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放開三孩，不等於鼓勵生育

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須站在國民經濟全局的角度，從應對經濟增長、外部國際競爭、社會穩定等各方面變化出發，提出適合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重點是提高人口質量而不是數量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人普”）結果公布不到一個月，生育政策就作出調整——全面放開三孩。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會議提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中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同時，要深化國家人口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區域人口發展規劃研究，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七人普數據表明，中國目前呈現生育率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降低、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結構特點，進入“老齡少子化”社會。其中，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多名學者向《財經》記者表示，1.3的總和生育率已經處於極低的水平。

老齡化、少子化、勞動人口數量和比重下降的現狀下，中央提出了“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如何理解這一目標？三孩政策能扭轉低生育率的現狀嗎？對中國的人口結構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帶著上述問題，《財經》記者專訪了獨立經濟學家李鐵。

為何沒有全面放開生育限製？

《財經》：七人普數據發布不到一個月，生育政策就進行了調整，在你的預料之中嗎？

李鐵：生育政策調整勢在必行，這是大趨勢。當初製定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已經明確，在生育水平發生明顯變化時，要適時調整生育政策，直至全面放開生育。但是這是一個逐步認知，並且需要經過數據統計支撐才能作出的決定。

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乃至放開三孩的決策，都是基於幾十年來生育率和人口數據的變化，逐步作出的調整。其實放開三孩，實質上基本等於全面放開，但還是要看未來幾年生育率變化的情況。如果放開三孩後，中國的生育率仍然沒有顯著的提升，還是在低水平徘徊，甚至繼續下降，全面放開生育限製應該是未來的政策選擇。

但是，判斷生育率還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可能不是在放開三孩後一兩年就能判斷出來的，同樣需要穩定的數據作為依據。

《財經》：這次為什麽沒有全面放開生育限製？

李鐵：在全部放開還是逐步放開之間做選擇，一個無法回避的前提是中國的人口總量龐大——這也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的。在這一前提下，不單單要考慮生育問題，更重要是要考慮資源和要素的配置，進而評估會對國民經濟發展產生什麽影響。因為在人口增長和資源要素供給的關系中，仍然面對著結構問題，即資源供給不足會導致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

比如，社會上普遍反映養孩子成本太高，根源就是資源的稀缺性導致養育成本上升。例如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嚴重稀缺，部分城市住房供給不足導致房價上漲，這種稀缺性與人口總量龐大密不可分。

所以很多年輕人反映在城市生活艱難，例如上學難，看病難，本質上是眾多人口對於優質資源的競爭。每個個體和家庭都對未來生活懷有美好憧憬，但能夠滿足這種良好願望的優質資源十分有限。

因此，在人口數量和資源供給能力的偏差之間，需要做出理性選擇，這意味著要在穩步地推進生育政策調整與完善配套措施、增加公共服務資源供給等方面進行相對平衡的考量。

三孩政策能提高生育率嗎？

《財經》：放開三孩，能提高生育率嗎？

李鐵：放開三孩之後，生育率是否會提升，至少需要觀察一年以上的數據，甚至可能要好幾年才能做出判斷。

我認為，生育率的變化在不同的地區會有不同的表現。例如在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地區，可能變化不大。而對於農村來說，自從集體土地分配實行“生不增，死不減”，多生孩子缺乏激勵，也會降低人們的生育願望。但是也有局部地區出現出生人口增長的現象。但是從東亞國家的人口發展規律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大幅提高，低生育率應該是中國不能回避的現實。

需要看到，一項好的公共政策是能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如果說過去只能生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更像是一種限製。但現在幾乎等於放開的政策，也就是給人們更多的自主選擇。雖然從人口增長的變化中，還無法明確判斷生育政策對生育率到底有多大影響，但根據數據統計，“全面二孩”放開之後，雖然沒有改變生育率下降的現實，但是還是對人口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財經》：放開三孩的同時，中央也強調，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這意味著鼓勵生育嗎？

李鐵：放開三孩是針對中國近些年來生育率低迷做出的戰略選擇。即使如此，擺脫低生育率，仍然無法簡單通過放開三孩或是全面放開來實現。可以認定的是，目前並不存在所謂的鼓勵生育，否則，何必只是放開三孩而不是全部放開呢？

但是，在三孩政策下實現人口均衡穩定發展，顯然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例如，嚴格遵循計劃生育一孩政策的家庭未來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當年對一孩家庭的獎勵政策是否要繼續實施，並提高補償標準？對於“獨生子女”“單獨二孩”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影響的幾代人來說，他們響應了生育政策，那麽國家在稅收、住房以及教育等各方面是否應享有優惠政策？顯然，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超出了有關部門的管理權限，需要建立配套製度來解決。

