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華愈演愈烈，中國該對跨境資本收稅了

觀察者網：鞠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您最近在清華大學唯真講壇的演講中提到，中國應該推出跨境資本流動稅，來應對疫情之後的金融安全問題。您能詳細介紹壹下資本流動稅的設計嗎？

鞠建東：我先簡單解釋壹下，跨境資本流動稅是壹個怎麽樣的設計，以及為什麽要征稅。

首先，我們設計的跨境資本流動稅是壹個防危機的稅，不是壹個正常的經濟狀態下也要征的稅，這和以前的托賓稅有非常大的區別。

什麽叫正常狀態？什麽叫異常狀態？正常狀態的時候，跨境資本流量相對來說是平穩的。但是在危機時期，出現資本外逃，或者是出現金融攻擊的時候，比如說97年亞洲金融危機，索羅斯對泰國進行金融攻擊的時候，都伴隨著異常的、大量的跨境資本流動，因為它需要買進、賣出同時進行。

為了應對異常狀態，現在我們有個紅綠燈制度，比如說流量大概超過正常值的兩倍以上，就到警戒水平了，如果是三倍，可能紅燈就亮了。這是目前的做法。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壹個稅制，只不過稅率是零或無窮大。在壹定量之下沒稅，超過壹定量就叫停了，就不能做了。

如果我們要設計壹個跨境資本流動稅，什麽時候啟動，可以去討論，但壹般也是在異常量達到兩倍三倍的時候，超過三倍肯定就啟動了。

1997年泰銖瘋狂貶值

第二，我們的跨境資本流動稅是個累進稅。

以前的托賓稅是固定稅率，壹些拉丁美洲的國家都用過，巴西曾經征過2%的資本流動稅，但是效果並不好。原因是在發生危機的時候，通常資本跨境流動的收益差會大於稅收。

比如索羅斯對妳進行攻擊的時候，他期望的獲利15~25%，也就是說它的收益會超過妳收的稅。所以妳收稅他不在乎，防不住。或者妳的稅太高，達到百分之六七十，和把資本市場關掉沒區別了。所以我們這個稅是累進稅，邊際稅率可以不斷地向上走。我們通過模擬認為，邊際稅率最高到30%就夠了。

第三個方面，妳既然是累進稅，就有個逃稅的問題。因為同樣壹個投資人，他可以開好幾個賬戶，這樣就把邊際稅率降下來了。為了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設計分成兩部分，除了累進稅率，還有壹個開戶費，是固定的成本，妳開壹個賬號，就要交壹筆錢。把開戶費和累進稅率結合在壹起，理論上可以嚴格證明，任何壹個投資人，他不管有多大的流量，不會超過5個賬戶，因為賬戶開得多也劃不來了。即使開戶費沒有多高，投資人開更多的賬戶也是劃不來的。

開戶費和累進稅加在壹起，無論發生什麽情況，資本的跨境流量不會達到均衡的兩三倍以上。不達到3倍以上，危機的均衡就不會發生，因為危機均衡需要發生擠兌。大家都在跑，大家都擠兌，然後危機均衡才會發生。妳保證了流量正常，危機就不會發生了。

我們所設計的跨境資本流動稅，其目的是為了推進資本賬戶開放的同時，去管理開放的風險。

這樣壹個新的設計，實際上我們在2014-2015年，也就是5年前的時候就討論過。當時是上海自貿區開放，出臺金融40條的時候，我們當時曾經討論過，希望在自貿區之內，資本賬戶是開放的。資本賬戶怎麽開放，才能不沖擊國內的資本市場，它就需要壹些政策設計。

但後來，主要是2015年的8·11匯改之後，我們的資本外流非常嚴重，差不多大半年我們就用了1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儲，所以國家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變得很嚴格，防範危機是擺在第壹位的。而防範危機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讓資本向外流了。所以關於資本賬戶開放、資本賬戶管理的壹些改革措施也就沒有向前走。

觀察者網：那麽既然我們已經有了壹個紅綠燈制度，重提跨境資本流動稅，必要性體現在哪呢？在疫情之下，美國大放水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風險，跟之前有什麽不同嗎？

鞠建東：現在我們為什麽重提這件事情？其實也不完全是重提，以前是學術上討論這個問題，現在需要進壹步地深入討論，需要在操作層面更進壹步地討論。現在的情況跟過去有不壹樣的地方，就是我們不僅僅面臨著金融危機的風險、資本出逃的風險，我們還面臨著金融封鎖的風險。

