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正是屬於中國最當代的一種影像，是一個時代的審美”

以前形容女生長得好看，會說你長得好像掛曆上的。

據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明星紅不紅，要看能不能上掛曆，那時候沒有PS，都是原汁原味的美女。

“那時候的掛曆是沒有庫存的……新華書店經常整面牆都掛著各式各樣的掛曆，真是‘琳琅滿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總編金光遠在一次采訪中說道。

在內容紛雜的掛曆中，衣著清涼的美女掛曆奪人眼球，攝影師劉衛兵在《回望20年》的書中回憶，當時滿大街飄蕩著“比基尼、三點式”美女掛曆。九十年代，國家新聞出版署下令，比基尼泳裝掛曆的畫面限於體育活動，不得選用當代裸體攝影作品，“可通知歸通知，人們喜歡看，有市場……人的內心都是愛美的，可當時人們在電影、電視和出版物上能見到的美很少，又沒有休閑娛樂，只好看看掛曆上的美女滿足一下審美需要，也算解解饞吧”。

迪斯科、披肩發、流行歌曲、朦朧詩、裸體畫、“傷痕文學”“星星美展”……有人將中國的80年代與20世紀初俄國的白銀時代相提並論，大家對美的好奇和未來的憧憬，在久經禁錮後打破了一個又一個禁區。美人掛曆的產生便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但“美人”走上掛曆，仍需一段艱難的曆程。北京攝影師梅生曾回憶說，最開始流行的是風光掛曆，其特點是一要“有色兒”，四季分明，春花秋月、白雪青山;二是“打遠”，就是要有大景深，近處遠處都是實的;第三則是要“有點兒”，意思是所拍攝的景色要有名氣，比如三山五嶽。

奚天鷹沒想過，為方舒拍攝的這張生活照會被印成掛曆。之前，他只為單張年曆拍攝過古裝美人。回憶起這段往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此之前，這屬於‘封資修’，是要被打倒的。”

1983年年初的一天，奚天鷹和中央影視公司的幾個朋友聚會聊天，突然發現每個人手裏都有幾張知名女星的肖像照。他靈機一動：是不是可以集中起來，出一本掛曆?

在杭州市武林路125號的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暗房裏，當時社裏幾乎所有的領導，以及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局長、人事處處長都被邀請來，觀看這12張“可能會惹麻煩的照片”。

此前唯一可供參考的案例，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出版的一本影星掛曆。但那是一本雙月曆，畫幅較小，只有8開，6位影星分別是陳沖、劉曉慶、張瑜、陳燁、黃梅瑩、麥小英。據承印這本掛曆的上海市美術印刷廠徐志放撰文回憶，為拍攝這本掛曆，在揚子飯店辟了一間專室，請專人化妝，但既沒有背景也無布光，拍成120彩色反轉片後制版。

雖如此興師動眾，但終因“文革”剛過，對各方態度都沒有把握，最終只刊印了2萬冊。沒想到，發行後供不應求。但無論出版社還是印刷廠，都沒敢再版。如今，要出版一本13頁的美女掛曆，命運會如何，沒人心裏有把握。

照片投影在巨大的幕布上。大家被畫面中洋溢的青春和美所震撼，又有些隱隱的不安，但誰也說不出哪裏不妥。看了幾個小時，討論仍圍繞著“頭發是不是應該遮住耳朵”這樣細枝末節的問題打轉。

會議做出了沒有決定的決定：還是讓一把手拿主意吧。

社長當時正在北京開會。為了趕進度，特許奚天鷹坐飛機赴京。在華都飯店，奚天鷹把全部樣片攤在社長面前。社長一張一張地看，依舊舉棋不定：“要不讓新聞出版署的領導也給點意見吧。”

於是，奚天鷹又拿著樣稿趕到天津，找到正在開會的時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劉杲向他彙報工作。奚天鷹記得，劉杲把反轉片的樣稿一幅一幅拿起，對著陽光仔細審視，又一幅一幅放下，不發一言。奚天鷹緊張地站在一邊，一個字也不敢說。

出版一本掛曆，最終要經過新聞出版總署同意，這絕非小題大作。

身為攝影師，奚天鷹對這段時期中國的變化感受極為強烈。整個70年代，中國既沒有思想上的審美，也沒有身體上的審美。他還記得，1981年時為沈丹萍、劉曉慶、張瑜等當紅女影星拍攝雜志照片時，手裏的相機始終在掙紮。他無法克服內心的恐懼。最終，仍是放棄了拍攝帶有身體曲線的照片，把鏡頭上移，只拍攝肖像照。

也是在那一年，藝術家徐冰在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教素描時，第一次使用了裸體女模特，那位女模特背對著繪畫者，怎么也不肯轉過身來。有報道說，脫掉袍子的那一刻，模特緊張得渾身發紅，小聲哭了出來。1983年拍攝的電影《原野》被禁了7年，原因是劉曉慶在劇中的一個時長不到一秒的鏡頭：胸部的扣子開了。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陳醉，當時剛剛研究生畢業，完成了一本名為《裸體藝術論》的專著。為了通過審查，申報時，書名被改為《人體藝術論》。

然而整個社會對美的向往，以及其所象征的美好而自由生活的追求也不斷從縫隙中鑽出來。衣著變了，發型變了，年輕的姑娘，開始向往用眼影、胭脂和口紅打扮過的面孔，小夥子們，開始迷戀《大眾電影》一類封面有女星照片的雜志。

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出版發行一本全是影星的掛曆，不僅牽扯到市場，更牽扯到政治。

回到1983年的那個下午。沉默而仔細地看完了所有樣片後，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劉杲終於轉過頭，對奚天鷹說：“這些演員的照片都很健康，我看，沒什么不可以出的嘛!”