計劃生育對幾代人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對傳統的文化倫理觀提出了挑戰。家庭的損失，養老觀念的改變，家庭的小型化，教育、醫療等社會生活成本的提高，都是未來政策製定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因此，未來的配套政策需要多部門的配合，提出綜合的解決方案，降低各類經濟和社會成本，來應對低生育率以及未來的老齡化社會。

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是危機嗎？

《財經》：中央提出，放開三孩有利於改善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中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這是否意味著，老齡化更多被視為危機？

李鐵：我們應該註意到，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談到關於老齡化的問題，並從老齡化引申到生育政策的調整。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解決人口結構的平衡發展。發達國家普遍的規律是低生育率和老齡化並存，而在中國，還面臨著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的現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未富先老”。

需要看到，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大困擾在於，由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需求，給財政帶來了巨大壓力。雖然一些國家也試圖進行改革，但因為選舉的壓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無法得以實施。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避免落入發達國家老齡化的困境，其實就是要根據國情以及經濟增長的水平、財政的能力，來製定適合自己的老齡化政策。

首先，中國肯定不會仿照發達國家模式來製定養老金支付體系，這是由中國人口數量巨大和財政能力的現實決定的。其次，中國需要建立政府、社會和家庭相結合的養老保障體製，通過分攤機製，降低養老成本，實現和諧發展。再有，就是通過逐步延遲退休，來應對長壽時代。當然，逐步延長退休年限的同時，還必須解決就業崗位供給不足的矛盾。因為我們未來面臨的不是勞動力供給不足，而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低成本勞動力供給時代的結束，將會面臨勞動力供給長期過剩的局面。何況農村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尚未轉移出來。

最後，建立相應的體製和機製，讓家庭成為承擔養老義務的一部分重要責任，這既延續了中華文明的優良傳統，也是針對少子化的現實，通過全面三孩政策，增加子女數量，確保老齡人口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後，可以有一定數量的子女盡到養老的義務和責任。畢竟，獨生子女家庭需要承擔起對兩對老人的贍養責任。而無論是二孩或三孩，都會大大降低家庭的養老負擔。通過家庭支持計劃來減輕老齡人口撫養的社會壓力，應該也是政策的出發點之一。

《財經》：勞動人口數量下降，是否意味著中國已經喪失了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李鐵：人力資源稟賦的重點不在數量而是在質量。需要看到，任何發達國家都不是通過人口數量優勢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在認識到人口總量龐大和老齡化並存時，解決問題要通過均衡發展來調整人口的結構。而人口素質的提高，則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這並不是調整生育政策就能解決的。更多是要通過資源和要素的再分配，來降低公共服務和資源供給的區域差距、城鄉差距。這些在“十四五”規劃和中國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都已經有過相應的安排。

從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有關部門對三孩政策的解讀可以看出，無論是老齡化還是勞動力問題，有關的政策正在穩步有序地出臺。而且可以看到，相關表態更多提到的是如何利用機遇，對於未來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也特別強調要實現均衡發展。

如何實現均衡發展？

《財經》：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深化國家人口中長期發展戰略和區域人口發展規劃研究，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那麽，該怎麽理解“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

李鐵：所謂“人口的均衡發展”，就是人口增長要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資源和要素的供給能力，特別是公共服務能力相適應，畢竟影響國民經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何看待中國的人口發展問題，目前存在著巨大爭論。到底是人多還是人少？未來如何保證穩定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如何應對就業崗位不足的壓力?人口與國民經濟發展以及資源和要素供給能力，特別是公共服務能力是什麽樣的關系？如何應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如何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基於國民素質提高和中低收入人口仍然數量眾多的現實，應通過何種方式促進人口結構均衡？等等。

目前，社會上的很多觀點只是“就人口看人口”，忽視了人口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系，忽視了資源供給不足等現實。其實，看待人口問題的關鍵是要看人口的素質和競爭能力。縱觀全球，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人口仍然在快速增長，但同時產生了大量貧困人口，使它們一直困擾於如何解決貧困問題。同時，中國也不能照抄照搬發達國家模式，實施過高的養老金等福利製度，最後導致財政不堪重負。

從這個角度而言，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須站在國民經濟全局的角度，從應對經濟增長、外部國際競爭、社會穩定等各方面變化出發，提出適合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就我個人來看，均衡發展的重點是結構的變化，而不是簡單著眼於數量變化。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