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北京春天的飛絮治不好？

只要連續3天，春日的最高氣溫超過25℃，恰好又空氣幹燥，天氣晴朗，一棵楊樹雌株剛剛成熟的蒴果就會裂開，露出裏面緊緊簇擁在一起的白色絨毛。每棵雌株每年春天能長出30萬至1500萬枚楊絮，但加在一起，平均每棵樹的飛絮重量只有1公斤。當風吹過，這些只比空氣重一點的楊絮攜帶著芝麻大的種子，慢慢在空中飄散，在空中尋找著陸的地點。

當雌株的數量變成200萬，在北京這個近一成的行道樹都由楊樹、柳樹構成的城市裏，只要有一個溫度適宜的春日下午，楊柳樹們就集體被喚醒。從上午10點到下午4點，正是氣溫最高的時候，大量的飛絮同時散逸在城市之中，在樓群的間隙中飄飛，反復上下運動。一個人行走在這樣的北京街頭，如同在吸塵器的集塵器裏遊泳。

北京的春天楊柳樹開始大量飛絮（小憐 攝）

每年北京有四次飛絮，首先是毛白楊，然後像柳樹、青黑楊雜種、黑楊等樹種雌株種子依次成熟，每年這種飛絮的狀態都要連續持續40天。

飄浮在空中的飛絮和空氣中的灰塵、微生物結合，容易引發人體過敏反應。楊柳絮蓬松、透氣，可燃，10平方米的楊柳絮，2秒鐘就能燃燒一空，瞬間形成的熱能會引燃附著的可燃物。僅僅2017年4月28日一天內，北京市119火警中心就接到了301起因楊柳絮引發的火警。

2017年5月1日，北京市蟹島度假村突然起火，89輛電動大巴、16輛私家車陸續燃成灰燼。事後消防員發現，停車場周邊種著大量楊樹、柳樹，地面堆積著厚厚一層楊柳絮，官方的調查中提到，這場火災初步判斷，是由於堆積的楊柳絮快速燃燒波及所致。

白楊樹從哪裏來？

康向陽1982年第一次來北京時，印象最深的就是北京滿大街的白楊樹。北京林業大學附近的成府路上就有高聳雲天的毛白楊雄株，一到夏天濃蔭蔽日，冬季銀白色的樹幹遒勁挺拔，看起來很有北方特色。

這些白楊樹都是上世紀70年代種植的。跟現在躲霧霾不一樣，40多年前的北京最怕刮風：新華社電訊《風沙緊逼北京城》描寫了大風裏塵土飛揚的場景：“一旦塵暴襲來，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黃，白晝如同黃昏。”北京周圍有五大風沙區，從不同方向往城裏“灌沙”。1977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宣布：北京是“世界沙漠化邊緣城市”。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綠化，綠化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種樹，種樹最有性價比的就是楊柳樹。

上世紀70年代，北京地區的人們在植樹造林

“楊柳榆槐椿”是北京的鄉土樹種，其中楊樹是最實用的。楊樹是世界上分布最廣、適應性最強的樹種，從北緯22°到北緯70°，從低海拔到海拔4800米都有分布。我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楊樹人工林面積最大的國家。

楊樹皮實，在冬季寒冷、春季幹旱缺水的北京也能頑強地存活。更主要的是便宜，直到今天，楊柳樹都是最經濟且能最快成蔭的行道樹。一棵綠化用的一年生小楊樹苗只要五六塊錢，胸徑五六厘米的楊樹，一棵只要二三十塊錢。而且不像其他樹種要精心照顧，楊樹完全可以裸根栽種。

但也因為經濟原因，近20年裏，城市裏大多種下的是楊樹雌株：同齡的幼苗，雌株要比雄株長得更快更粗壯。而苗木都以胸徑計算價格，對於育苗企業，單位面積的土地，自然是種雌株的產出更大；對於園林招標方，即便是招標時要求供應雄株，但收到樹苗，肉眼也無法鑒定一棵樹是雌是雄，等到開花結絮，已經是五六年之後的事情了。