這本名為《影中人》的掛曆一擺上當年的訂貨會，出版社會計的算盤就劈哩叭啦響個不停。

“22萬3千本?沒算錯吧!”奚天鷹吃驚地問。會計把各大新華書店的訂單重新又加了一遍——沒錯。而此前，一本普通掛曆能有兩三萬的預定量，已經算是非常好的業績了。

《影中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區的美術出版社紛紛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掛曆，並逐漸彙聚成一股持續十餘年的潮流。

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婁德龍在求學期間對中國的掛曆審美做過專門的研究，並為此收藏了近三千張掛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掛曆熱，既與貧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與長期處於思想枷鎖後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適應。“那個時期的美人掛曆的標題往往是‘韻’‘純’‘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美的定義，但畫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熱辣的。可以說，在信息流動尚不通暢的時代裏，掛曆成為中國人審美啟蒙和性感啟蒙的重要載體。”

浙江人美社當時的攝影師錢豫強也深有感觸。在農村老鄉家裏，他不只一次看到自己拍的掛曆被一張張撕下來，貼滿了整整一面牆。“每個月只看一張不過癮。”老鄉對他說。

旺盛的需求使得片源、掛曆攝影師和模特都極為緊俏。多數出版社要提前向多位攝影約稿，才能完成一本掛曆的組稿。

攝影評論家梅生曾以中央戲劇學院的兩個表演班為模特，為掛曆拍攝過照片。一個是鞏俐、史可所在的1985級，另一個是徐帆、陳小藝所在的1987級。他在回憶文章說，因為約稿的出版社多，許多人都采用“套裁”的方式拍攝。

“套裁”是服裝工藝名詞，指在一塊布料上裁制多件服裝的裁剪方法。掛曆拍攝的“套裁”，就是一個模特拍攝多個角度和構圖，“這樣付給模特一筆勞務費，就能出來三套片子”。

“但是到了訂貨會上，出版社就傻眼了：各家出版社拿出的掛曆上，模特和造型都大同小異。”錢豫強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為了獲得獨家照片，開風氣之先的浙江人美社後來把錢豫強調崗為專職掛曆攝影師。

瑪米亞RB67型相機，柯達彩色反轉片，杭州武林路125號老式四層樓辦公樓裏不足五十平方米的影棚和暗房，錢豫強拍攝了整整30年美人掛曆。

錢豫強還組成了一個今天看來頗為傳奇的“鐵三角”：擔任化妝的是當時到杭州闖蕩、初涉化妝界的毛戈平;負責服裝的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服裝設計師吳海燕，那時，她剛從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畢業不久。

那時，掛曆拍攝采用純機械的大畫幅單反相機，沒有強大的後期PS技術，完全靠拍攝時的測光精准度和對畫面質感的精准把握。臉部一個細小的瑕疵都會對畫面產生極大的影響，因此，攝影師與化妝師必須緊密配合。毛戈平就是在這樣嚴格的條件下不斷提高了化妝技巧。

中國的時尚革命也反映在掛曆中：厚墊肩、蘿卜褲、迷你裙、蝙蝠衫……這些新潮的港台潮流最初都是由掛曆女郎帶來的。錢豫強說，那時的很多掛曆，會在每一頁的背面，印上正面模特所穿時裝的裁剪圖紙。

這種時尚有時還會影響舞台藝術。錢豫強記得，他曾拍攝過一組越劇女演員的掛曆照片。當時的越劇女演員，要在上衣的戲服裏穿一件寬大的對襟內襯，外面再罩一層喬其紗，既古板，又沉重。拍照時，他索性把裏面的內襯去掉，換上紅色肚兜，在淡粉色的喬其紗下，或隱或現，靈動活潑。過了一段時間，他就發現小百花越劇團的演員在舞台上也都這么穿了。

1989年的一天，《浙江日報》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刊登了一則廣告：招聘“美女”。這是一則浙江人美社的招聘掛曆模特的廣告。

當時社會上對美人掛曆已有些批評之辭，此時已是人美社副總編輯的奚天鷹對廣告的效果有點消極。但結果出人意料。海選當天，600多個青春少女將杭州市少年宮塞得滿滿當當。但身為評委的奚天鷹印象最深的，是在門口看到的一個怯生生的身影，無論如何不敢走進去。一問，才知道女孩的父親文革時曾是美院的造反派，害怕被人瞧不起，但又渴望能改變命運。奚天鷹說：“就像現在的電視選秀一樣，對於那個年代的女孩子，素人和明星之間，可能就是一張掛曆之隔。”

