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通減貧的藝術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中國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5年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

我國脫貧攻堅的目標是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280萬人。

“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預計2018年中國的極端貧困率將降至1%以下。”日前，世界銀行發佈最新《推進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發展》系統性國別分析報告，稱贊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報告指出，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人均收入增加了16倍，以每人每天生活費1.9美元國際購買力平價計，中國的極端貧困發生率由1981年的88.3%大幅降至2013年的1.9%，超過8.5億中國人擺脫貧困。中國的減貧成就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稱贊。

2月12日，在四川成都市召開的打好精准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好脫貧攻堅戰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政府提出在2020年全面消除絕對貧困這一目標意義深遠，”泰國開泰銀行高級副總裁蔡偉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國力增強，人均收入增加，中國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盡管如此，由於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偏遠地區仍存在眾多貧困人口。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這些弱勢群體，在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決心讓所有中國人擺脫貧困，共享經濟發展成果，這是一個有實力、負責任的執政黨的擔當。

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克貝爾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穗生在美國經常與同事朋友交流中國的發展情況。“大家一致認為，解決貧困問題是中國取得的最重要的發展成就之一。”趙穗生說。

“在過去的5年時間裡，中國減貧人數超過6000萬，這一數字超過了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口總數。”荷蘭阿姆斯特丹商學院教授弗朗索瓦表示。埃及《今日中國》雜志副主編伊斯梅爾也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城鄉差別巨大，能讓全國人民都脫離貧困、逐步走上致富的道路絕非易事，而中國共產黨做到了。

人們往往把中國減貧的巨大成功歸結於過去30多年快速的經濟增長，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水漲船高。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因為沒有增長，就幾乎不可能使貧困指標下降。但增長僅僅是減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少國家在經曆增長的同時，貧困並沒有得到改善，甚至有可能上升。這裡的關鍵在於窮人是否從增長中得益，也就是所謂的增長的普惠性問題。顯然，中國減貧成功的秘訣需要從普惠性的角度去尋找。

中國經濟增長的普惠性至少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第一，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在中央政府層面，成立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並且每級政府都有相應的扶貧辦公室，專門幫助支持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和貧困人口。盡管關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眾說紛紜，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市場能夠解決資源分配問題，但一個被越來越多人接受的觀點是，市場無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更無法解決社會全面發展的問題。而貧困恰恰是收入分配問題的核心，本來就需要由政府來參與解決。

第二，積極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用專業術語講，保證普惠性等價於控制貧富差距，而在所有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的最大組成成分就是城鄉差距。這樣一來，在欠發達國家積極有序推進城鎮化便成為解決貧富差距的重要出路。這是因為欠發達國家的財力有限，同時貧困人口佔據很大比重，非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不高，所以基於“劫富濟貧”的財政轉移來應對貧困問題根本沒有可行性。在這種情況下，減貧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讓農村人口進城，與城市人口一起分享增長紅利。目前在中國的城鎮存在不少於2.7億的農民工，他們支撐起大量農村人口的收入。如果沒有工業化，沒有城鎮化，中國的貧困問題即便在今天仍將非常嚴重。現在，中國還繪制了鄉村振興戰略藍圖，城鄉融合發展將進一步為減貧事業創造條件、夯實基礎。

第三，充分重視基礎設施建設。“要致富，先修路。”中國這句口頭禪，折射了中國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基礎設施的重視。事實上，中國在道路、通信、電力，飲水等方面投入巨大。基礎設施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最為主要的是減少交易成本和促進市場整合，這無疑推動了城鄉綜合發展，使農村能夠從發展中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基礎設施可以被當作公共產品，而道路、電力、飲水和通信等公共產品能幫助有效降低貧富差距，即改善普惠性。

上述中國減貧經驗在其他國家也具有相當的可複制性，關鍵在於相關中央政府的扶貧意願、決心和力度。中國全方位扶貧、全社會扶貧的經驗是其對全球減貧議程的一大貢獻。展望未來，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業務的擴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的努力，中國將進一步為其他國家的扶貧工作傳經送寶，幫助發展中國家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工業化，為國際扶貧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把發展產業作為脫貧攻堅的根本之策，堅持因地制宜，宜種則種、宜養則養、宜工則工、宜遊則遊，以產業發展促進穩定增收。”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信陽市市長尚朝陽介紹，信陽市是河南省唯一的所轄縣均為貧困縣的地級市，脫貧攻堅任務艱巨，下一步他們將做大做強茶葉、油茶、弱筋小麥等特色產業，推廣“稻蝦共作”綜合種養模式，加快高效種養和綠色食品業轉型升級，特別是立足貧困村的資源優勢，發展特色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業和鄉村旅遊、電子商務等農村產業，把產業根基打牢。

近年來，許多地區在脫貧攻堅中，都把產業扶貧放在突出位置重點推進。“但這其中也存在全面開花，產業集中度不高;零敲碎打，產業規模化不足;埋頭苦幹，產業市場化不明;順其自然，產業模式化不強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民盟湖南省委會主委楊維剛說，產業發展有其原則和規律性，必須堅持及遵循，產業要集中和聚焦才能做強，要有規模化才能做實，要有穩定暢通的市場才能做大，要有可複制的模式才能做久，“可以一個村集中發力做一到兩個有基礎、有市場前景的核心產業，做出規模，做成模式，形成品牌和影響力。”

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省昭通市市長郭大進提出，希望國家出台相關政策，調動全社會特別是企業參與扶持深度貧困地區的積極性，將優質資源和優秀企業相結合，既能解決當地產業匱乏問題，又能促進農民工回流，破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