1991年，康向陽考入北京林業大學讀研究生，師從朱之悌院士研究毛白楊。這時他才知道，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毛白楊其實是國家科技攻關的重點研究樹種。蘇聯留學回來的朱之悌先生從20世紀70年代在學校搬遷雲南時就開始研究毛白楊無性繁殖和良種選育，通俗一點解釋，我國缺材少林，一個樹種，可以像一種糧食作物一樣被改良，被選育出生長更快、材質更優的新品種推廣。

朱之悌先生最先關註的是提高毛白楊無性繁殖的成活率，到80年代初期，演進成研究如何讓毛白楊加快生長速度，變得短周期採伐，成為綠化和工業木材。等到康向陽開始留校工作，成為北京林業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林木遺傳育種國家重點學科負責人，他的研究目標也是選育出生長更快、纖維含量更高、木質密度更大的毛白楊新品種，用來做成高質量的造紙木漿等工業原料。

在2000年之前，楊絮並不是林業科學界關註的範疇。在北京大街小巷的毛白楊還是茅盾《白楊禮贊》裏歌頌的形象：“這些雖在北方風雪的壓迫下，卻保持著倔強挺立的一種樹，哪怕只有碗來粗細吧，它卻努力向上發展，高到丈許，二丈，參天聳立，不折不撓，對抗著西北風。”

楊絮成為新問題

北京數量最多的行道樹其實是國槐，這也是北京的市樹之一。

北京的老槐樹很多，市區內還有很多三四百年的老樹。過去尤其是王府的院門外最愛種國槐。這種樹有講究，本身長得慢，壽命又長，即便是一邊的樹冠死了，另一邊還能發新枝條，繼續生長幾十上百年，象征福壽延綿。

北京市區內最老的一棵國槐在北海公園的畫舫齋，唐朝種下，至今已經有1300多年。在中山公園、天壇、什剎海、國子監等歷史古跡、景區周邊，還生長著大量古老的國槐和側柏。

參天古樹的移植價格極其昂貴，十幾年前，北京城區內移植過一些老國槐，要在根部打上6米乘6米的方箱做保護，挖出一條深槽，用吊車拽著鋼絲做平移。其中有一棵古槐樹怎麽也移不走，吊車一牽，鋼絲繩就斷了，反復試了幾次都不行。最後施工方“找人算了算”，在午夜用豬頭、紅繩專門對著大樹拜祭了一番，第二天吊車一拽，鋼絲終於不斷了——妳很難說這是場純粹的迷信活動，中國人對樹總有一種敬畏心理，樹不只是樹，它們也是城市的生命脈絡。

國槐

80年代初，在培育毛白楊時，朱之悌院士從河北、山東、陜西、甘肅、河南、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收集的毛白楊基因資源，就包含了許多古樹。康向陽回憶：“那時候從各地收集了60多份毛白楊古樹，都是上百年的老樹，還有不少是存活了五六百年的古樹，樹幹粗得要幾個人環抱。”這些毛白楊古樹之所以流傳下來，也是因為“講究”，它們大多生長在村頭、祖墳旁、廟宇前和皇家園林中，被當地人視作風水樹，沒有人敢輕易動。

移栽老樹，一棵的施工費用就要100多萬元，好在國槐的生命力極頑強，平移後都能順利成活。城區的地皮價格水漲船高，當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十幾萬元的房價都不再是新聞後，一棵樹挪走後騰出的這十幾平方米，讓摩天大樓多建一排寫字樓，賣出去的產值就是幾十倍了。

更多的樹木讓位於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城區內交通繁忙的道路邊已經不可能看到古樹了——馬路從雙車道拓寬成四車道，沿途原有的行道樹早就換過了幾輪。

