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華僑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擔當者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中亞、東盟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合作發揮積極作用,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積極牽線搭橋,促進中國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互相促進、互利共贏。”談起這次華商北京論壇的主題之一“一帶一路”,陳經緯語帶興奮地說到,對於廣大海內外華商來說,國家倡導“一帶一路”建設是發展自身事業與服務國家發展規劃的雙重機遇。

在東南亞多國,華商是國家或當地重要經濟支柱。據統計,在東南亞上市企業中,華人公司占70%左右。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海外華人華僑憑借雄厚的經濟科技實力、成熟的生產營銷網絡、廣泛的政商界人脈以及溝通中外的獨特優勢,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擔當者,可以大顯身手。而“一帶一路”沿線的華人華僑,既熟悉住在國的政策法規、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又與祖國鄉親同種同源、心本相通,吸引和鼓勵華人華僑華商積極參與和主動發揮獨特作用,對幫助企業“走出去”、溝通聯絡沿線各國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建設“一帶一路”的一條捷徑。

在陳經緯看來,海外華人華僑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擔當者,是連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天然橋梁和紐帶”,是構建海內外各類商協會、社團及智庫的中堅力量,通過聚集合作成為重要民間組織,服務和團結海外華商。“而華僑華人後裔年輕一代和港澳青年則是未來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的新生力量,在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方面有著更好的基礎和更多優勢。因此,要充分利用這種獨特資源,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這股潛力,支持這股潛力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參與者、建設者和促進者,為促進中國與住在國合作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實現雙贏、多贏、共贏。”講到此,陳經緯揮一揮手,似在召喚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早在二戰前殖民地時期出現，但數量屈指可數。著名的華僑大企業，曾被稱為南洋“四大天王”的黃仲涵、陸佑、陳嘉庚、胡文虎家族企業，就是20世紀30年代以前形成的華人企業集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人企業集團的形成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舊華僑財團，即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初步形成，但資本與規模都還有限的華僑企業發展而來。另一類型是新興企業，即在第二次大戰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而興起的華人企業集團，這種類型在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中占絕大多數。

戰後初期，東南亞各國政府發展經濟的基本政策，就是要脫離過去的單一種植經濟狀態，建立自己的工業部門。而在東南亞國家發展經濟的起步時期，土著民族資本力量遠沒有形成，政府資本尚在創始階段，外國資本又屬限制之列。這樣的曆史條件就為擁有資本和市場網絡，並有豐富經商經驗的華人資本提供了伸展空間。

在20世紀50至60年代，東南亞國家實施以滿足國內需求為目的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保護和扶植國內的進口替代工業品生產，這一政策促進了華人由傳統的商業領域轉向創辦工業企業，以生產替代進口的消費品逐步占領國內市場。許多華人企業集團正是在這一時期起步的。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東南亞國家又相繼發展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的面向出口工業，以開拓國際市場為中心帶動國內經濟發展。許多華人企業從經銷外國商品的進口商起家，隨後通過與擁有資金和技術的外資企業合資合營，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形成了一批面向出口的新興華人企業集團。

進人20世紀80年代以後，東南亞國家著重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化，政府為大型基礎工業項目和重化工業項目提供許多優惠條件，許多有經濟實力的華人企業集團承擔這些大型項目，一批華人大型工業集團也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進入80年代後半期以後，東南亞國家推動現有產業結構升級，重點發展加工工業，增加工業制成品的生產和出口。與此同時，政府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方針，推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政策，並將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等。這些政策措施給華人企業集團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台，使其數量增加，規模擴大，實力進一步增強。

在經曆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後，東南亞國家經濟開始從衰退走向複蘇。作為國內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也逐漸擺脫經營困境，資產重組與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

