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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強化創新驅動

粵港澳大灣區強化創新驅動

近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港澳在大灣區中的發展非常重要,也將從中獲得廣闊市場腹地、經濟結構改善等益處。

郭萬達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點和優勢是“一國兩制”,這是世界上其他灣區所不具備的。“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與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支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有關,因此港澳在其中有著不可缺少的地位和作用。”

郭萬達指出,從概念上講,“大灣區”面向海洋,意味著開放,這與中國如何在新形勢下參與全球治理、如何使“一帶一路”倡議吸引更多國家響應、增加與世界的互聯互通,與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共同分享中國高速發展的成果亦息息相關。港澳作為獨立的關稅區,在國家的開放型新經濟和新格局中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題中之義。

他還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正處於工業4.0、全球互聯網發展的時代,毫無疑問將擔當“創新驅動科技發展”的重要使命。該區域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創新科技產業、高端的制造業等,如果能夠協調、高效發展,將產生不亞於美國矽穀的效應。

同時,郭萬達認為,從智庫的角度看,首先,粵港澳大灣區解決了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受到“跨境”阻隔的問題,其本質是建立一個通勤、高效的都市圈,建立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其次,對於香港、澳門這種城市經濟體,粵港澳大灣區為它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腹地,使其得到更大的空間和市場;第三,結合珠三角制造業帶來的創新科技,港澳可以獲得新的產業增長點,有利於改善其經濟結構;另外,港澳居民也將更方便地在內地上學、就業、購房、養老等,獲得生活上的便利。

從整體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並存。郭萬達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很好地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大都市圈的競爭,它擁有生產要素流通便捷的市場、創新發達的科技產業、宜居宜業宜遊的生活環境,最重要的,它還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但是,優勢若不能很好地運用,也會帶來發展上的障礙。

郭萬達指出,關於“一國兩制”,如果過於強調“兩制”差異而非“一國”便利,三個地區都會產生相對不太融入、抵觸的心態;生產要素、基礎設施等各方面的對接,仍要繼續協調並形成共識;粵港澳大灣區應定位為多中心、多樞紐、有分工、有合作的城市群格局,粵、港、澳各自具有獨特的優勢,要基於市場去分工和配置資源,所謂的“龍頭之爭”並沒有太大意義。

他還表示,“除了‘多中心’外,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還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政府也要有所作為,帶動城市功能的一些分工,基於各地區的區位、資源優勢等,進行合理的分工。”

郭萬達還就如何有效調動港澳各界更好地參與大灣區建設指出,中央各部門已在采取措施,解決港澳居民在內地面臨的實際問題,讓港澳居民在內地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包括港澳地區的一些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也能在大灣區中獲得更多的參與感和獲得感。

粵港澳大灣區由“9+2”組成,即廣東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江門、肇慶,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土地面積合計約5.6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的0.6%;2016年經濟總量9.2萬億元,占全國的12.4%;常住人口6800萬,占全國的4.9%。

粵港澳大灣區南接東南亞、南亞,東接海峽西岸經濟區、台灣,北接長江經濟帶,西接北部灣經濟區,區位優勢突出。粵港澳大灣區為“灣區群”+“港口群”+

“產業群”+“城市群”等疊加。在灣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是以環珠江口灣區為核心,還包括環大亞灣灣區、大廣海灣區,與大汕頭灣區、大紅海灣區、大海陵灣區毗鄰。在港口方面,有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東莞港、珠海港、惠州港、中山港、江門港等多個港口,

港口集裝箱年吞吐量合計超過6500萬標箱;其中2016年深圳港、香港港、廣州港集裝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十,分別排序為第三、第五、第七。在產業方面,既有通訊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無人機、機器人等高端產業集群,同時也有石油化工、服裝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飲料等中低端產業集群。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醞釀已逾10餘年,2015年該概念被正式提出,2016年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2017年3月首次被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7月1日,將迎來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日,預計將發放系列政策紅包,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9月,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將上報中央。

早在2005年,廣東省政府《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明確劃分“粵港澳跨界合作發展地區”,並要求把發展“灣區”列入重大行動計劃。之後,灣區發展陸續寫入2008年國家發改委《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2009年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參與的《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2010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等文件。

2015年3月,在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中,“粵港澳大灣區”概念首次被明確提出。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被寫入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國家“十三五”規劃等,要求建設世界級城市群。2017年3月,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出現“粵港澳大灣區”,要求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7月1日,將迎來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日,國家領導人慶典,預計將發放系列政策紅包,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意義

以深化港澳與內地融合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基本國策。201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及“粵港澳大灣區”之前,談及“繼續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港獨”是沒有出路的。”在改革開發初期,香港、澳門憑借其產業、技術、資金等優勢,引領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發展。但隨著內地改革開發深入推進、經濟快速發展,香港、澳門地位相對下降,特別是近幾年經濟持續低迷,亟需內地帶動。