金融危機的風險，討論的已經很多了。另壹方面，在疫情之下，美國歐洲的貨幣政策，都是拼命在放水、發錢。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所以美國發錢的實質性後果，其實是要全世界來為它的危機買單，尤其是要中國來買單。妳反正把東西發給他，他印錢給妳就行了。

可是我們現在更加擔心的，是金融封鎖。

特朗普行政當局已經很明確，甩鍋新冠肺炎給中國，然後又要對中國進行懲罰。至於說他做不做得下去不知道，但對中國的金融制裁已經提到議程上來了，包括不還中國手裏的美債。雖然我覺得特朗普在這個問題上很愚蠢，他如果不還國債的話，美國的損失比中國要大得多。但只要是可行的，特朗普都會做，我們是需要有心理準備的。

據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討論就新冠疫情向中國索賠時，談到了拒絕償還中國的債務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跟8·11匯改的時候不壹樣，我們需要防雙風險。就是金融危機的風險，和金融封鎖的風險。防金融危機的風險，妳可以對跨境資本市場進行管理，甚至短期之內不讓它流動。但金融封鎖的風險就麻煩了。因為是金融封鎖，所以逼著妳的資本賬戶需要開放，因為人家本來就想卡妳脖子。

妳要用美元結算，就必須通過它的SWIFT，就是跨境支付體系，他不讓妳用怎麽辦？對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比如華為這些企業，它都會打壓，妳怎麽辦？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資本市場的開放，是等不了了。面對金融封鎖的局面，妳的人民幣國際化、資本賬戶的開放等等，這些事情都沒法等。以前只是壹個次序的問題，覺得資本市場的開放我們等壹等，可能影響也不大。用美元嘛，那不也挺好的？但是現在用美元有風險了。

觀察者網：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也會放大風險，讓國際資本更容易沖擊中國市場，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資本市場開放，其實主要還是為了推動人民幣自身的國際化？

鞠建東：我們的金融體系現在依賴於美元和美國所主導的支付體系，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壓力太大了，危險也太大了，我們必須想辦法。但這個辦法只能是擴大開放。資本市場開放有危機風險，資本市場不開放有金融封鎖風險，怎麽辦？

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僅是靠貿易，還得讓人家願意使用、持有人民幣。那麽我們就面臨壹個挺棘手的問題，我們的跨境支付體系怎麽辦？我買賣貨物的時候，用人民幣支付行不行？

要想讓對方接受妳的人民幣，妳得讓人家有用。要是人家拿了妳的人民幣，又不好花，也換不了其它錢，它有什麽用呢？

人民幣得有價值。為什麽現在大家喜歡拿美元？因為美元有價值，我隨時可以拿美元換其他東西。人民幣要有用，至少妳得是可兌換，然後跨境資本是可以流動的，他可以到妳中國來買東西，妳拿了人民幣也能到外面買東西。所以說中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必須要盡快地推行下去。

觀察者網：那麽其它國家對資本流動稅的接受程度是怎麽樣的？我們壹邊開放，壹邊還要征稅，會不會遭受政治上的疑慮，甚至攻擊？

鞠建東：我們的改革面臨兩難，既要讓它開放，又要防範金融危機的風險。面臨著金融封鎖的風險，我們的資本賬戶的開放等不下去了。所以我們的建議就是說，妳不得不做了，那妳加個防火墻。即使說加防火墻帶來了壹些疑慮，別人說妳既然開放了為什麽還管著，也比完全赤身裸體的去開放要強很多。妳終究還有壹個手段，能把危機控制住。

我壹下把資本賬戶開放，上海、北京壹堆人，就會把房子賣掉，然後跑到美國買房子去了。因為妳上海的家庭平均資產，是800多萬人民幣，也就是100多萬美元。這只是說上海、北京，不是全國。有很多人是有幾套房子的，妳如果把資本賬戶開放，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的資本外流的沖擊。所以在資本賬戶開放之前，首先是要修壹個防火墻，這件事情變得很重要。

央行近期公布的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居民的平均家庭資產超過800萬

修了防火墻，我就改變了大家的預期。比如我們人均跨境資本流動是5萬，如果妳要賣房子，短期之內把錢拿去美國，跨境資本的流通達到幾百萬以上，會被征收很高的邊際稅率，就劃不來了，大家也就不做了。

