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行政提高政府職能

“十八大以來，政法工作與科技融合，客觀上是形勢所逼。現代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條件下，對打擊犯罪、司法公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用現代科技不行了，要落後。”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認為，“未來，人類社會將進入所有人、物都互聯互通的‘萬聯網’時代，更多超乎想像的奇跡將會發生”，只有掀起一場頭腦風暴，才能掌握開啟未來之門的鑰匙，使政法工作佔領先機，贏得優勢。他要求政法機關善於運用現代科技最新成果去做傳統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司法改革與技術創新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技術創新解決了司法改革中的難題，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在促進技術創新。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為代表的高科技全面“武裝”政法系統。

在法院系統，“智慧法院”成了新的司法生產力，人工智慧不但能給法官們代筆寫法律文書，而且還能依據全國判例為法官們提建議；在公安系統，線上正在逐步取代線下成為打擊犯罪的重要戰場；在檢察院系統，“大數據”已經成為檢察官們的得力助手，如果公安機關移送的證據有程式性瑕疵，辦案軟體就能自動報警。

過去四年多來，全國公檢法中的“黑科技”越來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場政法系統的“科技革命”正悄然發生。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說的那樣，“科技創新就像撬動地球的杠杆，總能創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十八大之後開始的這輪司法改革中，科技創新正在各個環節創造奇跡，“向科技要警力、向資訊化要戰鬥力”已成為現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十幾年前，剛從警校畢業那會，徐鵬到了一個案發現場，首先是找指紋、腳印，走訪周邊群眾。如今看來，這套方法早已過時了。現在是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資訊處主任的徐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破案有個二八定律，80%的案子要靠視頻破案。”

就像是刀鋒的兩面，科技顛覆了徐鵬和他的同事們的工作，也改變了犯罪。代替街頭的“飛車黨”“請借我一元路費”的騙局，電信網絡詐騙、手機木馬等線上犯罪成了人們最深惡痛絕的社會毒瘤。

2014年，中國移動線民數量首次超過PC線民，真正邁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同樣是那一年，電信網絡詐騙成為熱詞，從“猜猜我是誰”到“我是你領導”和冒充公檢法，電信詐騙的騙術更新迭代，讓人防不勝防。

和電信網絡詐騙交手了幾個回合後，深圳市刑偵局二大隊的副隊長王征途發現這類案件破案率不高並不在於警力不足，“現在最不缺的就是能打、能蹲、能熬夜的員警了，缺的是懂互聯網技術、懂通信技術、看得明白銀行流水的人。”

三年後的2017年，形勢已逐漸明朗。2017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孟建柱給出了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中國網路犯罪已經占到了犯罪總數的1/3，並以每年30%以上速度增長”，也就是說未來絕大多數犯罪都會涉及網路。

“戰場”確實在轉向互聯網。王征途破獲的一宗特大電信網絡盜騙案，梳理了26名嫌疑人的背景之後，他驚訝地發現，“三分之一有盜竊、扒竊等犯罪前科，科技形勢之下，連犯罪分子都轉型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形勢下，一場新的科技革命在整個政法系統拉開帷幕。

一位接近政法系統的官員觀察，“十八大以來，政法工作與科技融合，客觀上是形勢所逼。現代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條件下，對打擊犯罪、司法公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用現代科技不行了，要落後。”

不僅僅是公安，同樣感受到這股來自科技的壓力的還有法官和檢察官們。

2013年7月1日，中國裁判文書網正式開通，這是一件載入司法史的大事件。就像是參加了一次關於司法公正的考試，署著法官們名字的裁判文書被曬到了網上，而全國線民都是考官。

河北石家莊橋西法院的劉國瓏就遇到過當事人會提前在網上搜索他判過的案子，見面了還點評道，“劉法官，我提前在網上搜過你之前的案子，你的評價還不錯。”

甚至還有人會去上面找和自己所訴的案子類似的案子，列印出來找劉國瓏，“你看看，人家這個案子是這麼判的，你也要這樣判”。

十八大以來，司法公開的腳步逐漸加快。繼審判流程、裁判文書、執行資訊公開之後，中國庭審公開網也在去年相繼上線。

案件怎麼判、公不公，線民們在網上盯著。 

掀起一場頭腦風暴

追逐科技創新的緊迫感，從上至下在全國政法系統中層層傳遞。據接近政法系統的官員回憶，孟建柱對科技創新非常重視，“四年來一直通過各種方式推動政法工作的資訊化、專業化”。

