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誰說香港大學生不願到內地

分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社會沒有正確地引導它的民眾進行換位思考。

真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大週末，睜開眼睛，一條“港大學生不願意到內地交流”的新聞已在幾大門戶網站的首頁躥紅。

新聞說的是，港大學生會17日晚舉行本年度第一次高桌晚宴，邀得港大副校長何立仁擔任嘉賓，席間何副校長向學生分享自己的教學理念及方向，並提出在全球經歷及內地經歷的計畫上，期望由2022年起，所有學生需到內地及其他國家各參與最少一次交流。

聞聽何副校長的話，有在場學生明言不願意到中國內地交流，何立仁回應：“If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mainland, don't come to HKU.”（如果你不想去內地，不要來港大。）這一番話，立時在出席這次高桌晚宴的港大學生中引發反響。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質疑：“為何要強迫同學去大陸（交流）？”

這就是新聞的全部。可以想見，這幾百字的內容，已足夠引燃憤怒的火焰。從海量新聞的回帖中看，自尊心受到傷害的內地同胞們，再度惡語洶洶相向。而我，也再一次困惑於今日媒體對香港的議程設置——它已不再樂道香港之善，相反，卻瞪大了眼睛去從對方身上搜尋令自己並不快樂的任何蛛絲馬跡，並在久久的瞪視下，生生把一粒花生米般大小的物事瞪成一頭大象，然後與之展開風車大戰。

面對這種居心難測的媒體議程設置，再來看如巨石下山般惡化的兩地關係，只有無奈而已。不過，無奈之餘，還是想根據有限的聞見，儘量做些彌合的工作。

先對“港大學生不願意到內地交流”這一新聞補充一點背景。

首先，看看這一新聞在港大學生中的反應。事發的當天，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臺在其臉書上發佈了“學生會高桌晚宴，副校長何立仁言論引爭議”的消息。這一新聞，在主要是港大學生的訪問者中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三天來，僅有30餘條評論。評論的主調，是猜測強制讓學生到內地交流是曲線洗腦手段。

補充的第二點，與這條新聞中的當事人，即港大現任學生會主席馮敬恩有關。港大的學生會主席完全由學生自由選舉產生。有趣的是，這位此次新聞中形象頗為負面的學生會主席，不久前在參加港大學生會主席競選中，曾被爆料家庭背景與共產黨有關係，而馮敬恩在追問之下，自承外公住在北京，是共產黨員。

港大這一競選新聞曾被港媒報導，不過，最終，馮敬恩成功當選，顯示港大學生並不拘泥意識形態教條。至今，臉書上還有或許是競選對手專為馮恩恩定做的“反對馮敬恩滲透港大學生會”頁面，內容不多，只有幾幅套用內地過去年代的政治宣傳畫醜化馮敬恩的畫作，而訪問者寥寥。

可見，港大學生，也包括許多香港大學生的心結，在於源遠流長的恐共、懼共心理。其實，這也是影響一般港人國家認同的關鍵心理障礙。

對此，媒體是負有責任的。很長時間裡，主流港媒熱衷於報導內地的負面新聞，而對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與進步則關注甚少。這與其新聞理念有關。另一方面，正如香港著名愛國人士、知名政論家吳康民先生所說，親中央政府的輿論較為教條而缺乏生動活潑的語言。

不久前，有關部門曾經製作了面向全球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公共關係片，由於形式活潑，加之內容較為務實，評價不錯。為何不可以考慮製作面向港人的此類片子呢？

當然，讓港人看到一個銳意改革、誠意反腐，志在將國家引向民主、自由與法治軌道的執政黨，才是增加港人國家認同的根本之道。

要補充的最後一點是，港人中，包括香港的大學生，並不乏願意到內地交流者，其中一些有過交流體驗的人，還留下過彌足珍貴的體會與記憶。手頭上的《陸港對話》一書，可為佐證。

此書由香港今日出版社於去年8月出版，收錄了15篇內地人在香港的故事和15篇香港人在內地的故事。其中的15個香港人中，大學生出身的占了多半。他們在內地的見聞、體會，他們對內地人的評價，友好而有建設性。