掛曆堪稱那個時代的一個新媒體，既是一個流量入口，又是名利出口。掛曆攝影師，便是第一把關人。每到招生季，錢豫強都會接到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院校招生辦的電話，請他推薦學生;他也常常收到附上生活照的信件，以及來自親朋的推薦;甚至，相熟的藝術團體如有空缺，也來咨詢。

周迅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提到，她走進演藝圈，要感謝5個人，第一個就是錢豫強。

1990年，錢豫強到浙江省藝術學校去挑選模特，在舞蹈教室門口撞見了周迅。一眾美女中，周迅皮膚黑黑的，瘦瘦小小，以現在的標准來看，臉還有些大。但錢豫強一下就相中了她。“她一邊練習舞蹈動作，一邊和其他女生打鬧，眼睛裏全是戲，顧盼生輝，流光溢彩。”

掛曆上的周迅果然將她特有的青春靈動展露無遺：小麥色的皮膚，素綃的裹紮恰到好處的露出了鎖骨，誇張的雙層大耳環掩蓋了略寬的臉龐，雙眸明淨，有一種勇敢的羞澀。周迅說，導演謝鐵驪正是看到了這張照片，才在1991年拍攝《古墓荒齋》時，選中她扮演其中的“周公子”。

周迅之後，錢豫強看好的另一位模特是陳麗峰。她最為人知的角色是央視版《笑傲江湖》中的儀琳。金庸在書中這樣描述儀琳：“秀色照人，恰似明珠美玉，純淨無瑕。”

陳麗峰最終沒能在影視界闖出一片天地，但在油畫界成為了名模。錢豫強分析說，相比於彩色反轉片，油彩塗抹對細節不太關注，陳麗峰特有的靜謐，反而創造出一種失真的朦朧的美，既婉約又疏朗。“掛曆終究是一種通俗藝術，要的是熱烈而張揚的美，追求的是一種躍動的美感。”錢豫強說。

整個90年代，“掛曆大戰”年年都會打響。《編輯之友》雜志社副主編介子平在《掛曆風雲一瞥》中寫道，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攝影、西冷印社、中國美院四家出版社當年的掛曆總發行量達210萬冊，許多品種單冊印刷都達到了10萬冊以上。每年12月中旬，各大新華書店裏的掛曆已大部分脫銷，存貨很快也批銷一空，出版社每年都會緊急加印十餘萬本，也不用擔心賣不出去。“那時的掛曆，是沒有庫存的。”奚天鷹說。

價格也節節攀升。用80克國產銅版紙印刷的對開低檔掛曆，1987年的平均價格為每本8元，1988年就漲到了11元，此後以每年增漲3元到4元，到1995年時已漲到了40元。用128克進口銅版紙印刷的高檔掛曆，在1995年的最高定價為288元。

掛曆為出版社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利益。效益好的那幾年，奚天鷹原來的日本瑪米亞相機，換成了瑞士哈蘇相機。他驕傲地回憶，當時浙江省各個出版社集資蓋樓，需要200萬元，“人美社第一個交齊了錢”。

掛曆界當時有個說法，南有錢豫強，北有賈育平。座標北京的自由攝影師賈育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最紅火那段時間，一有新片拍就，立刻就有出版商想方設法拿到他的樣稿，然後照貓畫虎找來長相相近的演員，制作相同的服裝，拍出一張相同造型的照片，拿去印刷。這是那個時代的“盜版”模式。

在賈育平的印象中，最紅火的要算1993年。那年他一共拍攝了47本掛曆，最貴的一本賣了3.8萬元，一共掙了100多萬元人民幣。這些錢，大多數被他用來更新相機和鏡頭。京城攝影圈一度流傳“賈育平家裏有100多萬的攝影器材”，便由此而來。

利益也催生了欲望。

當時，出版及銷售掛曆需要有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書號，搞不到書號的人便鋌而走險。比如，1991年後，浙江義烏出現專門非法印制掛曆的“掛曆村”。盜印的渠道有很多，比如不經出版社允許，與印刷廠串通私自加印，或直接向別的印刷廠購買掛曆版樣印刷，一些實力較強的，還會自己拍攝一些著裝暴露、尺度極大的女性照片，以擴大銷路。

“那是個時尚瘋狂增殖的年代，就像經濟快速發展，美學也在大躍進，所以難免出現粗劣。”錢豫強說，“但我不願意拍那種題材。”

果然，媒體上出現了對掛曆美女審美的批評後，國家新聞出版署隨後也推出規定：掛曆中的女性“三點式”照片，必須在體育場館范圍內攝制。

那個年代的鏡頭裏，不管是小腿肚上緊繃的肌肉還是胳膊上晃動的贅肉，姑娘們都大方地展示著自己真實的身體，千種韻味，沒有唯一標准。用那日松的話說，“這真正是屬於中國最當代的一種影像，是一個時代的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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