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中國與中東國家關係發展

1月25日,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高級研究員克萊爾·斯賓塞(ClaireSpencer)在該研究所官網發表了分析2018年西亞北非社會穩定性的前瞻性文章,文章稱中東國家應當注重自身發展問題,解決政治腐敗等問題,尤其是應當著重發展經濟、解決民生問題。

斯賓塞表示,民生和經濟發展對於國家政治穩定的意義相當重大。目前,在北非許多國家,人們甚至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當地政府努力應對不斷上升的公共賬戶赤字和債務,但新的稅收方案以及財政支出的削減對貧困人口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劇了貧困人口獲得食品和公共服務的壓力。

埃及政府預計該國2019—2020財年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5.5%。政府提出的經濟高增長速度提高了人們對就業的預期,公眾期望目前較高水平的通貨膨脹率進一步下降。但是,斯賓塞認為埃及經濟未來增長的速度對降低失業率的幫助依然有限。近來埃及失業率長期處於12%—13%的水平。可見能否解決就業問題,關係到埃及社會未來的穩定和發展。

斯賓塞表示,西亞國家也面臨著與北非國家類似的問題。沙特阿拉伯與摩洛哥等國一樣,在該國青年人口數量大爆發之前的數年裡,需要以改革手段調整經濟結構,保證年輕人的就業和相關福利。目前,沙特阿拉伯超過50%的人口年齡低於25歲,對於經濟發展來說,這是一個優勢,而對於就業和社會福利來說,這卻是一個挑戰。伊朗國內最近的局勢顯示出該國的經濟改革與民生發展仍需進一步加強。

此外,斯賓塞談到,能否有效反腐也是中東國家能否在未來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

中東地區各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勞動人口數量較大,年齡結構相對年輕,這些客觀條件是中東各國發展經濟、抓好民生的有利條件。但目前一些中東國家形成了對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依賴,甚至在經濟發展領域面臨著“資源詛咒”的不利局面。從長遠來看,這種依賴不但不利於經濟發展,甚至會危害社會穩定。對此,許多學者建言中東國家應努力著手改革產業結構,有條件的國家應該及早實現工業化。

伊朗亞茲德大學(Yazd University)國民能源專業副教授貝魯茲·阿赫馬迪-內度什安(BehrouzAhmadi-Nedushan)表示,“石油資源不會永遠存在,中東國家應該考慮其他能源,也應該發展其他產業”。科威特科學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塞義夫·烏丁(SaifUddin)也持類似觀點,他表示:“中東應該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基地,因為那裡有優良的基礎設施和隨時可用的移民人力。這些國家很容易成為工業化國家,它們不僅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且可以減少對進口的絕對依賴。迪拜就是一個例子,沙特阿拉伯也正在發展大規模工業,這有利於經濟多樣化。”

巴基斯坦PMAS旱區農業大學(PMAS - Arid Agriculture University)地理信息系講師阿斯瑪特·阿里(AsmatAli)表示,即便在石油經濟領域,阿拉伯世界也花了很多錢從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獲得所需的技術和專家。許多來自發達國家的人在阿拉伯國家從事與石油工業相關的工作,並獲得高薪。因此,對於中東國家來說,除了建設和發展本國的產業外,沒有發展經濟的其他方法。此外,中東國家還需要重視其他產業,即使是新興的可再生能源,制造業、科學研究和社會發展以及教育部門也需要得到關注和投資。

英國赫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石油工程研究所研究員哈爾頓·阿爾-歐拜迪(KhaldoonAl-Obaidi)表示,對於中東國家經濟發展來說,最應該實施的舉措是發展教育和科學研究。一旦教育質量提高,研究人員和學生的產出就會幫助國家實現發展進步。在教育和科研獲得發展之後,中東國家的下一步策略是吸引投資者,而不是投資於海外。向海外投資的策略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國家發展策略,因為它帶來的只有金錢。中東國家較低的稅收等優勢,可以吸引許多行業的投資者。面對所有這些問題,中東國家亟待制定長遠發展戰略。

據伊朗工程網站報道，政府發言人穆罕默德-巴吉爾·諾巴赫特表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最新統計數據，伊朗已經成為世界第十八大經濟強國”。伊朗央行行長瓦萊奧拉·塞夫在金融會議上說：“我們正努力制定和實施有效措施，使伊朗經濟重新融入全球市場。”塞夫表示，伊朗經濟的各個領域都在改善，在石油生產和出口增長的支撐之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約為4%。塞夫表示，“在過去的財政年度裡，伊朗創造了65萬個就業機會，並會繼續創造出更多就業崗位”，“然而，預測今年的增長將主要依賴於非石油行業”。