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韓國就在對跨境資本的流通進行管理，而且做得挺成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也有很大的改變，過去認為資本流動應該是完全自由化，但最近壹段時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流研究，都是傾向於跨境資本的流通是需要管理的。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反轉，他的資本就像潮退潮進，那麽妳潮退的時候，資本回湧美國的時候，通常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金融危機。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說對跨境資本進行管理是很有必要的，韓國壹直堅持認為，他們的跨境資本的管理不是壹個cross border capital flow management，他叫prudential policy，宏觀審慎政策。

美國當然不願意其他國家管理，因為美國需要薅羊毛。但妳做什麽它都會攻擊妳。目前的中美關系已經越過這個階段了，攻擊不攻擊不是壹個問題。因為妳做什麽他都會攻擊，所以最主要的方面不是考慮它攻擊不攻擊妳，而是考慮政策是不是有效，自己的實力是不是增強了。

觀察者網：您在前幾年的研究裏面，還提到人民幣浮動匯率的問題，浮動匯率跟資本流動稅這兩個手段加在壹起，可以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這應該如何理解？

鞠建東：過去幾十年，我們的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跟美元是基本綁定的，8·11匯改之後，有壹些上下浮動。跟美元綁定的含義是什麽？匯率跟美元綁定，實際上美元是代表著中國和美國兩個經濟體，中國的貨幣政策也是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綁定的，妳的利率和它的利率也不能差太遠。這就是美元的強大之處。

經濟學裏有壹個所謂的三元悖論，就是說獨立的貨幣政策、固定匯率，以及跨境資本自由流通，這三者是不能兼得的。

那麽我們以前放棄的是什麽？是跨境資本流通。我們基本上是保證固定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但是我們放棄了跨境資本流通。那麽現在跨境資本流通我們不能放棄了，我就必須去打破我的固定匯率。因為我們的獨立貨幣政策也不能放棄，不能像香港壹樣，利率和美元利率綁定。所以我就必須去打破固定匯率。

打破固定匯率還有壹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目前我們的金融壓力越來越大。妳只要是固定匯率，就必須去守，就像我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大家拼命在討論，妳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七的大關，到底是守還是不守？妳只要固定在某個地方，這個市場總是要問妳，妳守還是不守？為了守壹個匯率，妳可能得投進去大量的外儲。我們現在也沒有太多的本錢來守固定匯率。所以妳要是想不守，就必須讓它浮動。

另壹方面，我們的外儲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人家還在嚇唬妳，妳借出去的外債人家到底還不還給妳？實際上他也不需要行動，他只是說這件事情，馬上就會對妳的固定匯率產生沖擊。中國的手上的外儲可能拿不出來，沒法去守固定匯率了，人民幣是不是會貶值？

要是我本來就放開了，妳美國嚷嚷壹下，我的貨幣貶值貶得多壹點，他還著急呢，因為我出口更方便了，他自己著急。

觀察者網：中國之前壹直傾向於保持壹個相對固定的匯率，是不是也考慮到，浮動匯率對咱們進出口貿易的沖擊會比較大？

鞠建東：固定匯率更穩定，還是浮動匯率更穩定，這倒說不清楚。

中國的政策變化，壹直有壹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我們以前壹直這麽做，現在妳要改，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當然整個市場在短期之內會波動。

從固定匯率變成浮動匯率是壹個非常大的變化，整個金融市場會受影響，妳的企業也得有工具來對沖匯率風險。決策層面就得考慮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做這麽大的壹個變化？我現在固定匯率看起來還不錯，我有那麽多的外儲，不如繼續用？

但其實變化了之後，咱們也可以有新的配套制度建設。從各個國家的實踐來看，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哪個對市場更穩定，說不清楚。因為妳即使是固定匯率，價格還在動，對吧？如果匯率是浮動的，但妳有對沖風險的手段，受到的影響就少壹些了。所以說不清楚。

大家覺得只要變就有風險，那麽大的事情，誰願意冒風險去做？又怕壹下子變成浮動匯率之後，出現競爭性貶值。就像我們的8·11匯改，大家現在還在講，8·11如果咬著牙，堅持兩個星期，沒準就改成功了。8·11就是想變到浮動匯率，改了兩天，緊張了，又收回來了。

可現在是沒辦法了，我們支撐固定匯率的成本太高，我覺得我們必須盡快改成浮動匯率。

本來在政策層面裏面，有三個維度：跨境資本流通、貨幣政策、浮動匯率。那麽在這三個之上，我加壹個跨境資本流動稅，我多了壹個工具，這是很重要的壹件事情。本來是三維空間，現在變成四維空間，多了壹維空間，這樣我的政策余地就大了很多。

