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政府關注澳人內地同等待遇

何雪卿

跨區養老需要突破多項現實制約

回鄉證未享有內地居民身份證同樣便利

澳門回歸祖國近20年，在“一國兩制”下，澳門居民往來內地日益頻繁，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全方位規劃和積極推進，越來越多澳人準備或已經在內地就業創業、接受教育、跨區養老和生活居住。

內地與澳門融合步伐提速，但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何雪卿認為，目前受兩地制度差異等因素影響，澳人到內地後在民生事務方面還存在諸多不便，對於進一步實現在內地工作和生活便利化的要求也日益增強。故她今年“兩會”期間將續關注同等待遇問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何雪卿指出，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訂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充分反映港澳居民的迫切要求。她與在內地工作及生活的澳門年輕人接觸過，了解到他們對創業就業、接受教育、養老等的強烈訴求。特別是未來大灣區發展，將令澳人有機會擴大生活空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趨勢下，有幾項較為突出的問題現階段就應找出解決辦法。

內地近年發展快速，特別是訊息科技的應用一日千里，但澳門居民的回鄉證仍無法像內地居民身份證般便利。以購買高鐵車票為例，持回鄉證搭乘高鐵時，購、取票不便已困擾多年，經各界人士呼籲，引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近期部分已獲解決。由此經驗下，回鄉證與內地居民身份證等同的便利使用其實有突破的空間，她希望未來進一步在其他訊息化上做到兼容。

跨境入學制約發展

參與內地社會保險方面，由於澳人在內地就業牽涉保險問題，國務院港澳辦去年12月公佈一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新政策，在內地就業的港澳居民，均可按照內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和相關政策的規定繳存住房公積金。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進程較為遲緩。事實上，人社部去年六月曾透露，《臺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正在研究制訂中，但能否加快進度，甚至先讓港澳先行先試，值得思考。

接受教育方面，港澳居民子女無法在內地就讀公立學校，祇能入讀私立學校或者回港澳上學，成為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創業就業人士在內地發展和生活便利化的重要制約因素，也形成港澳兩地特有的“跨境學童”難題。未來應開放公立學校讓港澳居民子女就讀，或在一些周邊地區先行先試。

覓地養老事先提出

養老方面，面對澳門步向老齡化社會問題，養老需求尤為迫切，特別是希望在內地有空間讓澳人開展養老護老服務。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正處於設計及規劃階段，覓地養老牽涉土地資源，需要在現階段提出。建議在鄰近的橫琴、中山、深圳等地作為重點推進。

梁 華

找準“國家所需”和“澳門所長”的結合點

梁華：優勢互補中實現發展

第五次獲任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梁華表示，今年“兩會”不僅是換屆之年，更是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啟航新時代、開步新征程的開局之年，為此要更加努力、更加積極為國家和澳門發展繁榮盡職盡責。澳門的發展繁榮離不開中央政府和內地的支持，澳門應更加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找準“國家所需”和“澳門所長”的結合點，在與內地優勢互補中實現發展，不斷鞏固和提升自身競爭力。

發揮“一帶一路”中作用

梁華認為，澳門首先要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發揮好“一帶一路”支點作用。充分利用澳門與葡語系國家保持傳統而廣泛聯繫的資源優勢，結合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目標定位，不斷探索平台服務形式，豐富服務內容，開拓服務管道，包括：在澳門舉辦吸引內地有關省市參加的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洽談會、展覽會等，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深化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文化藝術特別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交流與合作，使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合作特別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等。

解決人資市場不足

其次，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澳門可通過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拓展發展空間，解決長期困擾澳門發展的人才、資源、市場不足問題，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特別是澳門可以緊緊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發展方向著力發展商貿服務業、休閒旅遊業等優勢產業，並借勢發展特色金融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加快建設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港珠澳大橋的建成與通車，標誌著粵港澳大灣區邁出了關鍵一步。澳門居民特別是青年可在大灣區生活、發展、創業、立業，更多分享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與紅利。

第三，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將有力地推進“一國兩制”發展和國家的整合統一。通過多種形式，在澳門居民特別是青少年中傳播中華文化，提高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增強文化自信，對於鞏固和發展“一國兩制”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

吳小麗

建議大灣區設醫療聯動機制

吳小麗：讓長者安心內地養老

粵港澳大灣區描繪未來發展藍圖，新任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小麗認為，不少澳人憧憬大灣區政策，社會整體討論氣氛較好，反映接受及認同度高；但大灣區發展要提速，內地與港澳居民同等待遇的問題亦需同步加快解決，特別是居民關切期望在大灣區養老，需要打破現有框架及制約。