據他介紹，無論是國內調研還是出訪，“到訪地最有名的高科技企業，最新的科技成果，領導都要去看看。有時點名要去的互聯網企業，甚至讓我們都有些意外。研發新材料、製造無人機的科技企業，提供圖片美化的互聯網公司都去看過。”

一位政法口的跑線記者明顯感受到，十八大以來的歷次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對於將科技創新融入政法工作中，“年年都強調，而且分量越來越重”。在他看來，應用科技創新的技術，可以說是十八大以來政法工作一個顯著亮點。

在孟建柱看來，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既為我們維護公共安全帶來了巨大挑戰，也提供了重要機遇”。

在他的設想中，情報資訊工作應該作為核心工作能力來抓，而大數據就是一個提高情報水準的利器。它將極大地提高社會治理的可預見性、精准性、高效性，“要善於運用大數據，即時關聯，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為軌跡，從中找到犯罪規律或趨勢，推動由事後追溯向事前預測預警預防轉變”。

如今，運用資訊化手段、大數據技術開展風險研判預警，各地都在實踐。

2016年10月21日，中央政法委舉行第四次百萬政法幹警學習講座，令全國各地會場聽課的幹警們意外和興奮的是，這次講座的主講人是阿裏巴巴董事長馬雲，演講的題目就是“科技創新在未來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科技創新怎麼在社會治理中起作用？馬雲講了個例子：一個人買高壓鍋很正常，一個人買鐘也很正常，一個人甚至買一個火藥也正常，買個鋼珠也正常，但是一個人合在一起買那麼多東西，就一定不正常了。如果沒有分析數據結果，請問你怎麼知道他在造炸藥？這就是依靠大數據提前預防社會風險的生動事例。

當下，利用大數據進行社會風險防控已經放進了各地政法部門的工具箱。

針對涉眾類經濟犯罪高發的現狀，山東等地建立了金融風險防控預警平臺，在資產端和資金端開展即時監控，提高了對金融風險的發現水準和處置水準。

在貴州，檢察院最近發現，六盤水市販毒人群的結構出現了新特點，少數民族人員涉案出現異常增長。

針對這一形勢，他們通過業務輔助系統，對這類案件進行了大數據分析，很快找到了這類案件犯罪的規律，貴州省人民檢察院資訊中心主任馮濤說，“這相當於給打擊和防範這類犯罪提供了一份行動指南”。

“未來，人類社會將進入所有人、物都互聯互通的‘萬聯網’時代，更多超乎想像的奇跡將會發生。”孟建柱認為，只有掀起一場頭腦風暴，才能掌握開啟未來之門的鑰匙，使政法工作佔領先機，贏得優勢。他要求政法機關善於運用現代科技最新成果去做傳統人工手段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

廣東省公安運用現代科技解決了不少棘手的難題，鐵路系統內部素來就有句話叫“全國春運看廣東，廣東春運看廣州”，這裏幾乎是全國安防壓力最大的地方之一，但在當地員警眼中，這裏也是全國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廣東省公安研發了一套名叫視頻雲的系統，被警方監控的有犯罪前科、負案在逃人員一旦進入廣州火車站，系統就會自動報警。

春運期間的廣州火車站。廣東省公安機關研發了一套名叫視頻雲的系統，被警方監控的有犯罪 前科、負案在逃人員一旦進入廣州火車站，系統 就會自動報警。（南方週末記者❘馮飛❘航拍/圖）

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期間，系統就不停地發出相似度對比的警告，其中一人正是火車站附近冒充工作人員行騙的慣犯。

通過這套人臉動態識別系統，民警陳衛不僅僅能知道他現在在哪里，而且還能知道他將出現在哪里。一旦他穿著假冒制服出現在火車站，附近的員警就能接到系統推送的消息，“還沒開始作案，已經被警方盯上了”。

在預防犯罪的同時，廣州火車站的“黑科技”還能防範危險於未然。

在廣東省公安廳的指揮中心，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逯峰指著地圖上的亮點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裏有一張全省的警力圖，每個點就是一個警力，系統還設置了一分鐘、兩分鐘和三分鐘的自動報警線，一旦一分鐘的路程內出現警力空缺，那麼系統就會自動報警”。

如果遭遇重大突發事件，指揮官坐鎮指揮中心就可以直接對話附近的員警，併發出指揮命令。

每年春運期間人流大密度集中時，全景式高空攝像頭都能為指揮者開啟“上帝視角”，車站的全貌盡收眼底，廣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資訊處主任徐鵬說，“我們做過實驗，天氣好的時候，廣場上的人手裏的報紙上面的字，我們都能看清楚”。

在2016年人臉動態識別技術國際比賽中，中國員警小組獲得了第二名，僅次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小組。

