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範談教改齊心最重要 同為社會獻良策

圖：羅范椒芬對參與教改引以自豪，期待香港社會重拾同心協力的幹勁，齊步向前/記者蔡文豪攝影

大公網4月26日訊（記者 唐曉明 呂少群）香港千禧教改受全社會關注，在海外備受肯定，全因彙集了不同持份者的共同努力而成，作為教育決策官員的羅范椒芬擔當重要角色。回望三十二年的公務員生涯，她參與不少改革，自言有“改革命”，認為最為深刻就是教育改革。得也團隊、失也團隊，她強調“齊心”至為關鍵，讚揚當年同心協力的教改團隊，共同為教學理念付出。展望未來，她希望各持份者放下分歧，共同為社會發展出謀獻策。

“我整個的公務員生涯，曾做過不少改革，其實我都有條‘改革命’，過去在公務員事務局、房屋署、運輸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參與，但我覺得當中最深刻就是教改。”羅范椒芬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教改由理念引領，再經詳細討論，影響範圍之廣、時間跨度之長、參與人士之多，還有當時的那種齊心協力、目標一致的精神，堪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所未有。“我覺得在整個公務員生涯的服務過程裏面，那種精神，是感受最深和最難忘的。”

難忘團隊團結有衝勁

談到當年教改情景，羅范椒芬神采飛揚，深深懷緬。她讚揚被稱為教改“三頭馬車”的梁錦松、戴希立和程介明，認為三人都有很強的領導能力，而當時教統會、教育委員會等各諮詢組織，大家都齊心一致、做到最好，“印象深刻是，我們很多時都是放工後開會，在政府總部的會議室那裏吃三文治，會開到很晚，但大家鬥志都是好高，那種團結而富有衝勁的精神，到今日都非常難忘。”

羅范椒芬續稱，當時既有調查和研究，亦要去學校探訪，和老師舉行座談會，下了無數的工夫，2000年交予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那份教改報告書基本上是沒有人反對，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好好的願景。她認為教改能團結各界，“為何我們不能在社會上，再找一些大家都關心的課題作全面性的研討呢？”

對照當下，展望未來，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羅范椒芬，希望政府加強與各持份者溝通，凝心聚力，“做政府好難，要平衡短期和長期的利益，要平衡個人與公眾的利益，難處不足為外人道，所以更應該將難處和社會分享。”她説，每個持份者都希望政府首先關注他的要求，但政府有好多事情同時處理，不可能每個決策都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如果政府多些將自己的困難和社會分享，多些收集民間的智慧，才能共同去化解問題。

要讓各持份者參與

羅范椒芬認為，在大政策上，要多些讓公眾參與，爭取各方認同，“現在香港社會都好講求公共參與，其實我們更多的公共政策是需要這類全民參與和全民討論，當然參與後，不代表會執行和認同，但起碼讓各持份者參與其中。”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她補充，如果香港社會盡快醒覺，我們還有很多優勢，再加上國家“十三五”規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對國家如是，對香港亦是非常關鍵的五年。她希望各方放下分歧，尋找合作點，令香港可以往前邁進。

教改三不足 家長最難搞

回望十多年的教改，經過反思的羅范椒芬，認為有三大不足之處。

她認為教改推行之前並無“摸清家底”，即當局無就二千年時的教育場景作一個全面審視，結果陳義高，理想宏大，但教育前線的老師，可能因為所受的教育不同，其水平、文化未能配合，當推出一系列教改政策後，必然會有很多人跟不上，反彈情緒自然強。“過去推動改革時有路線圖及時間表，但路線圖、時間表要根據當時的實際起點在哪裏而去設計，而不是講自己的目標，要達到做到邊度，否則會有落差。”

羅范椒芬又稱，過去的教育諮詢委員會雲集最優秀的校長、最專業的校長、最有理想的老師，對他們來説什麼也行，什麼也能完成，但亦因此未能全面切合到不同程度的學生的需要，令到當局不時都推出政策，明明經過諮詢，推出時卻很多反響。

她曾經找一些不同類型學校的教師一同參與，認為不能夠只揀第一組別的老師參與。“因為你做的那套課程，都要切合到不同程度的學生的需要，不是隻為第一組別的學生，所以後來‘334課程改革’放進了大量課程，第三組別學生都教唔切，搞唔掂，因為那些全都是精英想出來的東西。”

羅范椒芬認為，最難改善、社會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處理的就是家長教育問題。因為每個家長的要求都不同，有些認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很好，好過打機無所事事，甚至多買幾本練習讓子女做，但亦有家長覺得怎可以迫他們做這些東西。所以家長完全不同，因為每個背景不同、要求不同、訴求不同。