回澳睇醫生唔方便

吳小麗表示，不少居民對大灣區的細節都有很多期望及想法，尤其是養老。澳門地方小、人口密集，養老成本相對高，在大灣區的珠海、中山等居民經常進出及交通較方便的地點養老，是不少居民的意願，但她與相關居民溝通後，發現仍有諸多具體情況需要解決，首要必然是醫療問題。

澳門基礎醫療做得較好，加上免費醫療，但一旦回內地養老，醫療方面就成為問題，“老人家要定期到衛生中心覆診，頭暈身熱睇醫生都係免費，但在內地養老無醫療保險，覆診或睇醫生分分鐘都要返澳門。

雖然交通便利，但始終要通關以及有一定路程，年紀大行動又不便，可能對他們多少形成一種窒礙。”故建議思考能否在大灣區的醫療設聯動機制，讓在內地居住的長者可在內地安心養老及生活。

聯動機制包括特區政府與內地一些醫院建立聯動掛鈎，即祇要特區政府承認的內地醫院，澳門居民就可在指定醫院看診，再經報銷或對拆，這樣一方面減輕澳門的醫療壓力，成本亦可能低於澳門。但特區政府需要與相關醫院簽訂協議或釐定收費標準，“你話驚唔驚有濫收或開大價，我明白特區政府的擔憂，相關部門可能驚有呢啲情況。咁咪先揀大醫院或省一級醫院合作囉，統一收費標準，甚至藥物都有所規範，搵一兩個地方先試驗，因為最重要係肯去做嘅決心。”以她所知，內地有醫療部門認為此方法可行，關鍵是特區政府相關部門是否接受。

內地工作醫療保障

突破醫保制約亦是重要問題，澳門每年向居民派發醫療券，能否與內地商量，讓在內地工作或養老的澳門人可利用醫療券加入內地醫保制度，當他們有醫療保障，就不用每次都回到澳門求診。雖然六百元醫療券金額或不足支付內地醫保，但不足的金額可容許居民自己填補，最重要是建立這種醫療券可入內地醫保的制度。

外僱醫保延伸至澳門

同時，要考慮在澳工作的內地居民的醫保問題，目前在澳工作內地外僱的醫保未能延伸到澳門，未來應考慮簽訂協議讓內地外僱都有醫療保障，解決他們在澳工作時的就醫困難。

她建議設立醫療卡制度，當澳人在內地發生意外或有疾病時，可透過醫療卡查看過往病史、血型、緊急聯絡人、對何種藥物敏感等資料，有利醫院及時對病人提供醫療協助。

機遇與挑戰：粵港澳大灣區下的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策略

澳門經濟社會經過持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人口規模、土地空間、社會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商業模式，尤其是交通及公共服務等均受到巨大挑戰，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及人資壓力。

粗放型的城市管理和經濟增長模式、狹窄有限的市場渠道和規模、模糊的商業策略和客戶需求下，確立具有戰略觀和全局觀的智慧城市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探索明確精準的定位，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因地制宜推進智慧城市的整體佈局和分段發展具有重大而積極的指導意義，將適度調整經濟結構、惠及民生福祉、防范風險政策等措施落到實處，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與社會的和諧安定。

因此，在澳門建設智慧城市，逐步實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便捷有序流動”的過程中，本課題組建議著重思量如下策略及發展要素：

保障頂層設計的延續性及約束性

智慧城市頂層設計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城市的戰略定位、城市特色、資源稟賦、人口結構、支柱產業，具有針對性地制定目標和建設計劃。

因此，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具有公共政策屬性，涉及全體居民利益，需要制約中求得最優。強化頂層設計的同時，亦需將智慧城市建設提高到城市發展戰略的高度。針對政府管理體系的認知和理解，剖析體制機制的關鍵問題，以城市精明增長、市民深度體驗為理念，確立“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本，為市民服務”的智慧城市概念，從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產業聯動升級與分工協作，優化城市公共服務，讓城市的每一位持份者親身感受到智慧城市的魅力和便利。 而這個長期有序的建設過程中，積極保障頂層設計的延續性和徹底貫徹頂層設計的約束性，是智慧城市發展的首要策略和必要條件。