伴隨著國內經濟的複蘇，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的一些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上升，虧損減少，甚至轉虧為盈。據統計，1999年度，印尼最大的食品制造廠商印多食品公司營業額達14.84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已接近金融危機前的水平，盈利達1.794億美元，增長3倍。巴裏多太平洋木材公司印尼最大的木材加工企業，去年度營業額為2.411億美元，增長27.79%，稅前盈利為1.14億美元;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甲洞公司去年度的營業額為6.14億美元，增長38.08%，稅前盈利0.95億美元，增長33.46%。亞地種植發展公司的營業額為0.925億美元，增長12.12%，稅前盈利0.434億美元，增長61.17%，寶森公司的營業額為1.441億美元，增長100.7%，稅前盈利860萬美元，增長123.78%;菲律賓的鞋莊控股公司的營業額為1.371億美元，增長23.46%，稅前盈利0.92億美元，增長22.49%。巔峰控股公司的營業額為5.62億美元，增長21.81%，稅前盈利1.03億美元，增長82.2%;新加坡的MMI控股公司的營業額為0.972億美元，增長45.75%，稅前盈利0.1122億美元，增長114.33%。Datapulse科技公司的營業額為0.2億美元，增長12.24%，稅前盈利0.056億美元，增長123.32%;泰國的亞洲電訊公司的營業額為4.15億美元，增長6.71%，稅前盈利2.61億美元，而上年度虧損9100萬美元。意大泰公司的營業額為9.02億美元，增長34.24%，稅前盈利8300億美元，而上年度虧損200萬美元。12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爆發後，東南亞國家普遍放寬政府管制，實施市場開放，進行經濟改革，尤其是取消貿易壟斷，減少投資限制，以及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它為當地華人企業集團的重組與發展提供了較為有利的環境。例如，1998年6月馬來西亞政府批准了171項私有化計劃，當地華人企業集團參與其中51項;在政府原則上批准的114項私有化計劃中，華人企業集團參與其中33項。

不過，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的重組與調整仍面臨著許多障礙和問題。例如，金融危機後，一些華人企業集團仍未完全擺脫困境，債務負擔較為沉重，經營業績繼續下滑;有些華資銀行金融機構自有資本不足，不良資產比率過高，抵禦金融風險能力較差;華人企業集團的公司治理尚屬起步，經營規模與領域有待深入重組，濃厚的家族經營色彩妨礙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華人企業集團雖已注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但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研究開發人才缺乏，新經濟概念則是泡沫多於實質。另一方面，由於各國普遍開放市場，外資准入條件降低，華人企業集團將面對更為激烈競爭的經營環境。

綜上所述，東南亞金融危機對當地華人企業集團的沖擊是巨大的，它中斷了華人企業集團迅速發展的態勢。但是，隨著所在國經濟的複蘇，這些華人企業集團已開始走出經營低穀，競爭優勢逐漸恢複。金融危機後，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的戰略重組與結構調整，將有利於其未來持續穩步的發展。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經緯在兩會中提出關於如何加強港澳地區，以及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的提案。提案中，陳經緯認為港澳地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有著先天的的優勢，並針對當前存在的若幹困難，提出了建議。

以下為提案全文：

我國從淨外資引進國逐步成為淨對外投資國。“一帶一路”作為目前我國最重要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提出以來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和沿線各國積極響應。“一帶一路”作為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實施這一戰略構想，就是通過我國和周邊國家實現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構建區域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機遇和潛力，也為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港澳地區、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在推動國內外經濟交流與合作方面具有獨特功能，在“一帶一路”戰略推進過程中亦可大有作為。推動、促使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使其成為一種自覺的行動，充分發揮其特有優勢和獨特作用，對“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港澳地區是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界聯系緊密、淵源深廣，又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戰略支點，區位獨特，優勢明顯，在“一帶一路”戰略布局與推進路徑中占據著特殊地位，扮演著重要角色。