伊朗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中第三大石油生產國。據標准普爾的報告顯示，伊朗今年1月日均石油產量為383萬桶，得益於其國內南亞蘭油田的貢獻，比近兩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10萬桶。2017年11月，伊朗中央銀行報告提出，原油和石油產品的銷售收入比2017年增加了80%以上。

伊朗總統魯哈尼在2017年早些時候表示，謀求國際制裁的放松和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是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如果制裁能夠放松，在伊朗做生意就可能變得更容易。魯哈尼期待未來伊朗能獲得通向世界金融體系的渠道。塞夫表示，伊朗央行已與中國、丹麥等合作夥伴達成了中長期金融協議。為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伊朗央行致力於將其標准與國際規則進行整合。

據阿聯酋相關媒體報道，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發佈報告顯示，埃及未來有望成為地中海東部和北非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該國經濟增速將由2017年的4.2%提高到2019年的5.0%左右，預計2021年將達到5.5%。報告稱，埃及經濟競爭力得以恢複，其主要推動力是埃及中央銀行決定上調埃及鎊彙率。因此，與2016年相比，2017年埃及出口增長了約16%。然而，改革的代價是高通脹和購買力下降，這將可能抑制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穆迪分析師認為，隨著埃及對外貿易價格競爭能力的恢複，以及經濟結構性競爭力的改善，埃及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指數中的排名升至第100位，這也使埃及成為中東地區進步最快的國家。這種改善將使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埃及，為該國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提供資金。

關於埃及的預算赤字，該報告預測，到2018年，埃及的財政赤字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低於2017年估計的11%，並將繼續下行，到2019年達到8.5%。穆迪估計，埃及將有能力確保幾乎可以滿足所有國內石油需求的大型油田佐赫爾油田的投產，此舉將進一步推動埃及的經常賬目赤字與GDP的比值從2017年的6.8%下降到2021年的3.0%左右。

不僅埃及、伊朗這樣的中東人口大國的經濟發展出現起色，海灣產油國的經濟也迎來了發展轉型機遇。沙特阿拉伯最近宣佈，在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的主持下，該國進行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改革，以使沙特擺脫傳統且不穩定的石油經濟。

沙特能源部長哈立德·法利赫對投資者說，沙特王國正在進行經濟發展模式的相關改革。“我們需要為未來做好准備，通過創新創造未來，一方面要保持我們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傳統優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開發新的產業。更先進的制造業、旅遊業和社會領域的很多改革措施將會給我們帶來希望。”法利赫說。

沙特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項目常務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法赫德·拉希德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經濟正進入後石油時代，該國正在建設體量巨大的巨型城市，這些大城市將為國家未來增長提供幫助。阿卜杜拉國王經濟城是一個在紅海建立港口和制造業城市的大型項目。這座新工業城市在沙特經濟轉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超越了以石油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

“我們現在談論的是從石油經濟轉向服務經濟，我認為未來沙特阿拉伯的經濟驅動力將是這些巨型城市。”拉希德表示，“我們要傳達的信息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石油時代，我們正在使經濟多樣化。”拉希德認為，2016—2017年，沙特阿拉伯的經濟增長非常艱難，但2018年情況應該有所改善。“我們已經看到了後石油時代的經濟前景，在港口工業、休閑和住宅(建築)等領域出現大量增長，我相信我們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埃及金融行業的發展仍不夠充分。相關數據顯示，在埃及，只有33%的成年人擁有銀行賬戶，這是掣肘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此外，在政治風險方面，穆迪的報告保持了對埃及的“高”評級，因為在2018年5月總統大選之後，其未來改革勢頭尚不確定。穆迪認為，高失業率和不平等給數量龐大的年輕人帶來了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可能減緩甚至逆轉經濟改革。同時，穆迪的這份報告認為埃及短期內出現政治動蕩的風險比較低。

在不利的國際環境下，伊朗維持經濟發展殊為不易。一方面，與石油相關的制裁使伊朗經濟面臨著巨大困難;另一方面，伊朗也意識到了風險，提出經濟發展必須依靠非石油行業。在目前國際油價低迷的情況下，單純依賴石油行業會讓伊朗的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

此外，沙特單方面投入巨資進行大型城市建設。對該國來說，這些史無前例的建設項目是一個發展機遇，但由於建設經驗缺失、資金來源單一等問題，這些項目也存在著一定風險。

除以色列外，中東地區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伊斯蘭國家，它們是現代化運動的後來者，現代化改革肇始於西方的影響。但中東國家啟動現代化的原動力、經濟結構、社會基礎、價值取向和文化訴求等明顯有別於西方，從而決定了中東國家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來推進本國的現代化。