“一屆政府，一版規劃”的故事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屢見不鮮，而唯有文脈相承、具有延續性的頂層設計，尊重城市特色、發展規律和變化，正確理解智慧城市建設長期性和復雜性的理性城市，才能成為被人所銘記、所推崇、所喜愛的智慧之城。

構建主管智慧城市建設的行政架構

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如何構建工作行政責任主體，從而落實相應的政策、制度、資金等保障條件，確保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亦是澳門智慧城市建設的一大要務。智慧城市的建設是系統性工程，宏觀到微觀，復雜又精細，全方位、多層次地涉及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迫切需要城市管理及服務部門之間的整體協調配合。

從政策的制定、法律法規的配套、城市基礎設施的整合和建設、土地資源的合理規劃、地下管網空間的綜合利用、水域水利的監控和管理、城市能源的高效循環使用、應急救災指揮平台的設計、公共服務供給和優化，還有民眾最為關注的城市交通建設和管理，均需要多部門、多層次、多渠道的進行組織協調、指導、監督和檢查。

因此，設立有效的跨部門合作機制、或設立主管行政單位或委員會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工作行政責任主體，職能清晰明確，方能落實保障條件，確保任務完成。

同時，建議該主管部門負責對建設工作進行統一的項目審核和批復、政策指導和目標考核，考慮引入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對項目實施進度及實際績效進行監管，并接受公眾監督，才能突破部門之間缺乏溝通，資源難以共用，統籌調度困難的現狀，避免信息孤島，減少重復建設。在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實現灣區主管部門溝通和對接，并有力保障智慧城市正常有序的分階段建設任務。

完善配套的政策法規

智慧城市相關領域的法規相對匱乏，已經引起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國家多部門正著手制定相關政策，以扶持和規范智慧城市的建設。

以2013年為例，中央國務院和各省部委關于智慧城市建設的相關政策文件共計51項，其中國務院辦公廳發文18項，各部委發文33項，從國家-地方-行業三大層面，多層次保障智慧城市建設的有序發展。

中國內地截至2016年，杭州、銀川和濟寧三個城市頒佈智慧城市建設的相關條例，樹立了行政監管和法治依據。

2017年5月，貴陽出臺全國首部大數據地方法規–《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明晰標準規范，打破利益格局，政府部門間數據共享，面向社會數據開放。在澳門現有的立法制度下，立法嚴謹且周期相對較長。

因此，完善和智慧城市建設相關的法規和政策，通過立法和制度保障城市建設和項目投資、實現規模部署，需呼吁各方深入思考能否適度開放“快速通道”，優先處理關于智慧城市建設的相關法案，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賦權行政長官透過行政法規或行政長官批示規范相關事宜，達成共識，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設步伐。

落實財務保障并拓展商業模式

澳門土地面積有限，人口總數不高，經濟體量細小，具有特點鮮明的結構特征和運作機制。資源短缺的外向型經濟和嚴重依賴外部環境的經濟結構，造成澳門商業機構及人才“走出去、請進來”均具備一定難度。

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稟賦、經濟總量和帶來的一體化市場規模，為澳門本土市場的擴寬及加深提供了有利條件。

目前中國深入改革，將依法治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放在更加優先發展的位置上。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簡稱PPP)模式作為一種創新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管理模式在中國得到進一步全面應用，充分發揮出社會資本參與的主動性和創新的積極性。通過資本市場更為謹慎、理性、嚴格的約束，推動PPP項目各持份者規范運作、嚴格履約，提升項目實施品質。

智慧城市代表性PPP項目領域，主要集中在旅游、教育、政務、醫療、園區、照明和能源等領域。參考內地的PPP 開放合作模式，通過落實財務保障和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吸引國內外優秀企業與澳門本土企業積極合作，共建智慧城市。同時需大力推進相關人才的培養及流動，為跨境創新合作提供改革試點，最終實現粵港澳灣區內智慧城市建設的政策融合、產業融合、市場融合及人才融合。

設立智慧城市評價標準及分段目標

“無以規矩，不成方圓”，標準對智慧城市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長久、持續、動態的標準來規范引導，將更好地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管理水準。

2016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聯合中央網信辦秘書局、國家標準委辦公室下發了《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2016年)》。該《評價指標》按照“以人為本、惠民便民、績效導向、客觀量化”的原則制定，包括客觀指標、主觀指標、自選指標三部分。該《評價指標》共包含8項一級指標，21項二級指標，54項二級指標分項。其中惠民服務、精準治理、生態宜居、智能設施、信息資源、網路安全、改革創新、市民體驗作為一級指標，佔比分別為37%、9%、8%、7%、7%、8%、4%、20%。