我完全可以用跨境資本流動稅來調節整個資本市場的流進、流出。我可以不改貨幣政策，只改跨境資本流動稅。即使放在那裏不用，我手上也多了壹個工具，想用的時候就能用。比如說因為美國放水，熱錢要流進來，掙了錢之後，他還要跑出去，那麽妳進來我就征稅。現在美國和歐洲的長期利率是0，我這兒利率是2%~3%，如果不調節，他的錢都得跑到中國這來，跑到這掙了錢之後，又跑走了。那麽很簡單，妳進來，如果是長期投資，我不管；只要妳是短期的，我把稅加上去，妳就沖擊不了我，占不到便宜了。

疫情之後，世界局勢發生很大變化。有兩件事情，第壹是國際秩序的改變，我們需要有根據地，第二是國際金融體系有可能發生去中國化，我們需要打破有可能的金融封鎖。這兩件事，都沒法等，都需要主動應對。根據地的建立，我們的建議就是建設亞洲共同體。打破金融封鎖，我們的建議就是，首先建立跨境資本流動稅，建壹個防火墻，然後資本賬戶開放，匯率浮動。我們需要記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不能等到貶值壓力大了之後，守不住固定匯率了，再棄守，那就是金融危機了。

疫情我們防住了，不能在國際金融上出問題。現在有討論，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什麽是穩定？守不住的固定匯率就是最大的不穩定，就是風險之源。如果再出現貶值壓力，妳守還是不守？妳有多少外儲去守？如果守不住，就會出現金融危機，那麽我們經濟上的流血流汗就會付之東流。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是好的，尤其相對於歐美國家是好的，金融體系是健康的，我們沒有什麽貶值壓力，這是壹個窗口期，需要果斷地將人民幣浮動，需要果斷地將固定匯率這個雷排掉。匯率浮動了，外儲就解放了，我們也就不怕有人對我們外儲進行威脅了。

觀察者網：咱們接下來聊聊國內經濟吧。您剛才也提到，現在美國、歐洲的長期利率都已經降到零，甚至有些國家是負利率了，但是中國並沒有像市場預期的那樣全面降息。中國的刺激力度，比歐美國家都要小得多。這是出於什麽考慮呢？

鞠建東：我們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傳導到實體經濟的路徑，和歐美市場不壹樣。我們放了水之後，漲得最快的就是房價，受益的並不壹定是中小微企業。所以我們創造了好多工具，定向降準等等，就是放了水之後，還得去告訴銀行，妳必須給中小微企業放貸款，相當於還是得通過行政措施。我們的金融市場本身有它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多遍，流動性就是在金融行業裏面空轉。

關於放水問題需要註意，妳放了水之後，金融界就掙錢了，當然很開心，對吧？但放水降息是不是能夠直接使得中小微企業受益？說不清楚。這是第壹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國內的經濟情況和歐美非常不壹樣。到第二季度，我們已經基本上快恢復正常了，下半年基本上會是正常的增長，除了外貿。外貿也不是我們的問題，外貿是國外的問題。我們的正常增長率大概是6%，假如外貿下降10%~20%，而出口大概貢獻GDP的20%，那麽外貿的沖擊大概會影響GDP增長的1%~2%。就是說即使減去外貿這壹部分，我們下半年的增長大概是4%以上。相對於全球負4、負5甚至負6的增長，那也相當不錯。

而且4%的增長，對於我們的就業，對於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轉，都沒什麽問題。既然我知道下半年以後沒問題，那麽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下面這兩個月的問題，解決目前中小微企業的問題。比如有些省市說壓力很大，那就解決他們的問題。讓中小微企業這兩個月能活過去，不是降息能解決的，妳降息也沒用，妳得免息，妳甚至得讓他們推遲還貸。

所以說想讓他們活過去，靠貨幣政策效果不大的，只能通過財政政策。這是我們目前和歐美市場不壹樣的地方，我們下半年的經濟是還不錯的，是壹個可以堅實發展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問題只是，如何使得上半年受沖擊的中小微企業，尤其是下半年還要繼續受沖擊的外貿企業能活下去。

貨幣政策刺激，最開心的就是金融市場，還有房地產，妳只要放水，房地產又起來了，風險又壓上了，但是實體經濟是不是又在空轉？

觀察者網：那麽您覺得美國和歐洲受到的疫情沖擊有多嚴重，會不會是長期化的衰退？

鞠建東：對歐美的沖擊，很清楚的，比對我們要大很多。有幾個方面的原因，第壹他們的反應做的比較差，第二就是他們的經濟體量裏面，服務行業占的比重比較高。美國的服務行業快占到80%了，而受疫情沖擊最大的，就是服務行業。