康向陽保存的基因樣本，在10年後再回訪，當時的古樹就在各地的城鄉建設中消失掉了10%。他最初贊嘆的成府路白楊行道樹也未能幸免：北京的汽車越來越多，過去偏僻的五道口也開始擁擠起來，成府路道路狹窄，紅燈時間又長，經常堵出來長長一溜汽車，最後不得不把馬路拓寬。拓寬的第一步就是砍樹，馬路南側二三十米高的白楊樹全被伐掉了一排，有人在網上回憶：“那段日子裏，伐木工人手中的電鋸晝夜不停地咆哮，一棵棵曾經給這裏的路人帶來無數美好回憶的大白楊就這麽轟然倒地，只留下樹根翻出的泥土味，彌漫在空氣中，久久不散。”

成府路之後又在路南補栽了一排白楊樹，兩排樹有二三十年的時差，新栽的這排樹長勢再快，如今看起來也依舊是顯得矮小細瘦。

新千年開始，類似的拓寬工程越來越多，無數摩天大樓也拔地而起。從70年代開始陸續栽下的那一批楊柳到了生殖生長最旺盛的階段，春季萌發出大量的楊柳絮。在高聳的樓群之中，會形成“街道峽谷效應”，樓間風吹得飛絮原地打轉，無法沈積。而那些被拓寬的柏油馬路，占據了城區的面積越來越大。跟原來飛絮可以降落的綠地、水池不同，城市硬質、幹燥的馬路和建築表面，讓楊柳絮無處附著，只能反復被風吹起，攪動著加速布朗運動。

楊樹、柳樹在完成了防風防沙的歷史任務後，自身春季大量的飛絮又成了問題。

綠化帶裏的生態

每年3月底開始，北京市開始為楊柳樹雌株打針：人們用鉆頭在樹幹上打孔，把一種植物調節劑註射到樹幹裏。這種激素能抑制楊柳樹形成花芽，第二年樹木只長葉子，也就減少了飛絮的可能性。

藥劑據稱能抑制住90%的飛絮，但是本身價格高昂：胸徑20厘米以上的大樹要打兩三針，藥劑加上人工，平均一棵樹要30元；每次註射只能管一年時間，第二年還得從頭再來。

另一種辦法就是“換頭”，把雌株砍掉上半截，嫁接雄楊柳枝條，讓雌株改變性別。但“高接換頭”只適用於矮樹，且費時費力，沒法大規模實施，換一棵的成本也要100元以上。

截至2015年，北京市區的雌株楊柳樹一共有200萬株，占園林綠化喬木總量3700萬株的5.4%。一個城市不可能對這麽大數量的樹木群體全面實施藥劑抑花，也不可能全面採伐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也不可能用砍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畢竟這些雌株楊柳樹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很盡職盡責。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態，一旦形成，過多的人工幹預會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郭平是一名自然愛好者，10年前他最大的愛好就是拍昆蟲。在北京的童年都是各種與蝴蝶、蜻蜓打交道的回憶，小時候在朝陽門的奶奶家玩，郭平記得盛夏正午的蟬叫聲根本吵得人睡不著覺。

從2002到2010年，大學畢業後郭平開始在北京境內拍蟲子，他見證了北京昆蟲過去的繁盛。積水潭、玉淵潭、北海後湖、景山，這些三環內的公園景區都是拍昆蟲的好地方，隨便一個地方，光蝴蝶都能找到十幾種，瓢蟲、蜉蝣、葉蟬、吉丁蟲、花金龜……“十三四年前，在郊區只要支盞燈，晚上那鋪天蓋地的蛾子。城裏的原始植被也很多，公園裏的荒地、河邊，能拍的蟲子特別多。”

但越往後，郭平發現市區內的蟲子越來越難找。一個有跡可循的節點是在2005年，一種叫美國白蛾的食葉害蟲傳入北京，這種入侵物種此前在山東、陜西、河北等省份都造成過重大災害。1995年，美國白蛾曾在天津市塘沽區、薊縣、寶坻縣暴食綠葉，導致28萬畝的樹林幾周內樹葉全部被吃光。