同時，國內外多個國家、地區及組織均提出與智慧城市建設相關的指標體系，如歐盟中等規模城市智慧排名評價指標、IBM智慧城市評估標準和要素、ISO-TS-37151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指標及浦東新區智慧城市指標體系1.0等。

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應反映城市建設的戰略目標、頂層規劃及實施要素，因此澳門需要宏觀和微觀相結合，針對性地設置對應的評估體系并理性地設置分階段評估目標，讓整個建設過程有據可依，有標準可查。既突出城市特色，又適應城市的動態發展;既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又重視城市建設的軟實力 ;既強調多方投入和參與，又注重市民直觀體驗，從而激發智慧城市建設的創新潛力。

實現數據共享

數據是國家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重要的基礎性資源和財富，亦是進行各項科學研究的基礎，更是智慧城市的智慧之源。需要特別提出，如果學者們無法順利獲取所需的各項合理數據，則會轉向研究能有效獲取數據，進行深入分析的地區，從而協助解決當地問題，造成智力外流，商業發展亦不例外。

2015年9月初，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系統部署大數據發展工作。《綱要》指出，2018年底前，要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信息資源合理適度向社會開放。

2017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進一步推動政府數據向社會開放。政府通過開放數據帶動商業發展，打通數據來源的壁壘，對于產業發展具有巨大意義，從而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以貴陽市為例，2017年1月18日，貴陽市政府數據開放平台正式上線運行，截至7月，平台訪問次數累計達到50多萬，數據下載次數突破10萬。

貴陽市以“政府引導、市場參與、服務產業、數據惠民”為指引，致力于提供政府部門各類可開放數據的查詢、流覽、下載、API調用等數據服務，以公共數據為供給側，為企業和個人開展政府數據資源社會化開發利用提供數據支撐，促進政府數據的增值利用，推動大數據“雙創”及相關產業發展。

因此，智慧城市的建設及實施過程中，必須明確政府數據是國家及地方執政能力的綜合展示，是各類數據和信息開放平台的重要基礎和核心資源；非政府數據的採集、提供和使用應遵守國家和特區政府的相關法律法規，是政府數據社會服務化的有效保障和有益補充。

通過以政府部門的開放任務和相關配套措施為主線，包括建立政府的數據資源清單、數據開放目錄、開放時間表、公眾參與機制等，確立政府暨平台的指導思想，透過激勵機制和多方監管、系統審核，逐步活化和開放數據，賦予科研機構、中小企業、學者及市民合理使用開放數據的權利，將有效地形成合作共創的治理模式，實現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綜合應用和數據共享。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我們必須清晰地意識到，澳門的智慧城市建設和規劃，相較鄰近地區已經滯后;我們也欣喜地發現，澳門的智慧城市建設和規劃，在政府的積極主導和多方共建下，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

智慧城市的建設涉及廣泛領域和多項專業，需要大量的政策、經濟、法律、科技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特別是具有復合背景和綜合素質的高水平創新人才。澳門大學將一如既往、辛勤耕耘，培養志向遠大、具廣闊視野、為國家和澳門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務實人才。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一條舒適而平坦的道路，往往是條下坡路。唯有順應趨勢、把握機遇、不畏挑戰、以人為本，敬畏城市發展規律并集聚城市智慧，政府、企業、學界及市民眾志成城，方能走出具有澳門特色和優勢、高起點高標準的智慧城市建設和發展道路，擔當“粵港澳大灣區”的精準聯絡人，發出屬于澳門的最強音。

大灣區是新時期澳門融入內地提升自身發展的大好機會

高端訪談01

編者按：今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這對于珠三角區域內的9個城市及香港、澳門來說，將迎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和極大的挑戰。即日起，南都推出大灣區高端訪談系列，希望以更權威的聲音、更寬廣的視野，就灣區城市的定位、產業發展愿景、城市協調發展、區域協調融合等話題，與政界、產業界、學界等相關人士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討。

今年全國兩會過后，“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成為熱詞，還讓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的相關領導為之迅速行動起來，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建設中。

其實，早在去年，澳門就已先行一步。2016年9月，國家發改委對外發佈《關于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強調要“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支持廣東省會同港澳共同編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澳門特區政府就著手與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啟動商討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研究工作。

