蘇聯對東歐的控制,拖垮蘇聯經濟,動搖蘇聯領導人的信心。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基金會,資助“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世界形勢論壇”“自由歐洲電台”等機構,建立一支表面上看似“非官方”、“超黨派”的文化部隊,宣揚美國文化價值觀,從內部進行長期瓦解,最終造成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取得“和平演變”的勝利。

冷戰結束,一些西方理論家大肆宣揚所謂“曆史的終結”和“文化全球化”。實際上,所謂“文化全球化”,不過是“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全球化”或“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其極端形態就是世界文化的“美國化”。隨著衛星通信、跨國廣播電視、計算機網絡技術迅速發展,人類社會生活的“文化”程度不斷加深。在信息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沖突和交融,從未像現在這樣廣泛而深刻。在獨聯體和中亞國家的一系列“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運動中,文化已然成為某些國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物美價廉的戰爭利器。

由於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信息力、結構力、知識力成為戰鬥力的基本要素。信息化戰爭是交戰雙方軍民整體的精神較量。在信息化戰爭條件下,戰略目的與戰役目的高度統一,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一體化。制空權、制海權更加依賴制信息權。奪取制信息權的行動由作戰支援、低維空間、戰時、軍事領域向獨立戰役、高維空間、平時、非軍事領域發展,貫穿和平、競爭、沖突、危機、戰爭、再到和平的各個階段,成為軍民一體的國家行為。外交結盟、媒體操控、經濟制裁、金融打擊、信息孤立和網絡攻擊等非暴力脅迫手段日漸增多。

作為全方位、全時空、多領域、多層次的戰略行動,文化心理戰成為信息化戰爭重要的對抗領域。它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以綜合國力為基礎,以信息為武器,以媒介為載體,使用宣傳、恐嚇、誘騙、脅迫等手段,統一組織行動,影響戰略領導層的心理,控制軍民的意識,引導國際輿論,瓦解、摧毀、影響和改變敵方軍民的信念和意志,為政治顛覆、經濟侵略、軍事滲透奠定基礎。在戰略原則指導下,專業作戰部隊借助多種載體,靈活運用戰略威懾、欺騙、勸說、暗示、摧毀等手段,進行攻擊和防禦,擾亂和迷惑敵人心理,達到不戰或小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從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美軍憑借技術優勢,融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和宗教等領域的心理戰為一體,攻擊敵國戰略目標、基礎設施和軍民心理,獲得軍事優勢,但卻不能完全實現政治目標,原因既在於戰爭目標並不是為了這些國家本身和地區和平,也因為美軍不能很好地適應當地不同的文化環境,難以理解有關各方政黨關係、宗教派別、動機意圖、作戰思想和文化背景,不能取得當地人民的充分信任。與武器和技術相比,這些因素同樣非常重要。

回顧古今中外軍事鬥爭曆史,總結大國興衰成敗經驗教訓,隨著對國家利益、綜合國力和戰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國防、戰略這些概念早已突破狹義的軍事范疇,與廣義“文化”在內涵和外延上越來越趨向重合,成為重要的治國之道。

當今時代,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整體性、綜合性,要求國防和軍隊建設具有系統性和總體性,強調綜合國力的競爭。所謂綜合國力,指一個主權國家全部的國力體系,是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種實力的總和以及它們形成的合力,包括人力、物力、財力、軍力、科技與生產能力、社會保障與服務能力以及組織動員能力等,大致可以劃分為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現實力量和潛在力量等,這是一切戰略決策和軍事活動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發揚我黨重視戰略研究的優良傳統,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強軍夢的理想凝聚黨心軍心民心,從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積極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發展理念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心聚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積極改善人民生活,創新社會治理,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形成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習主席指出:“古往今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響,不是靠窮兵黷武,不是靠對外擴張,而是靠中華文化的強大感召力和吸引力。”習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關於文化、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為文化國防戰略研究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方法指南。我們要自覺樹立“大文化”“大國防”“大戰略”的觀念,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特別是黨的創新理論,立足國家發展和強軍實踐,以當代中國文化建設與國家安全、國防建設的關係為核心,從社會基礎、文化特征、經濟發展、政治文明、國民教育、國際環境、大眾傳媒、輿論環境、中外戰略文化等多個角度,研究不同層面文化——政治、經濟、外交、宗教、宣傳等對國家安全、國防建設和軍事鬥爭發生作用的基本形式、機制特點和過程,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協同規律,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權,抵禦西方文化霸權,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在信息時代,在一個改革開放的環境中,我們面臨的形勢和挑戰前所未有,遠比冷戰時期更為複雜。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不移地推進戰略目標,現實而靈活地運用戰略戰術,密切協調相關工作使之形成合力。對於文化國防戰略這樣一個新領域,我們既要進行充分深入的理論研究,又要密切聯系興國強軍的偉大實踐,理性認識自身,堅持“四個自信”,准確理解他國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求同存異,增進相互理解,減少戰略誤判,推動世界和平發展。

根據新華社、中國國防報、人民論壇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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