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形成北中南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京津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吸納外來人口最多的地區。《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和國家“十三五”規劃都明確要求上述三個區域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當前,我國區域發展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為引領,京津冀規劃建設雄安新區,長三角城市群為長江經濟帶龍頭,珠三角政策有所缺位。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則可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戰略地位,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形成北中南區域經濟發展新格局。2016年3月國務院《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要求,構建以粵港澳大灣區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地區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江西、湖南、四川、貴州、雲南五省既屬於長江經濟帶,也屬於泛珠三角區域。)

助力“一帶一路”戰略,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台,探索建立高標准貿易規則,引領對外開放。粵港澳大灣區是曆史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港口等區位優勢突出,具有僑鄉、英語和葡語三大文化紐帶,是連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重要橋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有利於整合發揮其港口、金融、貿易、制造業等優勢推進“一帶一路”對外開放戰略實施。並且,粵港澳大灣區將憑借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尋求制度創新,制定一些新規則,率先在大灣區內部試用,再推廣到全球,影響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從“大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盡管仍是廣東9市加港澳2個特別行政區,但並非“新瓶裝舊酒”。傳統的大珠三角概念是以珠江下遊的三角洲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群,而對“灣區”的強調,意味著更強調外向型特征,旨在全球經濟中發揮引領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主要思路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未來可能從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全球創新高地、攜手構建“一帶一路”開放新格局、培育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共建金融核心圈、共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等六個方面重點謀劃。

2017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何寧卡建議,從如下六個方面謀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是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形成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基礎設施體系,重點共建“一中心三網”,形成輻射國內外的綜合交通體系(其中,“一中心”是指世界級國際航運物流中心,“三網”是指多向通道網、海空航線網、快速公交網,形成輻射國內外的綜合交通體系)。二是打造全球創新高地,合作打造全球科技創新平台,構建開放型創新體系,完善創新合作體制機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共同體,逐步發展成為全球重要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三是攜手構建“一帶一路”開放新格局,深化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及經貿合作,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打造CEPA升級版。四是培育利益共享的產業價值鏈,加快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先導區。加快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重點培育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五是共建金融核心圈,推動粵港澳金融競合有序、協同發展,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擴大內地與港澳金融市場要素雙向開放與聯通,打造引領泛珠、輻射東南亞、服務於“一帶一路”的金融樞紐,形成以香港為龍頭,以廣州、深圳、澳門、珠海為依托,以南沙、前海和橫琴為節點的大灣區金融核心圈。六是共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以改善社會民生為重點,打造國際化教育高地,完善就業創業服務體系,促進文化繁榮發展,共建健康灣區,推進社會協同治理,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綠色、宜居、宜業、宜遊的世界級城市群。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前景可期

全球工業革命策源地。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制造業門類最全、產業鏈最豐富、市場化最活躍的城市群,具備擔當中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彎道超車”的轉型力量主體,應該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多元化城市集群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創造了條件,為引領和推動全球科技革命和創新變革提供了豐富的產業資源、科技資源、市場空間及企業主體。

粵港澳大灣區應著力構建科技原發、源頭創新及集成、組合創新的集成平台,打造“中國矽穀”;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尚處於孕育之中的戰略機遇期,推動世界工廠高端制造的躍升;扭轉多產業的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及關鍵元器件受制於發達國家的局面;緊盯世界科技前沿,融入世界創新網絡;著力打造“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組織中樞。

全球高端科技彙集地。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快推進,全球化、信息化和網絡化深入發展,創新要素和跨國資源流動愈發活躍,開放融合創新已是大勢所趨,爭搶國際高端創新資源成為各個國家的共識。能否成為全球高端科技彙集地,決定著粵港澳世界級科技創新灣區的成敗和成色。

粵港澳大灣區應借助創新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主流趨勢,利用世界一流電子信息硬件配套能力,吸引全球高端科技要素資源彙聚,成為全球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的首選地和全球高端科技的彙集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海外創新中心。以集聚海外創新資源為宗旨,以引進海外高科技項目和高端人才為目標,以全球選點建設海外創新中心為手段,彙集全球創新資源。

全球數字經濟生成地。數字經濟是在信息技術最新發展基礎上,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活動相融合形成的全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與快速創新緊密相關,核心本質就是創新。數字經濟將拉動新工業革命持續推進,產品制造將全面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粵港澳大灣區應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生成地。

粵港澳大灣區應著力發展“互聯網+”“+互聯網”經濟,加快向全社會深度滲透,提升數字包容性,放寬市場准入,強化信息通信技術創新,推動數字經濟增長。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政府數據開放,培育和扶持數字型企業發展,整合工業、產業、城市、政府等大數據等數據資源,將粵港澳大灣區建成高度互聯的數字化世界,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創始者、領跑者和典范。

全球創新生態系統培育地。創新生態系統是指創新要素相互支持、促進、協同以及深度、有機融合。企業是創新生態系統的主體,粵港澳大灣區既有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創新巨頭,也有創新動力十足、能力較強的小微企業。粵港澳創新科技合作更加成熟穩定,區內城市產業園區和制造基地各具特色和競爭力。創新環境良好,創新創業者可一展身手,有望成為全球創新生態系統培育地。