如今，在新的歷史機遇下，發展空間資源有限、經濟體量不及香港的澳門，將如何迎接大灣區時代來臨？近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接受了南都記者書面專訪。

談大灣區推進

已開展研究提出自身意見

南都：澳門近年來在區域合作的過程中，曾多次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醞釀、推動等工作。可否介紹相關的經歷和成績？

崔世安：2015年國家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首次提到“粵港澳大灣區”。

2016年，國務院頒佈《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廣州、深圳在管理創新、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綠色發展等方面的輻射帶動和示范作用，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澳門特區政府對此高度關注。

2016年9月，國家發改委對外發佈《關于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強調要“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支持廣東省會同港澳共同編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至2017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正式列入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一階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著手與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啟動商討關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研究工作。

澳門特區成立17年以來，在中央的支持及指導下，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得益于祖國堅強的后盾和澳門市民的包容共濟、務實進取的精神。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是新時期下澳門融入內地發展、提升自身發展的大好機會。澳門將進一步加快“一中心、一平台”建設，透過區域的融合發展，為澳門青年、專業人士、中小企業創造更多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南都：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方面，澳門已經開展了哪些工作？

崔世安：對于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呼籲，澳門是最早一批響應及開展研究的城市之一。早在2015年，澳門與深圳已簽署《關于深化深澳合作共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備忘錄》，與深圳有意發揮地域優勢，抓住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機遇，在經貿、金融、文化、創新創業等方面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努力形成開放互動、區域協同的合作新格局。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納入國家戰略，特區政府已邀請專家學者和相關的政府部門啟動了研究工作，現正有序地對珠三角主要合作城市開展深度調研，力求更精準地定位并與各城市展開深度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中能更準確地描繪澳門。

澳門將配合國家規劃的制訂，深度研究、廣泛宣傳，并引導社會參與，結合社會、專家學者的建設性意見，將澳門的意見融入到國家規劃當中。

最近張德江委員長在視察澳門時提出三點意見：珍惜經驗、筑牢根基、促進發展。希望澳門社會各界能抓住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定位，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將帶頭深入學習、領會中央的指導精神及要求，并帶領社會各界進一步凝聚共識，搶抓機遇，積極對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坐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將理念轉化為行動，將愿景轉變為現實，促進澳門自身發展并為國家發展服務，將“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進。

談區域合作

需要在中央支持下凝聚各方力量共商共建

南都：目前已有粵澳合作、港澳合作、泛珠合作等，與這些區 域 合 作 相比，你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對于澳門的區域合作而言，會有哪些獨特的意義？

崔世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正式列入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繼京津冀協調發展、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三大戰略之后，這項國家級的重大規劃將成為新時期國家的重大發展引擎和動力來源。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及“一帶一路”承載了國家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和行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是歷史性的，跨越不同社會制度的創新合作，它將進一步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為世界提供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

如何珍惜發展的時代機遇，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意義重大。如何將其建成具有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進一步地深化“一國兩制”的實踐，需要在中央支持下，凝聚各方力量，共商共建。

澳門將會連同大灣區的伙伴城市一起，秉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理念共建大灣區，加快制度創新和融合發展，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實現商貿環境、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多元文化和生態文明的協調統一。長遠而言要促進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及最優化配置，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灣區大市場。

南都：澳門早于2015年與深圳簽署了共同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備忘錄。目前澳門與廣州、深圳、珠海、中山、江門等均有實質性合作。在與大灣區不同城市的合作方面，有何側重，特色是什么？

崔世安：依照《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我們要深化與大灣區內地各城市在社會民生福利、文化教育、通關便利化、生態環保、檢驗檢疫等多領域合作。

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引導業界參與廣東自貿區建設，加快推進在珠海橫琴的“粵澳合作產業園”及“粵澳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設，共同推動中山粵澳全面合作示范區、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的建設，支持澳門中小企業、青年人到內地發展，創新創業和就業。我們期望在區域合作中增強民生福祉和協助市民發展進步，讓更多的澳門市民及企業有參與感和獲得感，推動澳門與內地的融合發展。

港澳方面，港澳民間向來關係密切。兩個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長期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隨著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及建設的推進，預期港澳特區的合作將繼續深化，兩地的民生福祉將得到進一步的保障和發展。

談澳門定位

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發展中的地位和功能

南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可以成為國家聯通“一帶一路”的重要門戶。與香港及珠三角城市相比，澳門在這方面有哪些優勢？