2005年，當人們在北京發現了美國白蛾，媒體報道都指向了一個點：美國白蛾恐威脅“綠色奧運”。

大規模的控蟲防治也自此開始，一直到今天，每年的5月到9月，北京都要做三次大範圍的美國白蛾普查，給各個園林單位儲備大量的藥劑和藥械。此外還有大量生物制劑，比如用BT乳劑阻止毛毛蟲蛻皮，用藥劑讓昆蟲絕育、散布針對昆蟲的傳染病毒，還使用寄生蜂、寄生蠅這種一物克一物的方式控制害蟲。

好處是，當年的綠色奧運順利召開，美國白蛾疫情一旦露苗頭，現在也能保證在最快時間能治理消除；壞處是，嚴格防控形成了預防為主的噴藥習慣，防控又有充足經費補貼，各處的綠化隊每年在蟲子爆發前就先在樹上打藥，大量的本土昆蟲也從此銷聲匿跡了。

植物也是同樣。北京的一個綠化重點任務是拔除拉拉秧：拉拉秧的飛絮容易導致過敏，攀爬性能強容易絞殺其他植物，各個單位必須見到就拔除。然而拉拉秧本身是北京本土植物，其實也能達到綠化效果。市民習以為常的城市綠地，其實本身並不那麽自然，曾經有人看見環衛工人拔除二月蘭，非常驚詫：那麽漂亮的小紫花拔掉幹什麽？——背後的原因是北京的綠地一共分特級、一級、二級、三級四級評定，劃撥的養護費以每年15、9、6、4元/平方米依次遞減。一級綠地就要求無明顯色差、無明顯雜草。諸葛菜、苦菜、蒲公英這些野菜野花不拔掉，立刻會影響當年的養護費用。而一些單位把原有的荒地改成綠地，每年的綠地養護經費也能帶來一大筆撥款。

拉拉秧

郭平說，很多昆蟲只吃固定的幾種植物，花椒鳳蝶在北方只吃花椒，綠帶翠鳳蝶只吃黃檗，絲帶鳳蝶吃馬兜鈴，大紫蛺蝶就吃樸樹。“植物豐富，昆蟲就豐富，很多特定的鳥又只吃特定的昆蟲，從草到喬木、灌木，這是一個特定的生態體系。”

人工草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綠色荒漠，那些漂亮平整的草坪大多用禾本科和莎草科的草種，開花結果後依靠風力傳粉，連常見的授粉昆蟲都不吸引。再說，還沒等開花結果，割草機就都給割掉了。

回歸鄉土樹種

楊斧覺得飛絮是被過度關註的問題，作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教授，他覺得這是大家不懂植物的表現，“完全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春天飄絮的其實何止是楊柳啊，蒲公英這些菊科的植物，一多半都是靠絨毛幫它們傳播種子。妳去南方看木棉，也是種子炸開了開始飛絮，只不過南方雨水比較多，毛遇到雨就飛不起來了。”楊斧有20多年野外植物考察和植物科普工作經驗，在科普界，大家都有自己的自然名，69歲的楊斧自然名叫“白頭翁”，來源於一種草本植物。白頭翁種子成熟時就像一個白發白須的老人，種毛隨風飄散，傳播後代。

常見的行道樹確實各有各的問題。銀杏漂亮，但長得慢，種下去幾年都長不大，景觀效果差；國槐在夏天生“吊死鬼”，就是尺蠖，結絲懸在半空，風吹時容易落到行人身上；各種懸鈴木也掉毛毛；白皮松、油松、櫟樹花粉多；最不濟種點北京過去最常見的柿子樹吧，秋天結果，行人爬樹摘果子又是安全隱患。

風媒的飄絮，蟲媒的招蜂引蝶，楊斧又說了一遍不要大驚小怪：“植物為了自己生存繁衍的本能，肯定各有各的特性。”