粵港澳大灣區應著力創新科技新機制的建設,加強創新科技頂層設計,強化規劃引領和政策扶持,形成產業創新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各環節、各部門的強力支撐與高效協同機制,

培育創新主體,發展創新文化,構建創新生態。依托現有產業集群,延伸產業鏈、豐富創新鏈、提升價值鏈,建設全球重要的高端制造業和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融入全球創新系統

粵港澳大灣區強化創新驅動的主導路徑

拓展新空間。以香港、深圳、廣州為節點,構築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和科技產業帶。打造深港科技走廊、廣佛科技走廊和珠澳科技走廊三大科技走廊。構建粵東、粵西沿海科技創新產業、輻射雲貴的西南產業帶及輻射湘贛的中部產業帶,打造層次更立體、覆蓋鏈條更全面的科技灣區形態。加強前海蛇口、南沙、橫琴三個自貿片區的聯系,以此為平台推動珠江口兩岸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打造中國灣區經濟標杆。

以港澳為科技創新國際商務平台,以深圳和廣州為科技創新、科技產業的研發平台和產業孵化平台,以東莞、佛山、珠海、惠州等為產業轉化平台,推動在河套地區高標准建設“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多維度、寬領域和複合型的科技創新區域合作平台,對接國際,輻射國內,構建輻射“一帶一路”科技創新網絡的神經中樞和雲平台。

建立粵港澳城市科技創新聯盟,加強粵港澳在創業孵化、科技金融、科技服務業的開放合作,建設面向港澳的科技企業孵化器、青年創業基地,舉辦創新創業活動,打造創新創業合作示范區。

打造新動能。加快規劃建設國際信息網絡核心節點,優先在粵港澳大灣區推進第5代移動通信(5G)研發和應用。在前海、橫琴、南沙自貿區設立國際網絡專線,提升互聯網國際出口帶寬能級。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平台,實現智慧城市信息平台的信息共享、資源互通,提高信息互聯互通功能。

打造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群。創造新產品、新需求、新業態,推動經濟格局和產業形態深刻調整。重點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重點培育數字經濟、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未來產業集群。

發展“互聯網+”,打造全球“數字灣區”典范。打通粵港澳“互聯網+”的產業鏈、支付鏈、數據鏈,發展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網絡教育、遠程醫療、在線娛樂等數字經濟。以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植入數字化、虛擬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柔性化、網絡化、個性化生產的制造模式。

加強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術研究儲備和產業轉化。從全球研發投入最集中的信息網絡、生命科學、清潔能源、新材料與先進制造、量子計算機與量子通信、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納米科技、石墨烯材料等前沿科技發力,形成一批國際前沿技術中心,為下一輪科技產業轉化儲備技術資源。力爭在移動互聯、基因工程、再生醫學、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領域成為領先者。

培育新主體。培育容納高端人才的國家級科研工程中心和高等院校。推動粵港澳高校聯合共建優勢學科、實驗室和研究中心。整合利用香港高等教育、科研機構、國際科技創新信息等特殊資源,深化粵港澳高校研發合作、粵企港校產研合作。

培育高研發投入的民營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加大全社會研發投入,提高科技創新效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增強對區域創新的服務和輻射功能。

培育機制靈活、創新活躍的社會機構和團體。加強科技創新的社會機構、研發團隊及第三方機構的培育,發展具備國際視野和服務能力的科技中介機構,提升科技創新的專業服務能力。

培育粵港澳青年創新人才。圍繞產業轉型升級需求打造高水平綜合性和理工科大學及重點學科,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建立基礎研究人才支持機制。在廣東三個自貿試驗片區及深港、珠澳邊界地區打造國際暨粵港、粵澳創客中心,助力青年創新創業。

構建新機制。探索建立大灣區科創聯席會議協調機制、科技創新戰略框架、科技創業合作框架、標准體系合作機制,建立符合創新規律的跨區域政府管理和協調制度。優化科技創新的營商環境,著力建設制度、規則、知識產權保護、創新要素供給和集聚高地。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開放型科技創新體系。合理部署研發資源的縱深配置,構建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政產學研相結合的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建立開放透明的市場准入管理模式,按照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要求,營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創新環境。

探索“粵港+國際”創新科技合作新模式。借助香港體制機制、國際網絡等制度資源優勢,廣東高科技產業優勢,構建“粵港+國際”科技創新合作新模式,吸引國際研發機構進駐香港,進而與深圳等灣區城市開展研發和產業合作,提升國際化水平。發揮廣東前海、橫琴和南沙三大自貿片區在粵港澳體制合作、體制創新方面引領帶動作用,推進與港澳商事調解機制的對接。爭取國家授權廣東在與港澳科技合作發展方面先行先試。

根據新華社、中國網、新浪港股、中新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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