崔世安：近年，澳門始終堅持提升自身發展素質能力和加強區域合作“兩條腿走路”的發展策略，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可持續發展。

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澳門逐漸形成了一些比較優勢。在國家全面發展、擴大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澳門更應思考如何發揮我們的獨特優勢，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澳門正積極打造世界旅游休閑中心，利用澳門旅游培訓的專業優勢，輸出更多的優秀產品及服務，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澳門將充分利用港珠澳大橋建成后的契機，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聯合開發并推廣“一程多站”旅游產品，提升大灣區旅游的國際影響力。

澳門正在推進的“一中心，一平台”建設的優勢，結合兄弟城市的需求，以“互補共贏，協同發展”為原則，透過澳門具有發展勢頭的會展、特色金融、中醫藥等新興產業，發揮專業優勢，輸出高端服務，“引進來，走出去”，推動經濟發展和就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推進。

澳門會更好地利用廣東自貿區建設的契機，推進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的建設，提高合作的成效，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競爭力。

南都：你擔任行政長官以來，澳門的區域合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未來在與珠三角各個城市合作方面，如何進一步加強合作深度和廣度？有哪些抓手值得關注？

崔世安：在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時，要注重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明確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尤其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致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美麗灣區。

澳門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有明確的定位，而且經過廣泛的咨詢，已制訂特區首個五年發展規劃，對接“十三五規劃”。我們將有序落實澳門五年發展規劃與“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有機結合，努力將澳門打造成旅游休閑、宜居、安全、健康、智慧、文化、善治的城市，爭取到本世紀30年代中期，將澳門建成一個以休閑為核心的世界級旅游中心，成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宜居、宜業、宜行、宜游、宜樂的城市。

同時，積極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致力協助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泛珠三角各省與葡語系國家乃至歐盟國家地區有機地對接，成為區內具有葡語國家影響力和廣域輻射力的服務平台，提升在區域發展中的支點作用，進一步發揮澳門自由港制度優勢，在對外開放特別是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交流合作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談未來機遇

加大對澳門人才的培養給澳門帶來更大的獲得感

南都：你擔任行政長官后，曾多次前往廣東珠三角城市考察，尤其是有針對性地連續考察廣州、東莞、珠海等城市，推動了粵澳更深度的合作。目前特區政府在考察珠三角城市方面有何計劃？

崔世安：為參與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相關工作，我已指示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近期將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主要合作城市，展開調研工作。

這次調研工作將由行政長官辦公室牽頭，邀請了經濟財政司、社會文化司等部門參與，重點考察珠三角9市的最新規劃和重點項目，為研究提出澳門與珠三角9市的合作收集資料、匯總思路。

南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會給澳門青年及中小企業帶來什么機遇？

崔世安：在規劃及推動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要將“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用好用足，利用我們推進“一中心、一平台”建設以及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的定位，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與內地共同發展、共同進步，讓澳門社會各業及市民有更大的獲得感。

要真正提升澳門自身的素質，要參與區域合作，都離不開對澳門人才的培養。一方面，特區政府會加大對本地教育培訓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會透過區域合作，多方面支持鼓勵青年成長成才。

在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內地高校大幅增加招收澳門學生的保送名額、保送高校數量、保送專業，并原則上對澳門學生開放所有專業。澳門學生到內地優質大學升學的機會將會大幅提高。

對于在內地讀書的學子，特區政府會實施“在粵就讀澳門學生學費津貼計劃”，有序地向有關學生提供學費津貼。同時，透過開辦暑期課程和安排參觀學習活動，加深在粵就讀的澳門學生對國家發展和澳門社會的認識和關心，培養其愛國愛澳情懷及加強公民意識。

特區政府也大力支持青年創新創業，進一步完善對青年創業的配套支持，并鼓勵青年參與區域合作，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信都有助進一步拓寬青年創業的發展空間。

灣區高見

要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致力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創新及可持續發展的美麗灣區。

澳門將進一步加快“一中心、一平台”建設，透過區域的融合發展，在優化及提升旅游休閑、會展、中醫藥、特色金融等產業基礎上，著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為澳門青年、專業人士、中小企業創造更多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澳門將充分利用港珠澳大橋建成后的契機，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聯合開發并推廣“一程多站”旅游產品，提升大灣區旅游的國際影響力。

南都觀察

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

“只要路子對、政策好、身段靈、人心齊，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戲。”

