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全球經濟猶如火車頭作用

近年來全球經濟處深度調整期，儘管中國經濟仍存下行壓力，但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已是不爭事實。2016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7%，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該增速使中國超越印度，再度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榜首。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30.5%，躍居全球第一；2016年貢獻率仍居首位，達到33.2%。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說，當前全球整體經濟增速約3%左右，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速始終維持中高速水平，無疑對全球經濟增長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陳鳳英看來，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頭號引擎固然重要，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一系列具有引領性的外溢效應。

三大領域引領全球經濟

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主要體現在三大領域。孕育商機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達沃斯論壇年會上表示，預計未來5年，中國將進口8萬億美元商品、吸收6000億美元外來投資，對外投資總額將達7500億美元，出境遊將達7億人次。

推動全球減貧事業方面，《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6》顯示，按世界銀行2011年的貧困標準，1981年至2012年，中國貧困人口累計減少7.9億，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1.82%。

創新方面，中國科技部預計，去年中國全社會研發支出將首次超1.5萬億元人民幣，科技進步貢獻率增至56.2%。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授權均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表示，中方還力圖就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提出新的理念，「這種發展模式和發展質量方面的貢獻，讓中國對世界經濟發揮更加重要作用」。

帶動增長動能走向中高端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認為，中國短期經濟企穩的同時，改革的總體框架已基本穩定，未來中國經濟或需依靠自身動力的修復來維持上行。

劉學智說，中國經濟未來的成功轉型，將帶動全球經濟增長動能向中高端轉移，從而更有效提升全球資源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大量低端產業將從中國逐步轉移至其他欠發達國家，並為上述國家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和空間。

需指出的是，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全球經濟治理結構面臨變革的背景下，中國始終積極貢獻智慧，這其中「一帶一路」倡議便是最好例證。

國家社科基金決策諮詢點首席專家、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石建勳教授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是基於所有參與國的互利互惠，該國際關係和全球貿易新模式，將使全球化變得公平且富有人性。

民粹主義思潮高漲

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是要素資源市場化配置的自然延伸，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通過持續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推動全球化過程不斷延續。經濟全球化有利於發揮各國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刺激商品和服務國際貿易，促進資本、技術、人才和信息跨境流動，提升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整體來看，持續多年的全球化進程促進了各國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提升了主要國家生產率水平和社會整體福利；但也需客觀承認，全球化對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影響並不均衡，對經濟勢力薄弱和技術水平落後的地區，全球化使其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更加嚴峻的風險挑戰，對勞動技能或要素成本處於競爭劣勢的人群而言，全球化可能引起就業機會的轉移和收入增長的停滯。

次貸危機發生後，主要國家經濟陷入百年一遇大蕭條，儘管經濟復甦周期已延續多年，但內生增長動力依然疲弱，收入不平等程度進一步擴大，人們對全球化態度發生了改變。各國政府迫於短期壓力普遍採用貿易保護措施，全球貿易和投資陷入停滯，已持續低於全球經濟增速，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了民粹主義思潮和反全球化力量興起並達到新的高潮。

Mallaby在《重啟全球化》中指出，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全球化迅速發展，資本、商品和人力的跨境流動空前繁榮，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資本流量從全球GDP的5%上升到21%，貿易量從39%上升至59%，移民人數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但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國際資本流動驟降，貿易停滯，只有移民潮還在繼續。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表現出孤立主義傾向，在關稅及移民等問題上立場較為強硬，悲觀主義者甚至認為特朗普可能開啟一個新冷戰時代。

這些變化是否意味一個新的去全球化時代正在到來？歷史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衝擊，19世紀末快速全球化在20世紀初轉為去全球化，二戰後西方世界的全球化過程再度回升，但在冷戰時代並未實現跨越美蘇在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後，全球化迎來新一輪爆發式增長階段。

時至今日，主要國家經濟經過全球化過程已深度融為一體，美國作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始終保持科技領袖地位和佔據全球產業鏈最高端，德國與日本依靠技術和人力資本優勢在全球高端裝備和技術服務市場中佔據重要地位，有效緩解了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內需不足問題，中國憑藉要素成本優勢和開放扶持政策承接全球產業鏈中勞動、資源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跡。

產業轉移再次開啟

中國已成為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對美國保持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但中國很大程度上憑藉要素成本優勢扮演了全球出口商品的組裝中心角色，而核心零部件和高端技術、高附加值產品仍需要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進口。據世貿組織（WTO）和經合組織（OECD）基於全球產業鏈最新測算，2011年中國製造業出口中，來自國內的生產貢獻佔60%，來自國外生產貢獻達40%。

全球化促進了主要國家專業化分工協作，形成了更具效率和競爭優勢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儘管政府政策可以影響全球供應鏈體系動態變化，但產業鏈分工格局的演進具有自身規律，短期內打破現有格局的成本較高。

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向墨西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是產業梯次轉移的經濟規律所推動，新一輪產業轉移可能已經展開，勞動密集型和原料依賴進口型產業鏈條已經從中國向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國家轉移。同時，持續科技進步和生產率提升逐步替代了簡單重複勞動，導致此類就業機會減少。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產出在持續擴大，但就業人數趨於下降，反映了技術進步背景下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的研究表明，在美國製造業中，只有13%左右的失業應歸因於貿易所帶來的替代，而大部分原因是自動化提高了生產力。

反全球化呼聲凸顯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不足，但貿易保護並不能解決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世界主要國家需要警惕全球化收益集中於部分群體而使某些群體受損的情況，加快內地結構化改革與國際政策協調，建立公平包容、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實現全球化發展成果人人共享。

具體來看，一是加快內地結構化改革進程，促進人力資本提升和要素自由流動，使本國勞動力供給能夠適應全球化需求並具有一定轉移彈性，推動收入分配和公共財政改革，提高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保障能力，提升商業運營環境和居民再就業能力，發揮稅收體系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機制；二是強化金融監管和國際政策協調，完善宏微觀審慎監管體系，加強對國際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監管，減少跨境資本流動和過度創新投機對金融體系的負面影響，抑制金融危機交叉傳染；三是優化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善現有貿易和投資的國際協調，適應於全球化發展趨勢和國際經濟格局新變化。 

根據財經網、大公網等綜合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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