沒有內在動力，僅靠外部力量，幫扶再多，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很多代表委員都談到，精准脫貧要避免出現“幹部幹，群眾看”“幹部著急，群眾不急”的情況。

“在一些地方，少數貧困戶達到脫貧標准後，依然不願摘掉‘窮帽子’，歸根結底在於沒有安全感、缺乏自信，擔心沒有政策支撐，日子依舊艱難。”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懷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渠陽鎮江東大筍坪村村民朱登雲說，貧困有客觀原因，但也要從主觀上找原因，從思想上拔“窮根”，激發內生動力。

“靠著牆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這肯定是不行的。”文正友介紹，“我們對各類幫扶資金進行監督和管理，嚴格做到專款專用，不能一股腦兒把錢給分了，防止貧困戶‘坐吃山空’。新時代農民講習所已經辦進了村，村民不但能從這裡學到技術和手藝，更重要的是轉變了思想觀念，樹立了‘弱鳥先飛’的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冷傑松認為，“精神貧困”人群雖然所佔比例很小，但在脫貧攻堅戰中的負面作用很大，必須“扶貧與扶志相結合，物質與精神共提升”。他建議：“要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採取接地氣的方式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增強脫貧致富的決心和信心;還要健全激勵機制，從政策層面堵上‘等靠要’的漏洞。如，將貧困戶享有的政府扶貧政策和脫貧進展情況定期公開，健全貧困戶退出機制。”

隨著脫貧攻堅的深入，其中存在的一些新情況也引起了代表委員的關註。

“堅持脫貧標准至關重要。”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原巡視員周秉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等多位政協委員提出，精准脫貧是按照現行既定脫貧標准推進的，如果因為不正確的工作方式而把貧困戶“胃口”吊得很高等，就可能給群眾造成誤判，出現社會規則失序，引發新的不公。

“畢竟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多位委員們建議，在扶貧政策上，國家基本政策與其他各種幫扶力量的平衡與協調，堅持標准至關重要。否則，可能會引發攀比，造成政策誤讀，甚至出現爭當“貧困戶”的現象。

考核是脫貧攻堅中一項的重要工作。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政協副主席、民進甘肅省委員會主委尚勳武指出，當前考核工作存在指標龐雜、部分內容設計過於學術化、部分考核指標不夠具體、重複填報、重複考核等問題。例如，在安全住房方面，對於牧民的帳篷、山區的窯洞等無論其是否存在安全隱患都一概不視為安全住房，這種認定方式就很不接地氣。

尚勳武建議各省根據當地情況，盡快制定符合實際的考核標准。緊扣“兩不愁、三保障”，簡化脫貧攻堅成效考核工作，完善脫貧攻堅成效考核標准。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陶凱元說，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相當一批扶貧幹部存在工作壓力大的情況。為此，建議正視在扶貧系統壓力與日俱增的情況下，人文關懷不足、幹部管理的相關制度供給未能及時跟上所帶來的問題，以確保全面徹底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人才保障。

今後3年中國還有3000萬左右貧困人口要脫貧，而且越往後遇到的越是難啃的硬骨頭。

“中國精通減貧的藝術。在減貧實踐和經驗方面，中國是全球無可爭議的冠軍。”南非人類科學研究委員會研究員亞茲妮·艾波爾表示，在經濟改革和工業化的基礎上，中國實現了絕大多數人口擺脫貧困。我們看到，一個成功的減貧戰略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之上。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助理署長徐浩良說，十八大以來，中國秉承開發式扶貧的理念，採取精准扶貧的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精准扶貧的有效實施為中國和世界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及其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巨大貢獻。

“貧困問題是市場失靈的表現，必須通過政府幹預來糾正。”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東盟研究中心主任湯之敏表示，中國創新了脫貧模式，電商脫貧、旅遊脫貧、光伏發電脫貧等資產性收益脫貧，是非常好的脫貧實踐。中國的精准扶貧通過產業發展、教育和培訓、生態保護、易地搬遷扶貧等為貧困人口創造可持續的發展機會，充分調動其潛在的自身能力及創造力。精准扶貧體現在對扶貧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到脫貧成效考核等具體到戶的精准對策的安排上。中國在減貧領域的創新做法，對於全球減貧事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政府注重民生改善，讓民眾切實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弗朗索瓦因為工作的緣故，在過去的10年時間內曾4次前往中國。他對中國的變化有著切身的感受。弗朗索瓦說，中國政府做好減貧工作的同時，其他改善民生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效果。特別是在環境整治、教育公平與醫療服務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為民負責的原則，詳細制定各項政策措施，並一以貫之地落實下去，因此成效顯著。”弗朗索瓦說。

蔡偉才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具體體現在全體人民的民生改善。良好的醫療、教育、住房、環保、食品安全是民生福祉的基本條件，是廣大民眾的基本需求。中國政府加大力度改善民生是順應民意，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在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為廣大民眾的生活帶來切實改變。

伊斯梅爾指出，當下，中國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空前增強，這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在民生工程建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在中國國內有力地凝聚了人心，激發起中國人民對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而且這一偉大實踐也給世界提供了可資借鑒和學習的成功案例和榜樣。

艾波爾表示，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於其是否有能力兌現給人民的承諾，為人民提供基礎服務，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益。中國在減貧與改善民生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源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對於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非洲國家應當與中國加強合作，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

根據新華社、人民網、中國網、中新網、經濟日報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