這句話，既是對澳門回歸祖國后的總結，也是未來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規劃中的一個期待。

澳門的發展一直受到空間資源的困擾。面積不到珠三角城市的一個區甚至一個鎮，經濟體量亦不及香港，屬于微型經濟體。但澳門這些年來可謂是長袖善舞，用對路子、善用政策。

比如，澳門和鄰居珠海，圍繞土地等關鍵詞進行合作。從2009年至今，澳門參與了橫琴近6平方公里的土地開發，共同開創了許多先行先試的創新政策。

這種分享政策紅利的經歷，又被復制并擴大到中山的翠亨新區、江門的大廣海灣新區、廣州的南沙自貿區。

再回首回歸初期，恰逢亞洲金融危機侵襲，澳門經濟負增長，但通過拆分賭牌，一張變三張，三張又各延伸出副牌。2003年后分享CEPA紅利……產業單一、空間局限的澳門，如何能唱出大戲？善于審時度勢的澳門給出了自己的思考，并每一次都踩在了時代的節拍上。

日前，澳門特區政府就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展開意見征集工作，明確了三大定位：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系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三大定位，每一個都是一出大戲。旅游休閑直指澳門在大灣區城市中的產業優勢；與葡語系國家商貿服務平台，則被坊間輿論形容為“精準聯系人”——借鑒香港經驗，提供定向、定點的中介服務，做好內地與葡語國家的供求對接；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則有助于發揮澳門優勢，提升在國際上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

澳門大學教授郝雨凡認為，“一帶一路”是經濟輸出，更重要的是文化文明走出去，而澳門是重要的中西交流中心，可發揮文化輸出的作用。

未來澳門在大灣區中的8項重點工作，也指向“開放”、“創新”、民生福祉等關鍵詞。

如今，澳門從坊間、學界到政府，對大灣區區域合作的醞釀、研究都非常重視，在灣區內“9+2”城市中，較早地探索了“大灣區”概念，并寫入了官方規劃。

優勢獨特，善抓機遇，又有珠三角城市的腹地支撐。搭上“大灣區”這輛發展快車的澳門，又將給粵港澳大灣區和世界帶來怎樣的驚喜？真的值得期待！

專家點評

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博士

大灣區群星閃耀 澳門需與時俱進

澳門要在大灣區“群星閃耀”的城市群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與時俱進”。“一國兩制”的制度、完全自由港地位，以及國家賦予的“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功能，都是澳門的固有優勢。澳門大力發揮外聯功能，特別是發揮聯系葡語國家市場的獨特優勢，就能為灣區內企業“走出去”承擔切實有效的紐帶作用。

澳門是個小微經濟體，產業相對單一，城市發展空間有限。可把握大灣區合作機遇，通過城市合作可以解決目前土地空間不足的問題，例如與中山、珠海建立“1小時生活圈”。

在灣區的建設中，澳門還可發揮優勢，和灣區其他城市各有一個有特色的合作項目，對任何一方來說，都應該是很大的利好。灣區的建設應更注重城市間的多元融合發展，而非單一城市的核心發展。

例如，深圳有著創新科技與高端制造業，需要發展實體經濟的澳門，是否可以利用投資基金支持深圳創新科技研發，共同開拓創新科技商業性市場？又例如，珠海有萬山群島，粵港澳三方可不可以借鑒全球典型的自由港政策，發揮三方各自資金和技術的優勢，共同開發？

還有一個重點是人才。未來全世界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只有引入高端人才，粵港澳大灣區才能等列國際知名的東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高等教育機構方面，目前只有香港擁有四所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高校，粵港澳大灣區需加強人才資源儲備。澳門可與大灣區其它城市加強人才引進的積累，產生“蝴蝶效應”。

延伸閱讀：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獨特優勢

香港是目前中國惟一一個可與國際經濟體系接軌的城市，憑著獨特優勢，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臺及外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圖為香港中環。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初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并且表示對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始終充滿信心。這意味著在民間討論多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被正式列入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層面。香港是享譽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地理位置優越，位于亞太中心，是目前中國惟一一個可與國際的經濟體系接軌的城市，憑著獨特優勢，一直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平臺及外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

融入大灣區 港迎新“黃金時代”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首先于2014年出現在深圳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當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設想覆蓋廣東省9座城市（廣州、深圳、東莞、珠海、佛山、江門、惠州、中山、肇慶）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佔地5.6萬平方公里，人口6,000余萬。正是這片佔中國土地面積不到1%、人口不到5%的區域，在2015年創造的產值超過8萬億美元，佔全國GDP的13%。

