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外交成為推進文化交流和社會融合的重要紐帶

中國當前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關鍵時期，需要一個友好、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崛起中的中國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需要民間外交的更多參與。目前全球治理依然經受著來自反全球化思潮的諸多新挑戰。在全球化出現逆轉以及國家主義回潮的背景下，一種極端的、民粹的保護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都在上升，其中極化的、分裂的、對立的情緒及運動正在挑戰並動搖著全球治理和社會融合的發展根基。雖然當前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認同碎片化等因素使全球治理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某種程度上而言，全球化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本身也是全球化的產物，制度設計的缺失和國內公平問題的漠視使得各國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長期以來積重難返，激發了各國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思潮的抬頭。最深遠的影響便是導致西方國家國內社會融合、包容度和開放度都在下降，甚至許多中產階級也轉為反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國內政治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幹擾著世界秩序的重新構建，阻礙著我們所倡導的一些和平外交理念的踐行，這些都對既有的中國外交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

在這種全球治理形勢和國家外交模式均發生變遷的“雙轉型”趨勢下，中國民間外交成為推進文化交流和社會融合的重要紐帶。特別是可以順應國際趨勢，超越作為外交主體模式的精英外交，通過開展“自下而上”的民間外交路徑著眼於去影響西方國家中更為廣泛的民眾，從而與國家總體外交更好地銜接，更好配合中國外交轉型和模式創新的需求。與此同時，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外交之魂，通過民間外交來推動各國人民共贏挑戰、共享機遇、共創繁榮，通過培養民眾的社會自覺和自省意識，從根本上克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多重挑戰。

隨著國際格局中“東升西降”的權力變遷，新興發展中大國特別是中國日益成為推動全球治理不斷轉型的中堅力量，特別是在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及提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引領作用。2017年1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時，發表了題為《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主旨演講。表明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積極推動與中國周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形成包括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輻射五大洲重要國家的全球自由貿易區網絡，用實際行動證明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全球化新一輪動力機制以及全球治理的轉型為中國社會組織的國際化以及民間外交的開展提供了契機。在一些重大的全球議程事件當中，如2015年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通過，“巴黎氣候”峰會召開及《巴黎氣候協定》的通過以及G20平台中社會組織20國集團(C20)的興起，中國的各種民間組織、社會組織、智庫、企業等通過廣泛而深入的參與，在全球治理中日益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因此，我們可以通過靈活務實的民間外交來提升全球范圍內的社會融合和社會溝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我們進一步探求如何將民間外交同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相協同，特別通過探索民間外交的軟實力傳播機制的創新來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

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的理論，是一個有待深入構建的開放的體系，也是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中國特色民間外交既有時代的使命，也有制度的需求與制度優勢，既有人民史觀的哲學基礎，也有曆史與實踐的經驗支持、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深度嵌入以及行為體與外交對象頻繁互動關系的推動。因此，中國特色民間外交理論作為一種“中國話語”的構建，必將結出累累碩果。

在新中國波瀾壯闊而又迂回曲折的外交史上，民間外交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它不僅是官方外交的補充，有時更是官方外交的先行者。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民間外交得到蓬勃發展，成為國家總體外交中的一支生力軍。當前，中國的和平發展與民族複興進入新階段，面對周邊外交、全球治理、小康社會建設、“一帶一路”等新主題，民間外交迎來了新機遇，也存在新挑戰。恰如習近平同志在2012年5月15日參加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第十屆全國理事會會議時所強調的，“在新世紀新階段，民間外交的任務更加繁重、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廣闊。”然而，“中國的民間外交搞了這么多年，我們有意識地梳理民間外交理論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大家都在嘗試，但是怎么從規律上去總結，從理論上去提升，怎么通過提升後的理論來指導下一步的工作，還做得不夠。”

面對中國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並促進全球治理轉型的契機，中國民間外交還需克服缺乏統籌規劃、交流模式單一、可持續性弱以及長效機制缺失等短板，通過模式創新來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從而同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相銜接的同時更加靈活務實地服務於中國軟實力建構，特別是通過傳播機制的創新使民間外交能有更大的突破。