現在的行道樹裏也有很多外來物種。比如火炬樹，這種樹3～5米高，原產北美，1959年引入中國。火炬樹喜光抗旱，壽命短，紅色圓錐形的果子整個冬天都不掉，很有觀賞性。像高速路兩邊土壤貧瘠，其他樹種長勢不好，但火炬樹因為耐鹽堿、生命力旺盛，很快能長起來，還會自己生根發芽。

但一個問題是，從行道樹到自然環境，中間的界限沒那麽分明。樹可以自己散播種子，也會因為政府在統籌規劃中沒有清晰區分，導致外來樹種在自然界中泛濫。北京的西山過去有櫟樹和油松的混交林，生長慢、木質好，過去被砍伐殆盡後，一直沒有恢復起來。80年代，火炬樹被引入北京郊區做綠化樹種，2004年還被列為北京市山區造林6個灌木樹種之一。但這種樹成熟早、結實量大，又會分泌化學物質抑制其他樹種生長。現在在北京郊區一些地方，只種了三五年的火炬樹，樹苗已經蔓延到30～100米的範圍。像西山種火炬樹的地方，原來分布的北京丁香、迎紅杜鵑等都受到了壓制，火炬樹分布之處除了3～5種草本植物，幾乎難以見到本地樹種。

北京實際是一個植物物種豐富的城市，北京地形復雜，平均海拔43.5米，高的地方東靈山2303米、海坨山2241米、百花山主峰也有1991米。“其實北京的地理形態很豐富，19世紀很多外國植物學家來北京找新物種。”楊斧說，比如1897年就是俄國植物學家馬克西莫維奇發現了槭葉鐵線蓮。很多植物都是以百花山、小五台、霧靈山做前綴的，那些新種的模式種都在北京，意味著別的地兒可能也有，但最早發現就是在北京。而現在園林建設的共識就是，建設真正的生態城市，應該更多使用鄉土物種。

康向陽覺得，北京作為一個世界城市，應該有自己的景觀符號，毛白楊這樣的本地樹木其實就是本地文化、歷史的直觀標誌。很多漂亮的外來樹種並不適應北京的自然環境，“比如南方樹木種到北方，受到光周期控制，這棵樹一直生長，直到冬天降溫了還沒有封頂、沒落葉，結果就會幹枯凍死；更北的樹木移到北京，過早封頂，過早落葉，綠期就過於短了。很多樹不健康看起來是因為病蟲害，但根源是不適應環境引起的樹勢衰退”。

“行道樹最好的狀態就是長成參天大樹，鄉土樹種適應本地環境，而且本地人群對這些樹也適應，外來的樹種更容易導致過敏。”康向陽說。

2013年8月，新版《北京市主要常規造林樹種目錄》公布，目錄裏已經去掉了北京楊、泡桐、彩葉火炬等十幾種老牌行道樹。近幾年新栽樹苗大多是元寶楓、欒樹、銀杏等樹種。對於北京來說，楊樹將更多應用於生態造林，但很長一段時間內，楊樹依然會是國內主要的綠化樹種。

那雌株、雄株不好辨認的問題到底怎麽解決？康向陽的答案是“釜底抽薪”。2014年，康向陽‘北林雄株1號’‘北林雄株2號’新品種通過了國家良種審定。這兩個花了22年培育出的雄株新品種，苗期生長會比同齡其他毛白楊雄株高20%、胸徑多出30%。這樣苗圃即使種雄性楊樹，也能得到跟以往種植雌株品種一樣的經濟效益。市場造成的矛盾，最後還是用市場的方式來解決。

康向陽下一個新的育種目標，是培育沒有花粉的毛白楊新品種，新品種將沒有飛絮，也杜絕花粉的過敏問題。很長一段時間內，楊樹依然會是我國北方最常見、最離不開的樹種。毛白楊的研究經過了50多年的時間，目標從速生，到提高木纖維長度，到不飄絮，再到沒有花粉，人和自然都在雙向選擇。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