近代以來，中東地區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曾先後經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奧斯曼帝國後期，大致從18世紀中期持續到19世紀下半葉，時間長達百餘年。其主旨在於：尋求救亡圖存和強國之路，以扭轉帝國面臨的內外雙重危機。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改革運動先以帶有明顯“重武”和“強軍”色彩的軍事改革為主導，隨後逐漸由器物層面的軍事改革，進而深化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和社會文化生活等領域，勾勒了帝國全面變革所遵循的方向和藍圖。第二次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一戰後，中東地區陸續誕生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沙特王國等第一批獨立或形式上獨立的民族國家。凱末爾率先在土耳其實施以政教分離為核心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改革，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定位。緊接著，伊朗和阿富汗效法凱末爾，分別在各自國內進行了相應變革。沙特王國則依據伊斯蘭教立國的原則在本國推行非世俗化的改革嘗試。上述改革構成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東現代化運動的主要內涵。第三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二戰後，中東國家紛紛擺脫殖民枷鎖，建立民族政權，中東獨立民族國家體系形成。民族國家是現代化的載體，在戰後世界各國現代化大潮勃興之際，中東國家開始全面投入到戰後的現代化運動中。阿拉伯共和制、君主制國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國，都根據自身的具體國情，選擇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形成了二戰後影響力最大的現代化運動。

現代化對中東國家來說是一個全新課題，現代化運動不同程度地推動了各國的物質文明和社會進步。但囿於內外多種因素，中東國家的現代化屢遭挫折，概括起來，其現代化實踐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中東是發展中國家最早啟動現代化的地區之一，屬於外源型和後發型。它從點到面，逐步拓展，經曆了漫長的演進過程。曆史上，中東地區一直是以農牧和小手工業為經濟主幹的農業社會，按照唯物史觀的理論，只要這種社會形態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其社會和政治肌體裡就難以萌生先進生產力和現代思想賴以生成的內在依據，現代化的訴求更不是本土文化的運動結果。但中東毗鄰歐洲，最早受西歐現代化之風的沖擊，為該地區較早啟動現代化提供了條件。它以奧斯曼帝國為先導，伴隨時光的推移和中東政治地圖的衍化，經曆了由一國到多國，再由多國到所有中東國家的演變過程。不過，中東國家因長期遭受殖民統治和本國具體國情的局限，導致其在推進現代化發展時軟硬件基礎的先天不足。特別是二戰後中東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錯位”選擇，從而注定了中東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曲折性和遲緩性。

中東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名目繁多，具有多元特色，但大體上都可歸類於混合型，是一種尚未定型的現代化選擇。它兼具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兩種模型的不同特點，是將兩大對立模型合成而產生的一種中間發展形式。從本質上看，其現代化方向趨於一種邊緣化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國家的直接幹預和“超政府力量”的存在，一直主導著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東地區的現代化運動不是各國經濟形態根據自身規律發展或出自社會內在累進的必然結果，主要是由非經濟因素並採用強制性手段來推進的，國家和“超政府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現代化的方向。現代化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國家幹預的水准和“超政府力量”所具有的能量。這成為中東國家現代化戰略缺乏連續性和一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東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政治發展普遍滯後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並未促成社會和經濟結構發生質的飛躍，實現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之所以如此，其關鍵是各國一直未能形成能夠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社會力量，中東國家大都沒有真正經曆過現代大工業血與火的洗禮，即使那些擁有世界一流先進石油工業的海灣君主國也概莫如此。君主國的石油工業化是憑借“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資源變為石油美元，並且主要依靠外力在短期內完成的，而國民參與石油活動的人口比例甚少。與此同時，經濟騰飛也沒有促成中東國家相應的政治變革，形成一整套適宜現代化健康發展的民主政治機制。

中東是多種矛盾和沖突的迸發區，又是國際政治的熱點，中東地區缺乏現代化所必需的穩定的內外環境。二戰後，中東一直是世界上戰爭頻率最高和戰爭規模最大的地區，戰爭造成的破壞及其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損失無以數計，它使中東國家的現代化長期陷入極其艱難的境遇。換言之，中東國家依然缺乏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適宜氛圍，以及民眾對現代化得與失的理性認知。

