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捷：對台工作博弈物件轉為民粹化的民意

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祝捷指出，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對台工作博弈的物件轉變為臺灣高度民粹化的民情和民意。（中評社 範穎薇攝）

中評社香港4月27日電（記者 范穎薇）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祝捷近日在第三期華廣論壇上指出，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對台工作博弈的物件轉變為臺灣高度民粹化的民情和民意。博弈的重點除了，統獨之爭之外，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模式之爭。 

祝捷指出，兩岸關係從1949年以來經歷了4次大的博弈。第一階段博弈是1949-1990年，這個階段的博弈對象是國民黨，博弈的重點是爭中國的正統。從1990-2000年，博弈物件變成了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土派，博弈重點轉變成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的古今之爭，“一個中國”在哪裡的問題。第三次博弈就是兩千年後到2008年。博弈的對象是以陳水扁為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博弈的重點轉為統獨之爭。現在在遭遇的是第四次的博弈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博弈的對象轉變為臺灣高度民粹化的民情和民意。 

祝捷認為，現在的博弈的重點除了統獨之爭之外，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模式之爭。他指出，臺灣的民主是非常為臺灣人引以為傲的，甚至為部份大陸學者認為是民主轉型的典範。但是在臺灣的民主在轉型中已經呈現出很強的街頭性，街頭運動將政治的主張直接用街頭暴力的形式宣洩出來。 

“現在網路媒體的宣洩其實也就是街頭民主換了一個場面而已。”祝捷說，在每次兩岸的事件發生之後，臺灣的政論家們就會一邊倒的順從所謂“街頭民意”，這一點對臺灣的民主發展值得反思。 

 此外，祝捷認為，臺灣青年對大陸的不瞭解以及過去固有的心理優勢，變成了臺灣只問統獨、不問對錯的問題，在這次肯雅事件中表現非常充分。” 

對於臺灣政治和社會的民粹化對於兩岸關係的危害，祝捷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讓大陸的對台工作失去抓手。過去我們在兩岸關係有個順理成章的抓手就是國民黨，但現在國民黨本土化趨勢已經不已人的意志為轉移，連中國國民黨黨名的問題都成了討論的物件，黨的形式、主體、內容到結構已經基本上變化了，每一次的危機後所伴隨的都是國民黨本土化的加深。 

祝捷說，表面上看洪秀柱當選國民黨主席似乎是深藍的勝利，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洪秀柱的得票數並不理想，很大部份都是黃復興黨部的得票，所以洪秀柱基礎是不牢的。 

另外，祝捷認為，洪秀柱的黨權對國民黨的公職人員無法產生實質影響。党國民黨出現變化，當中國國民黨變成臺灣國民黨之後，特別是在民粹的操弄之下，國民黨自身也與中國大陸保持界限，黨內也有人提出了是不是要廢除國共論壇的議題。未來我們的對台工作切入點在哪裡，需要做一個預估。 

第二，可能導致中國大陸對臺灣失去未來。第一個未來就是年輕人，現在年輕人對於中國大陸持好感的人並不多，臺灣青年在太陽花學運、周子瑜事件及最近的肯亞事件之後，都使得臺灣青年對大陸的惡感加深。 

 臺灣極獨政黨永遠存在，極統政黨逐漸變化。從之前的台聯黨到現在的時代力量，可能是曇花一現，但臺灣政壇將一直都有極獨的力量存在。而與此相比，新黨、親民黨等可能會逐漸泡沫化，國民黨內的統派也逐漸邊緣化，臺灣島內的統獨將不再是一個平衡的議題，會越來越邊緣化。 

“2000-2008年的去中國化政策下，對於很多臺灣年輕人的價值觀產生影響，去中國化培養了太陽花一代。今天的蔡英文未來的八年會培養出什麼樣的一代人，這不是短期效應，這個效應可能在十五年、二十年後我們可能才能看到。”祝捷說。 

對此，祝捷認為，我們要理性看待臺灣民粹化所導致的島內政治局勢的變化。第一，認識到政黨輪替是選舉社會的必然現象，要客觀認識本次政黨輪替，這不僅是選舉社會的特點，也是選舉制度設計時的初衷，要理性看待。 

第二，理性看待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問題，雖然目前我們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以批判為主，但從策略角度我們也可以去挖掘一些資源，特別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沒有排除現行臺灣地區憲法，現在至少能在表面上維持一中的，這點可以成為兩岸在法理上的一個互信基礎，在保持戰略底線時也可以靈活的採取戰略策略。 

 第三，要重新定義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政策，這個之前是我們對台政策的主軸。但是我們也要客觀認識到臺灣人民對大陸占好感的至少是不算占主流，所以策略上要有調整。通過體驗式交流，把過去的利益籠絡性轉變為心靈契合，增進臺灣青年對大陸的瞭解。 

臺灣方面要認識到擁有國際空間的前提是“九二共識”，擁有“小確幸”的生活模式是因為有“九二共識”。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論述體系應當和法理結合起來，要注意到法治已經成為兩岸所共同認可的社會治理模式，不管外在有什麼變化，只要相關規定不變、法理不變，兩岸關係的發展基礎也能獲得一個規範層面的保障。

來源：中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