在孟建柱看來，這說明我國數百萬政法幹警中並不缺乏科技人才，蘊藏著巨大的創新潛力。

科技照亮司法公正

2014年12月4日，中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孟建柱來到最高人民法院視察。最高人民法院資訊中心主任許建峰記得，視察期間，孟建柱給最高法留了一個課題，“要通過資訊技術來推動公正司法”。

利用科技不斷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就是最高法解題方案。2016年，中國庭審公開網成了繼審判流程、裁判文書、執行資訊公開之後的第四大司法公開平臺。

截至201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累計直播庭審案件430餘件，全國法院累計直播近12萬件，訪問總量超過13億人次。按照最高法的規劃，未來所有的庭審都要依法公開進行，不公開是例外。

庭審公開，所有線民都可以對整個過程進行監督。“過去法官庭審的時候，有可能出去接打個電話，或者遲到早退，但是庭審公開後，這樣的行為將被曝光在互聯網上。”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資訊化建設辦公室副主任閆廣宇說，為了防患於未然，河北省專門研發了一套智能巡查系統，能夠自動識別直播庭審中的違規行為，一旦發現違規行為就會給他本人以及院長推送一條通報消息。

現在，許建峰還在探索把人工智慧和大數據運用於法官判案，從而實現全國範圍內的“類案同判”。像北京高院推出的“睿法官”智能輔助審判系統，以及河北省高院推出的智能審判輔助系統，都是通過對全國公佈的裁判文書進行檢索，按照案由的相似度為法官推送類似的案例。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資訊中心主任許建峰的設想，未來的法院將實現線上全業務支持，線上和線下將充分結合，“所有的業務都能支持網上辦理，只要你願意在網上辦理都可以在網上辦理。所謂智慧法院有‘三個全’：一是全業務網上辦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網路法院的概念；二是全流程審判執行要素依法公開，全流程的審判執行要素能公開的全部要公開；三是面向法官、訴訟參與人、社會公眾和政務部門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務。”

“隨著以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智慧工程為代表的現代資訊技術快速發展，一個高度資訊化的時代撲面而來。”孟建柱2014年12月4日在最高法調研時，就要求“要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視野審視資訊化建設，以資訊化引領人民法院工作現代化”。

孟建柱在那次調研中特別強調，“實踐證明，資訊技術對促進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根本性的推動作用。”

用創新解決改革中的難題

自從本輪司法改革啟動以來，立案登記制的實施讓案件數量呈井噴式增長，一線法官辦案壓力明顯增大。

面對案多人少的難題，孟建柱指出了兩條出路，一靠改革，二靠科技。在中央政法委領導的指示精神下，各地方司法機關開始“主動擁抱”科技，而各地法院則圍繞建設“智慧法院”做文章。

2013年，劉國瓏剛到石家莊橋西法院工作，當年他結了130件案子。三年之後，這個數字增長到230件。劉國瓏和同事們白天開庭，晚上敲判決書，即便沒日沒夜地幹，系統裏的案件卻只增不減。最忙的時候，劉國瓏一晚要連寫五六份判決書，大量重複性的陳述磨得他幾乎崩潰，寫到最後，“腦子都木掉了”。

成千上萬被審限日期追著喘不過氣的法官中，劉國瓏是一個縮影。針對劉國瓏的困境，河北省高院選擇了人工智慧作為突破口。

經過一年的開發研製，2016年5月，智能審判支持系統開始在河北試點。劉國瓏成了智能審判支持系統最早的一批試用者。啟用智審系統之後，法官們只要把紙質卷宗掃描進系統，電子卷宗即可自動生成。軟體將對卷宗的內容進行分類、歸納、編輯，然後一鍵生成應訴通知書等上百種制式法律文書。

有了智審系統“代筆”，劉國瓏完成一份判決書的時間縮短至十幾分鐘。除了“審理查明”和“本院認為”部分需要自己撰寫，剩下的部分都由機器完成。閆廣宇曾做過統計，智審系統至少減少了法官30%以上的案頭工作。

現在，河北探索出經驗之後，智審系統已經在山東、吉林進行試點。據許建峰介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劃，2017年底前要在全國法院實現電子卷宗隨案生成。

蘇州中院研發的庭審語音識別系統也是利用科技提高司法生產力的有益探索。一直以來，蘇州中院在庭審時一直受到書記員記錄速度的嚴重牽制。2016年4月，蘇州中院開始在庭審實戰中測試使用語音識別技術——“智能速記員”。這個“智能速記員”能將語音自動轉化為文字，自動區分庭審發言對象及發言內容，法官、當事人和其他參與人均能看見轉錄文字。

