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是文化的外衣

我們總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當我們把外國的月亮請到北京的時候，大家才發現外國的月亮也不圓，不但不圓，而且像條大褲衩。掛在北京天際線的這個「大褲衩」就是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ment Koolhaas）設計的「央視大樓」。

講到建築與文化的關係，庫哈斯設計的這座大樓是一個帶有寓言性的典型實例。北京人給它起的這個綽號，不單詼諧，而且反映出兩個道理：

一，給一座建築評定成績的考官，除了建築專業的評委之外，還有平民大眾。

不過，大眾觀察建築的方式與評委不同，他們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講的那種「心不在焉的考官」。當面對陌生、奇異的建築時，他們不會認真地研究設計大師的高深理論，而是憑着自己的經驗和常識去判斷。儘管庫哈斯自認為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作品，但在北京老百姓的眼中它只是「大褲衩」。

二，建築類似服裝，除了實用的功能之外，還具有文化的含義。

文化是抽象的，它需要通過視覺藝術的形式體現出來。在建築上就表現為各種各樣的藝術風格，例如「哥德復興」、「希臘復興」、「國際式」等等。所以說，風格是文化的外衣。

建築風格使文化有一個能讓人看得見的具體形式，從而表達出文化的含義。聽上去這好像不是一件難辦的事，但因為我們並不知道究竟什麼式樣的「外衣」能充分無誤地表達我們的文化身份，因此為文化量體裁衣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以「央視大樓」為例，庫哈斯肯定不是要設計一個「大褲衩」，但為何北京人就瞅着它像呢？

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庫哈斯未能在設計中認真研究中國文化，未能了解中西文化在審美觀念上的差異。這不單是審美標準的問題，還關乎文化身份的問題。對於西方人來說，歪斜的建築不但沒問題，而且挺新奇。但對於北京人來說，一座四正的房子是很重要的，它融會了儒家的禮教思想、道家的風水學說、本地的生活習俗、民族的習俗傳統等等。這些經過幾百年的篩選、積存下來的文化模式，不是一下子能改變的，而且有些東西是不宜改變的。

倘若「央視大樓」那樣的奇形建築出現在深圳這樣的年輕城市，就不會在社會上產生那麼大的爭議。而在北京就會有爭議，因為它畢竟是一座有七百年歷史的「皇城」，作為中國的首都，其文化正統性對「正」的要求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當一座又歪又斜的解構主義大樓要「解構」現存的文化模式和價值觀時，必然招致當地人的反感和抵制。

社會上許多反對「央視大樓」的意見都提到要保護北京的傳統文化，這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失去原有文化身份的擔憂和焦慮。正如英國建築評論家、倫敦設計博物館館長蘇德吉（Deyan Sudjic）所說：庫哈斯的這座大樓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聲明」。所以，北京人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

這個實例也再次提出了精英的審美標準與社會現實脫節的老問題。這一次，由於設計師來自外國，因此水土不服的情況更顯著，老百姓的反應也就更強烈。既然建築師不關心大眾的審美傳統和感情，那麼大眾也不用理會建築師的創作理念和感受。結果，在付出高昂的經濟成本之後，「央視大樓」並沒有獲得令人讚賞的藝術效果。更讓庫哈斯尷尬的是，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它甚至連「外衣」也不是，而只是一個「大褲衩」。

既然風格是一件外衣，那麼自然也會出現奇裝異服。例如北京的「盤古大觀」主樓，硬在屋頂加上一個四不像的「龍頭」。這個設計雖然有創「新」，但除了奇怪和滑稽之外，既談不上「東方特有的建築美學」，也沒有什麼風格可言。它是設計師為業主度身定做的一件誇張的、自我崇拜的龍袍。雖然有錢人總想把自己打扮成社會的審美先鋒，但事實表明，有錢並不保證能培養出更好、更成熟的審美品位。

奇裝異服和奇形建築，它們的含義是一樣的：新潮。而「新潮」是攀比社會地位的台階。所以，儘管許多「新潮」的設計在文化上很膚淺，但在大眾消費市場上是很有效的促銷手段，可以讓人們覺得自己屬於「新時代」。

奇形建築的出現並非偶然的、個別的現象，而是有肥沃的社會土壤。由於市場經濟釋放了個人主義的表達空間，因而那種能彰顯個性的建築設計越來越受到追捧。然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大眾的審美觀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建立新的美學體系也需要時間。於是，在新的審美觀建立起來之前，「奇」和「怪」便成為打破現狀的一道景觀。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