她續稱，永遠都是最有心的家長才會出席家長會，最需要知道的家長反而不來，所以有一群家長未能接觸。“你就算狄志遠做哋咁多年家校會(主席)，都難以接觸100%家長，問題很大。”她説，過去擔任教育公職的時候，看過一些外國研究文件，指對學生最大的影響，家長佔六成，家庭教育佔五成，學校可能是三成，兩成則是天賦，“家長可能為口奔馳，根本不會理解這些理念，但家校合作對教育質素影響甚大。”

社交媒體衝擊 影響青年想法

教改曾提出“樂善勇敢”的口號，羅范椒芬稱，是否真正做到難以辯説，但她認為教改有一定成績，並指現在的年輕人説話“精叻”，對社會亦勇於承擔。她認為，青年人關心社會，甚至走出來參加選舉，都是有承擔的表現。

羅范椒芬又稱，青年人是聰明的，好多時只因缺乏全面的資訊，才做出錯誤決定。她擔心社交媒體的出現，令青年人容易接收不正確的資訊，以致思想有所偏差，“社交媒體的特性是，同一思想的人作為一個群體，欠缺多元性，其實一個民主進步的社會是以多元的思想為基礎，但青年人如果只是沉迷於社交媒體，容易思想走向單一。”

她舉例，就如自殺事件，當有人跳樓的時候，就會有人跟住跳，出現了一股模仿潮。她補充，當一班不開心的人不停在群體裏散播不開心的事情，會令該群體的人心情更加低落。

社交媒體衝擊整個傳媒的生態，而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究竟傳遞什麼資訊，都會影響青年人的想法。她覺得，現在不少傳媒都是報道偏頗，令青年人接收錯誤資訊，不能客觀持平報道，甚至以“無名氏”身份就可在網上發佈資訊，影響真實性和平衡性。

倡善用科技 減老師負擔

教改提倡“校本”，雖讓學校可更靈活運用資源，亦令學校面對大量的文書工作。現為香港科技園董事局主席的羅范椒芬，重視利用科研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亦表示可透過科技優化學校的工作效率，以減輕老師負擔。

她認為，現在如果有東西可靠科技創新去解決，政府有需要安排人手到學校去處理問題，例如若要收集學校的各項數據，可考慮撥款將所有學校資料都轉為實時數據，輸入後直接傳送到教育局，減少人手輸入再製成文件遞交到教育局的多重工夫，整個過程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以全電腦化取代，這需要學校利用科技創新加以配合。

她又説，學校行政安排也應該優化。她以近期撥款更新學校WIFI(無線上網)為例，既然要撥款去讓學校各自處理，何不統一招標更新?或者分區去處理，“如果學校有不同的規模，你可以按哪一個年代出一份報價單，如果各自招標，只會令學校增加處理行政工作。”

談到學校的創新科技，羅范椒芬建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予有心有力的學校去籌劃創科項目，“就像以前做的IT In Education，哪間學校願意課餘去幫學生學習，或找一些業界人士幫學生去學這些東西，就幫他們安排資源。”她以“星之子”陳易希就讀的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為例，該校每逢週六及周日都會開放實驗室讓學生學習，結果該校已產生了三名“星之子”。

不清晰理念 令TSA被異化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是教改的重要措施之一，原意是要減輕學生的壓力，惟近年不少學生及家長對TSA的觀感都傾向負面。羅范椒芬認為TSA被異化，源於對其理念不清晰，又將原先的支援功能轉為問責。

羅范椒芬稱，TSA異化源於大家對理念不清晰，“因為當時取消小六學能測驗，學能測驗是一個高風險的測驗，當時很多學校校長都投訴，小學無教好學生就推上來中學，來到中學有些可能26個字母都未學齊，所以一定要每個學習階段有一種所謂的‘體檢’，以確保學生掌握足夠的能力應付學習。”

她強調，基本能力評估並非要鬥厲害，而是為最基本的能力評估，“如果他連基本概念都未搞清楚，他升上去一定做唔到，只會令差距愈來愈大，究竟現在的試題是否脱離了基本能力呢?這個大家要去問。”

她又説，TSA原初目的並非以此作為學校的排名標準，只是讓教育局看了成績之後去做支援，“其實我們現在是否不做支援而轉為問責呢?我們不應一開始就講取消，反而要針對問題去‘正本清源’，做回當初的目標。”她形容TSA報告其實做得相當不錯，她有不少同事離開教育局後轉而做了中學校長，將中三TSA評估善加利用，將所有錯的題目，錯在哪兒全列出來，向學生複述概念，讓學生知道問題所在。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