與書記員相比較，“智能速記員”能真正做到一字不漏，蘇州中院試用期間的庭審記錄完整度高達100%。如果當事人口音較重，那麼正確率也能超過90%，書記員只需對它進行少量修改則可以實現庭審的完整記錄。

蘇州的經驗很快傳到河北。最近，石家莊橋西法院也引入了這套系統，劉國瓏體驗了幾次後，他感覺整個庭審的節奏順暢了許多，“過去要等著書記員打完字了才能說下一句話，現在說話的速度至少提高了一倍以上。用了這套系統，以往一個小時才能審完的案子半個小時就夠了。”

在檢察系統，司法改革所帶來的壓力同樣存在。貴州是本輪司法改革第一批試點單位，也是發展大數據戰略最早的省份。

“本輪司法改革的核心在於落實司法責任制，貴州想到的就是如何通過數字的手段來壓實，”貴州省人民檢察院資訊中心主任馮濤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辦案過程在檢察官們的腦袋裏，只有量化過後，才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

貴州檢察院的做法是對辦案過程數據全覆蓋，流程全監控，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會對案件進行全程數字畫像，通過個案與類案的比對，同步觸發流程監控和品質監控。

在馮濤看來，司法改革與技術創新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方面技術創新解決了司法改革中的難題，而另一方面司法改革也在促進技術創新。

正如孟建柱在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說的那樣，“誰能在科技創新上搶先一步，誰就能開闢一片新天地。我們要站在時代潮頭，把現代科技運用作為政法工作現代化的大戰略、大引擎，推動政法工作跨越式發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求我們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高度，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和科學化。從治理角度來看，行政體制改革不僅關係到行政體制內部的組織結構優化、運行機制完善、管理方式創新、組織職能轉變，而且關係到政府、市場、社會三個領域之間的關係，關係到如何激發這些領域中各種治理主體的活力。故此，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需要進一步處理好以下四個問題。

以深化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為核心推進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必須以深化行政審批體制改革為核心推進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轉變政府職能是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長期以來，政府習慣於以行使審批方式對社會和經濟活動進行事無巨細的管理，不僅導致政府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職能錯位越位缺位，而且窒息了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深化行政審批體制改革，關鍵點是政府向社會放權，收回到處亂伸的有形之手，切實做到凡是市場能調節的政府都要退出，凡是公民能自決的政府都要退出。通過減少政府審批事項，有效擴大企業、個人、社會組織等利益主體的行動自由，全面激發社會經濟活力，切實賦予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活力，尊重公民社會治理的主體地位。

轉變政府職能是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必須優化政府職能配置。轉變政府職能不是不要政府職能，而是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政府職能的優化配置，既涉及縱向的政府間關係，又涉及橫向的部門間關係，尤其是組織結構的優化。從縱向來看，就是要明確劃分各級政府，特別是央地的權責。中央政府的職能是有效加強和改善宏觀管理；建立完善宏觀管理體制和基礎制度；改善和創新宏觀管理方式和手段。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進一步健全不同層級政府之間事權與財力相匹配、權力與責任相統一的體制。要及時適當強化中央政府在社會政策領域的責任，特別是社會支出責任，切實推進全國意義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社會公民身份的建構，有力改善民生福祉。從橫向來看，要處理好政府部門間的關係，優化行政組織結構。要在總結基層政府大部制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向更高層級的政府推進大部制改革，進一步完善政府機構設置。

完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必須完善行政權力的運行機制。行政權力涉及決策、執行和監督各個環節。必須按照《決定》的要求，構建起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和協調機制。要重視行政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提高決策能力，提升決策品質，減少政策失誤。要按照協商民主的要求，鼓勵各種治理主體(利益相關者)通過協商、互動、參與等方式來進行利益表達，共同解決利益訴求，凝聚決策共識，配合政策實施，參與政策監督。要進一步優化公務員隊伍，強化公共服務意識，提升辨識與選擇政策工具的能力。

創新行政管理方式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必須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治理理論要求行政管理方式的創新遵循民主化的原則和方向。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下，政府要減少強制、命令等過於依賴公權力的管理方式的運用，更多地運用柔性的管理方式，積極主動選擇協商、合作的方式，加強與其他治理主體的協同共治，形成治理合力，提升治理績效。特別要善於利用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來實施公共政策。政府購買服務機制，不僅可以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而且是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重要手段。要進一步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深化與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在公共治理中的協作關係。

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下推進行政體制的深化改革，必須讓政府成為宏觀調控主體，而非市場參與主體，必須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必須讓公眾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並最終形成促進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建設性互動，從而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經濟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

根據中新網、南方日報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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