按照國家的戰略構想，粵港澳大灣區主要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業，對標紐約灣、東京灣、舊金山灣，實行開放式、聯動式、互補式發展。從國家層面來說，香港應該有兩方面受惠于大灣區：一是龐大的市場，可以為香港的創新科技、創意文化、年輕人創業、市民就業提供更多機會。二是金融業的龐大體量。香港、廣州及深圳均是金融中心，各類金融資源豐富，跨境業務空間很大。目前，粵港澳銀行業總資產合計42.7 萬億元，超過“長三角”一成；據全球著名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預測，到2025年，“珠三角”加香港的整體銀行盈利可達到1.44萬億港元，屆時將超過東京、紐約而成為全球金融發展的最強增長極。香港也將迎來下一個發展的“黃金時代”。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優勢

香港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背靠內地、面向全球，有規范的市場制度、完善的司法體系、先進的商業基礎設施、公正透明的監管體系，以及較低的稅率環境等。較之區域內的其他城市，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非常明顯且獨特的優勢。

第一，“一國兩制”制度及基本法在港成功落實。在“一國”的優勢下，香港的發展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內地的龐大市場亦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兩制”的保障下，香港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保留普通法法律體系，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動，成為內地和外國之間商務往來的一個重要平臺。有賴于基本法的成功落實，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夠按照基本法自主制定政策，作為獨立關稅區單獨簽署經貿協議。

第二，香港具有完善的自由港經濟政策體系。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一個自由港，奉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進口及出口貨物均毋須繳付任何關稅，亦無任何關稅配額或附加稅。香港自1995年起成為世界貿易組織創始成員，其商業政策也建基于世貿組織奉行的以規條為本的多邊貿易制度。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內地優勢產業的“走出去”的步伐會面臨政治因素在內的種種限制，在此背景下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優勢和國際化優勢會愈發突顯。

第三，香港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區位優勢。從地緣條件上看，香港位于東亞大陸南端，是一個天然的深水良港；同時，由于香港背靠水量豐沛的珠三角平原，使它能夠獲得一定的腹地作為支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的改革開放正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一時期，香港迎來了“黃金時代”：經濟飛速增長，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市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上升，整個城市的發展進入巔峰期。聯合國發佈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表明，中國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去年歐盟28國對華實際投資同比增長41.3%。

第四，香港有融會中西、包容多元的歷史文化。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傳統與現代文化互相融會，不同國籍的人士和諧共處，互相尊重。所有宗教、種族的傳統和習俗都能相互包容，反映了這個城市的大都會氣魄。藉助中華傳統文化的框架，西方文明在這里找到了新環境，西方崇尚自我實現精神，與中華文化中的“禮”“義”等道德理想并行不悖，其原因在于它們在這里找到了溝通的途徑，并對社會和民生起了促進的作用，對香港人的生活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第五，香港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海陸空樞紐及策略性門廊。香港地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能在5小時內飛抵亞洲大部分地方，并位處大珠江三角洲的“3小時生活圈”及“城際1小時交通圈”內。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動下，將推動九龍東轉型成為香港的另外一個核心商業區；推動新界地區多個新發展區提供新的樓宇面積；利用大型的交通樞紐，在西九龍高鐵站以及港珠澳大橋口岸推動商業辦公室及會展的發展措施等。

第六，香港擁有與國際接軌的專業人才環境和連結全球的歸僑僑眷資源。就人才環境而言，香港最大優勢就是國際化。香港擁有世界級的優秀大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在此就讀。匯集了衆多跨國財團在亞洲地區的總部，輻射整個亞太地區的中心，在金融、法律、貿易等領域人才儲備尤其豐富，擁有世界一流的水平，有助于為國家戰略提供優質的專業服務。而豐富的僑資僑力，可以充分發揮橋梁作用，爭取中央政府、海外關係和特區政府跨部門支持，以社團服務精神推動僑界聯合與發展，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乃至全世界的交流與合作，為雙邊、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此外，香港充盈的財政儲備也可以考慮成立專項投資基金，入股亞投行或絲路基金，既可以支持國家、亞洲，乃至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又可以通過投資收益更大地反饋給香港社會，惠及更多的香港市民。

【華發網根據澳日、和訊名家、南方都市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