進入新世紀後，經濟全球化為現代化增添了新內容。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中東國家來說，傳統價值觀與思維范式的轉換和人的解放既是各國推動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動力，也是其激活現代化創造力的源泉。中東國家正在不斷借助科學與理性來重建聖俗統一的平衡機制，試圖逐步理順諸如宗教與世俗、神性與人性、東方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各種內在關係，並在彼此矛盾的運動中推進本國的文明演進。同時，中東各國也在不斷對自身的現代化實踐進行自省與反思，以便找到更適合其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非伊斯蘭國家，其現代化進程發軔於1948年建國後，主要融彙了歐美乃至東亞“四小龍”發展模式的一些精髓，是當今中東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被喻為“中東的瑞士”“西亞的日本”“地中海的香港”，也是中東地區目前唯一實行議會民主制的國家。以色列作為“現代化遲來者”，堅持科教興國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在短短幾十年內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建立了一整套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位列世界高收入國家。以色列的現代化成就集中體現在軍工、高科技、文教衛生和農業等領域，它為世界各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先例和寶貴經驗。

然而，以色列的現代化雖具有典型意義，但並不具有普適性。例如，以色列嚴重依賴外部的支持，美國的援款、戰後德國的賠款和世界猶太人的捐款等三大款項，長期佔以色列每年GDP的18%—20%。以色列的這種“借力”途徑，以及美國對它的全面支持，是其他國家難以效仿的。

2011年“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至今,部分中東國家不同程度地陷入政局動蕩、經濟倒退、社會治安惡化等困境。至今,一些國家依然沒有找到經濟轉型的出路,經濟發展尚未走出困局;曠日持久的敘利亞危機、也門內戰、巴以沖突依然懸而未決;反恐鬥爭任重道遠;難民潮等人道危機日趨加劇。地區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不斷,今年的卡塔爾斷交風波標志著中東地區的鬥爭又出現了新動向,即相同的宗教派別國家之間發生了內訌。盡管中東格局眼下比較混亂,但依然存在推進一帶一路的可能和機遇。

由於民眾普遍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極其緩慢的現狀強烈不滿,使得“阿拉伯之春”運動在中東地區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很短的時間內席卷了多個國家,推翻了包括埃及、利比亞在內的威權統治國家政權。中東國家在經曆了“民主轉型”失敗之後,對中國治國理政方式和國家穩定、經濟不斷發展的成就感到由衷羨慕。習近平主席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後,阿拉伯國家十分歡迎,期待今後雙方在各領域進一步深化交流與合作。近年,中東國家更加重視“中國道路”及中國在中東的作用,迫切希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這些國家尋求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願望,客觀上為與中國合作、對接“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機遇。目前,中東地區一些主要大國,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國內局勢漸趨穩定,為推進“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

中國與中東國家經濟互補性強,“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對接將在中東地區國家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工業產業化進程方面發揮促進作用。“一帶一路”規劃中,很多沿線國家都是能源大國,在做好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提下,中國可以與這些國家以投資換資源等形式實現雙贏。2016年中國進口石油中約有一半來自中東,因此中東國家的穩定對於我國的石油戰略安全有著重要的意義。反過來,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對穩定的中國石油市場的依賴性也在加大,雙方相互依存,合作意願和領域也在不斷擴大。

貿易方面,中國成為阿拉伯國家第二大貿易夥伴。2016 年,中阿雙方貿易額達 2319 億美元,其中中國進口原油1.906億噸,佔同期進口原油(3.81 億噸)的 50.15%。中國新簽對阿拉伯國家工程承包合同額 464億美元。第二屆中阿博覽會簽署合作項目金額1830億元人民幣,成為中阿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平台。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重啟對華自貿區談判,並取得實質性進展。

中國和中東國家的資金融通也不斷向縱深發展。截至2017年6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共吸收了80個成員國,其中中東國家有12個(約旦、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埃及、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巴林、塞浦路斯),除巴林和塞浦路斯,其他10個都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這些國家都有機會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能夠對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發揮關鍵作用。中國與阿聯酋、卡塔爾分別設立共同投資基金,基金金額各100億美元。投資方向為傳統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高端制造業、清潔能源及其他高增長行業。中國分別同埃及、土耳其、阿聯酋和卡塔爾等國簽署了雙邊本幣交換協議。中國工商銀行在迪拜、阿布紮比、多哈、科威特城、利雅得、伊斯坦布爾開設了分支機構。目前中國和中東國家的金融合作不僅有兩國之間的貨幣互換合作,還有通過共同投資到第三方進行的合作。

另外,雙方在石油煉化、工業園區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文化交流等領域也不斷取得合作成果。

“一帶一路”倡議中,政府通過平衡與沿線國家政府間的關係,給企業搭建平台與沿線國家相關領域進行合作,為企業“走出去”創造有利的合作條件和保障。而中東地區各種矛盾交織,使“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諸多挑戰和風險。