香港大學金融系畢業生珮姍說，她念的專業，80%的同學是內地人，她與她們同住一個宿舍，與許多人都成為了好朋友。在她眼中，這些內地同學都非常優秀，聰明，英文很棒，有國際視野。珮姍從初一至中六，曾四次到內地旅行，更代表香港女童軍與內地的少先隊員和亞太地區的青少年交流。對於自己在這些活動中接觸到的內地人，珮姍評價非常正面，認為他們做事認真，待人有禮。

對於“與你交流的內地生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有沒有想過，這只是內地美好的一部分”這一問題，珮姍如是回答：“我知道是有安排的，所以我才覺得教育重要。”

珮姍並不是不知道內地的陰暗面。她在貴州做公益，翻新小學，給當地的小學買了許多新桌子，在路上遇見一個村民，聽說她們是去捐桌子的，就說物質捐給學校沒多久全部被賣了。珮姍為此很難過，但是，她記住了內地朋友對她說過的話：“即使部分中國人還是自私自利，我們依舊要做好事去感動這個國家改變。”

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往返於香港與內地的婉梨，大學時也有同學來自內地。她幫助她們講粵語以便使其更快地投入本地生活，也偶爾到內地同學的宿舍，陪她們吃飯聊天。在婉梨看來，內地經歷過太多天災人禍，對內地人來說，活著就是首要的考驗，而香港幾乎是平步青雲；香港只要肯吃苦就能興家，而內地十三億人口，一個人要出頭很難。香港地小機會多，個人主義盛行，行行可出狀元，內地人際關係千絲萬縷，凡事很難一個人說了算。內地人有機會來港讀書長長見識，自己應該盡力瞭解她們所遇到的困難。

婉梨遇到的一些內地人，讓她難忘。她說，一位陳姓老師，讓她真正知道什麼是知識份子。陳老師精通文史哲，更熟悉西方古典音樂，他走到學生當中，培養他們的素質，教他們聽古典音樂，陪他們看電影一起討論人生，他更希望見到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能承擔國家民族的需要。讓她難忘的，還有每日為身邊的小事與國家大事而長時間祈禱的高婆婆，有為流連街頭的少年爭取提供聚集和跳街舞場所的秦阿姨。婉梨反省說，她接觸到的內地在港學生懂得感恩，她們和陳老師那樣的有識之士一道，讓自己意識到過去對內地、內地人的無知。

Anita在一個需要經常往返於香港內地的慈善機構工作，她說，未到內地前，對內地人確有偏見。十多次往返內地後，對內地人有了全新的認識。在廣東，她認識了一班稱為“愛心父母”的志願者，這些人，用空閒的時間去照顧及關懷一些農村的留守兒童，或捐贈一些物質給他們。Anita曾跟一位“愛心父親”去探望一個留守兒童家庭，他是一家大公司的總裁，但態度謙卑，對那位留守兒童愛護有加，有如親生女兒，他教導留守兒童如何堅強及勇敢地生活，而女孩對“父親”的照顧也感到無比的幸運與感恩。

內地農村的孩子們，在Anita眼中有如天使。這些孩子們，物質雖然匱乏，但當送禮物給他們時，既不搶也不嫌棄，甚至樂意分享給其他小朋友。因此，當訪問者讓Anita評論所謂“中港問題”時，她不予評論，“因為她眼見的，都是一無所有的慷慨”。

《陸港對話》中，也有港人對照內地青年而對香港年輕人發出的批評與反省。比如批評香港年輕人只顧自己吃喝玩樂，對家庭關心少。而內地來港年輕人的衝勁、勤勞、節約，正是大部分香港年輕人急缺的品質。

《陸港對話》由兩位元香港年輕人編輯出版，初衷是有感於2014年開年來兩地關係的緊張。編者之一韓雨筱在前言中寫道：

“分歧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社會沒有正確地引導它的民眾進行換位思考。現在太多的主流媒體，由於各種原因，傾向於激化矛盾雙方的憤怒情緒，攻擊大於理解，使得本來便不瞭解彼此文化的矛盾雙方更加關係惡劣。”

這些故事，這些聲音，同樣來自港人，它們對內地及內地人的觀察與理解，未必正確，也未必準確，但體現了交流與理解的誠意。可惜，或許它們不夠刺激，不足以滋養我們本已足夠嚴重的集體受害心理，是不入如今媒體的法眼的。

僅僅是“港大學生不願意到內地交流”之類新聞的畸形躥紅，只能讓兩地關係的前景更加黑暗。

來源：騰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