那麽第二個問題，它有多長？現在來看，美國這壹輪的疫情至少得到8月份才能結束，沖擊會不會更長，就完全取決於下壹波疫情什麽時候來。如果下壹波疫情不來的話，那狀況要好不少。如果下壹波又來了，馬上他就面臨壹個兩難的問題了，它到底是不是又要把經濟停下來？

歐美經濟就是面對這樣壹個不確定性的形勢，即使年底疫情不再來了，整個投資也不會上升。因為沒人敢。所以今年壹年甚至到明年，直到疫情完全受控制之前，歐美經濟都會受到這種不確定性的沖擊。

中國的好處是，我們采取了不同的抗疫方法，就是靠政府組織的系統性抗疫，現在看起來是成功的。我們並不壹定要依賴於疫苗，或者說是要什麽大家群體免疫。我們不需要，我們能扛過去。歐美到現在為止，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能扛過去。

中國，或者新加坡、韓國、日本的成功，不完全是政治體系，實際上還是壹個社會的經濟組織方式的問題。中國的、東方國家的組織方式更集體化，更強調集體主義。社區集體的組織能力比西方社會要強大很多。西方社會的個人自由，有它的好處。不同的經濟組織方式，應對不同的問題，它的反應不壹樣。那些個人自由對於創新非常有利，但是抵抗自然災害，需要集體的組織能力。

觀察者網：疫情之前有些測算認為，中國可能到2026-27年，GDP總量就會超過美國，那麽疫情之後，這種超越的確定性是不是會更高壹些？

鞠建東：這個問題不好說，要取決於金融，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人民幣國際化了，那麽只要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大的趨勢就是人民幣會升值。要不是因為美元特殊的強勢地位，匯率本來是應該反映基本面，美元肯定是貶值，人民幣肯定升值。人民幣如果升值的話，我們按照購買力平價的GDP，2014年就超過美國了，匯率如果更準確地反映基本面，今年的名義GDP可能就超過去了。但是國際金融問題不解決，人民幣還貶值的話，那就難說了，幾年之後也難說。

所以我們和美國相比，最差的地方是金融。當然我們不談軍事，軍事是另外的事情。以後中美之間的競爭，或者是爭端、沖突，會集中反映在金融方面。

我們的金融開放是壹個很迫切的問題。這道坎妳得過。

觀察者網：您最近還提出，應該直接向老百姓發現金來應對疫情，對全國1/3或者1/2的人直接補貼壹定比例的人均工資。但是也有些人分析認為，中國的儲蓄率很高，能夠度過這幾個月的沖擊，所以就沒必要發現金。而且發現金未必能轉化為消費，應該用消費券來刺激。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鞠建東：發現金的建議有壹個前提，還是我剛才的分析，我覺得我們下半年經濟沒問題，關鍵是下面兩三個月，要保證大家都能活下去。無論是低收入家庭還是要破產的企業，這兩三個月要熬過去，最好的辦法，也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發錢，或者是推遲還貸壹年。發錢的量也不需要太多，我們預計大概是1萬億左右。

發了錢之後，有些人就存起來了，怎麽辦？西南財大甘犁他們的團隊做了壹些估計，相當壹部分還是會拿過來花掉，這個乘數效應還是不錯的，從需求端會對經濟有個不錯的推動。

（觀察者網註：甘犁團隊研究顯示，向年收入6萬元以下群體發放7500億元的壹次性補貼，戶均補貼額2300元，可拉動1萬億元經濟增長，相當於GDP的1%。而消費券有門檻和限定範圍，難以保證低收入群體獲益。）

消費券，我覺得也可以有，但是我們的判斷是，這兩個月妳需要給壹個強刺激、強信號，這就是發現金的好處。讓大家都明確，下半年日子是好過的，只是這兩個月我們強刺激壹下，壹起沖過去。

所以我不壹定需要去大量放水，把房地產也炒起來，不壹定需要。新基建之類的，也是比較長期的事情。我們認為除了長期調控以外，還有壹個短期托底的問題。短期托底現在實際上挺嚴峻的，相當壹部分在進城打工的，回老家以後就沒收入了，這兩個月他怎麽渡過去？我只需要保住民生，讓低收入家庭和面臨破產企業能過渡過去，就行了。這些事通過財政手段，而不是貨幣政策，可能會更有效。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