首先，是民間外交中軟實力傳播對象的創新。傳統民間外交的傳播對象重在爭取關鍵性人物，屬於針對精英階層的民間合作機制。如今為了更好地促進社會融合並實現全球共治和資源共享，民間外交必須通過傳播主體的創新來推動整個外交模式的革新。如改變過去民間外交資源投放不平衡局面，不僅關注過去那種發達國家精英外交，同時也把更多的民間外交工作重心放到各國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大眾中，並將更多的資源投放到“亞非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民間外交的群眾基礎。讓更多民間外交家、企業、行業協會和青年志願者成為中國民間外交的主力軍。通過關注普通民眾所關心的民惠、民生等現實問題，推動民間外交開展過程中的供給側調整，將之前的數量優勢轉化成在民間外交中的效力和質量的優勢。

其次是民間外交中軟實力傳播主體的創新。傳播主體創新主要指民間外交推進行為體的多元化及其人才培養機制的探索。具體而言，一是大力推進如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等組織的橋梁作用，調動民眾參與到各類民間外交活動中。如鼓勵各種行業協會、學會，婦聯、青聯、學聯等走上國際舞台，使其大膽活躍地參與國際對話，提高國際行動能力，積極參與各種國際問題的解決。二是充分發揮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等組織的作用，加快培養一批具備外交能力的國際活動人員，推動中國民間社會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如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國家可以出面搭建經濟類民間社會組織與國外相關組織的溝通平台等。同時像外交學院、外經貿大學、旅遊學院等高等院校應當開設民間外交課程並設置民間外交研究教學基地，或者通過更為靈活的慕課(MOOC)等方式培養民間外交人才，讓其有民間外交知識儲備和實踐能力，從而理性、有序、專業地參與維護國家利益的民間活動。

第三是軟實力傳播手段的創新。隨著信息革命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軟實力傳播媒介已經從傳統的紙質和電視、電台轉變為網絡載體，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包括微信等新媒體)逐漸成為民間外交中重要傳播手段，在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跨界、跨行、跨組織、跨媒介等新的傳播方式有助於推進民間外交的社會化進程。我們要注重挖掘數據網絡外交的潛力，將各類社交網絡資源通過微信和微博等新型傳播手段調動起來，如在海外主流社交平台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開設賬戶，可以有效實現媒體傳播渠道的本地化。[3]除了呈現出的網絡化特征，民間外交的傳播手段和交往形式日益豐富多樣，如通過開展“中國文化節”“中國文化年”等活動來尋求長效性交流機制;同時通過中國藝術家在世界各地舉辦歌劇、雕塑、書法、繪畫、音樂、電影等豐富多彩的交流展示活動，來擴大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的影響。這需要我們不斷探尋如何在國內外各種不同的受眾之中進行有效的、對方喜聞樂見且容易接受的方式來開展民間外交。

第四是軟實力傳播領域的創新。目前民間外交關注的領域日益國際化和多元化，延伸到環保、教育、醫療、產業等多個領域。特別是隨著中國民眾環保意識強化、可再生能源發展增速、低碳城市和碳交易的蓬勃興起等，中國民間綠色發展外交和綠色援助已成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和後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重要踐行內容，成為中國綠色軟實力建構的重要抓手和最新亮點。基於此，一些非政府組織和企業等成為中國氣候援助和可持續發展建設的排頭兵。如中國非政府組織全球環境研究所(GEI)通過斯裏蘭卡沼氣修建培訓項目和老撾中國可持續土地和自然資源管理合作中心等項目，[4]將中國清潔能源生產以及氣候治理的經驗和技術傳授給當地人民。這種融入當地社區的工作方式不僅使當地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也使當地政府和公眾對中國產生了好感。同時中資海外企業培訓中也將社會責任同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緊密結合起來，將綠色命運共同體建設做到實處，增進了國家間信任感。

第五是傳播平台機制的創新。民間外交的踐行平台日益呈現出統籌性、多邊多軌性和網絡性等特征。首先，民間外交必須要系統設計和頂層設計，提升民間外交開展平台的統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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