一是地緣風險。中東地區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也門經曆了政權更迭。也門和敘利亞仍在戰火中掙紮,伊拉克的國家治理也在崩潰的邊緣,埃及和突尼斯的國家轉型尚未完成。“伊斯蘭國”、基地組織和其分支努斯拉陣線被稱為中東地區三大恐怖組織,它們不斷制造事端。尤其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中東國家攻城掠地,頻繁制造恐怖襲擊。雖遭到國際社會的打擊,但目前依然沒有從根本上遏制住其暴恐行動。因此,中資企業“走出去”面向這些恐怖組織肆虐和戰亂紛爭的中東國家時面臨的地緣風險是極高的。二是政治風險。中東地區一些國家政權更迭比較快,現任統治者被推翻後,繼任的反對派政府對前政府簽訂的合同和協議往往不認可。雖然中國與大多數地區國家都保持友好關係,但是新、舊政權交替時常會打破原來的對外關係,重新洗牌,給政府間原本友好的關係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中國在中東投資的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型項目,大多具有投資大、建設周期長的特征,因此,地區國家政權的更迭對中國海外資產的安全及合同的有效性產生巨大風險。例如,2011年2月利比亞局勢持續惡化,導致中國企業駐地遭襲、項目停止和合同擱淺。據專家估計,中國或在利比亞有近200億美元經濟損失。同樣在敘利亞、蘇丹和也門,受戰亂和國家分裂的影響,中資企業在當地的投資也慘遭損失。三是金融風險。企業“走出去”在國際項目下進行貨幣結算的過程中,一般情況下都以美元結算。受中東政局不穩的影響,部分國家經濟捉襟見肘。結算過程中有時會遇到駐在國以資本管制或者國內美元儲備不足等理由,要求以駐在國貨幣進行結算的情況。如果當地貨幣出現大的彙率波動,中資企業可能會面臨較大金融風險。四是法律風險。中東國家的法律制度普遍不健全,發生政權更替的情況下,新政府對上屆政府簽訂的合同不予認可的現象時有發生。而相關投資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和缺失將導致投資方難以獲得收益。例如,利比亞的卡紮菲政權倒台後,新上台的反對派對曾經對其持敵對立場的國家採取了很多限制措施,一些企業之前在利比亞的投資也付之東流。

應對措施方面。在地緣和政治風險層面,針對中東一些地緣風險較高的國家,中資企業“走出去”之前應對目的地國家的地緣和政治環境、貿易環境、政策、法律和相關行業發展情況做周密詳細調研。在詳盡獲取相關信息的基礎上,通過整合資源、抱團出海,組織企業協會等行會組織,案例共享,有助於提前防范風險。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應注意中資企業間不盲目、惡意競爭,樹立品牌意識,提高中資企業整體競爭力。政府和企業協會等組織密切配合,為中資企業在相關國家謀求有利的政策和更大發展空間。在金融風險的防范方面,中東國家早期多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在金融和工程項目中執行歐美標准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因此,在與中東國家投資和貿易的過程中,從政府層面應該力爭把中國的資金和標准同時輸入這些國家。“走出去”的企業在融資領域,可以通過絲路基金、亞投行和國際組織的基金等金融機構把企業直接投資和商業貸款結合起來利用。努力擴大我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金融合作,積極推進雙邊的人民幣互換。創新投融資模式,積極支持我銀行與阿拉伯國家銀行聯合體建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法律層面,中東地區一些國家政局動蕩,領導人更替頻繁,上屆政府簽訂的合同,下一屆政府因為各種原因拒不執行。而國家的法律則不會因為政權更迭而廢止,針對這種情況,在政府層面交往的過程中,我方應該有針對性地敦促和中方投資合作的重點國家早日建立、健全投資法等相關法律體系。這樣不管政權是否更替,企業維護自身相關權益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另外,企業本身或者企業協會也應配置相關法務人員,對企業駐在國的法律法規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在必要的時候能夠發揮專業技能,最大程度地為企業防范法律風險、保障正當權益提供幫助。政府層面應督促中東國家立法,保障外資企業權益。

另外,對外宣傳方面也需要加強。中資企業“走出去”在注重企業發展的同時也要兼顧當地環境保護,走綠色發展的道路,不以犧牲當地的環境作為代價。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要做,更要做好宣傳工作,讓當地乃至該地區和全世界知道中國企業對當地的貢獻,樹立中國企業在當地的形象和品牌,樹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樣有利於在當地長期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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