以香港為例，它是曆史悠久的國際化大都市，是國際化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信息中心。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的外資大部分都是經過香港進來的，直至今日我國對外投資60%以上是在香港包括通過香港對海外投資完成的。目前，雖然很多省市加快了對外開放的力度，搭建了更多“引進來、走出去”的直接平台，逐漸降低了對香港的依賴，但是香港仍是國際上眾多機構、公司及決策人士管理其區內業務、人才與資金的平台，在香港設有區域總部、辦事處的海外公司有數千家。有數據表明，中國加入WTO後，香港的貿易中介地位不僅未受到影響，從某種意義上還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香港作為“轉口港”的功能還可以進一步延伸，香港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地位將會獲得鞏固和發展。香港的“跳板、橋梁、窗口”作用在短期內是無法取代的，完全有條件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做出特殊貢獻，可以在協助內地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開發合作中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使香港進一步成為國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一個樞紐，成為內地和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重要基地。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華商經濟實力很強，特別是東南亞各國有不少華僑華人聚集區，華僑華人超過4000萬，華商力量極為強大。據估算，全球華商企業約4萬億美元的總資產，有1.1-1.2萬億美元集中在東南亞，占比接近30%。世界華商500強也約有1/3在東盟國家。華商經濟構成東南亞多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在東南亞上市企業中，華人公司占70%左右。由此足可證明動員和引導海外華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和重要性。海外華人華僑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獨特資源,他們熟悉駐在國的社會、法律、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對祖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也很熟悉，是連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天然橋梁和紐帶”。海外華僑華人雄厚的經濟科技實力、成熟的生產營銷網絡、廣泛的政界商界人脈以及溝通中外的獨特優勢，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可以大顯身手。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社團是海內外各類商協會聚集合作的重要民間組織，也是服務和團結港澳地區、海外華商的重要力量。其不僅在華商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在推動中外經濟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獨特功能，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推進過程中將可以大有作為。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必須由政府主導，政府應盡快出台關於鼓勵和推動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規劃指導。從政策層面上為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將自身活動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相結合提供服務和支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重視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成員企業的實際利益，促其積極參與駐在國、地區“一帶一路”有關項目的建設並從中受益，並在此過程中實現他們自身產業的梯度轉移和轉型升級。

建立對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激勵機制。圍繞“一帶一路”戰略內涵，對在其中做出重要貢獻的組織，及以其為主體形成的中外經濟交流合作平台予以政策、資源上的傾斜和扶持，以鼓勵更多商協會參與其中，發揮更大作用。

在國家深化改革加速簡政放權的背景下，深化國內民間工商界商協會“去行政化”改革的同時，加強對有實力進行海外合作的工商界商協會的重點引導和扶持，賦予其更大活力和職能空間。對有能力“走出去”的工商界商協會予以外交政策、海外投資環境、公共外交等方面權威的指導和幫助，提升其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合作和對接的能力，進一步達到與國際接軌。

在與各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應充分考慮到有些參與國的互信度不夠，政府間的合作很有可能遇到一些障礙。因此，政府可引導、組織我國工商界與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加強合作，實現民心相通先行，提前為政府間的合作創造條件，打下良好合作基礎，讓民間合作為政府間合作營造良好氛圍及探索順暢合作模式。這樣有利於政府間達成的一系列共識更有廣泛的實施基礎和較強的可行性。

外交部、商務部、國務院僑辦、港澳辦等政府相關機構建立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的常設性聯系機制，及時了解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的同時，確保國家有關發展戰略、思路的信息得以准確傳達，最大限度避免因信息隔閡而造成的合作障礙。

發揮國務院批准在汕頭設立的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的功能，廣泛動員“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支點國家、地區所在地的廣大華僑華人特別是領軍企業參與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建設，積極推動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及其社團與汕頭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深度融合發展,從引進港澳地區、海外華僑華人企業與我國工商界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門戶的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投資、交流、合作入手，進一步達到我國工商界與海外華僑華人聯合到其駐在國投資、合作發展,將華僑文化合作試驗區建設成為國家“引進來、走出去”的投資、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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