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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北大算啥,它才是中國最牛的大學

清華北大算啥,它才是中國最牛的大學 

1937年抗日戰爭發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遷至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同年10月25日開學。1938年4月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開始上課,設立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北大、清華、南開原均為著名的高等學府,組成聯大以後,薈集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西南聯大在辦學的8年中畢業學生約2000人。抗戰勝利後,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3校分別遷回北京、天津複校。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自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西南聯大在滇整8年 。

1988年清華大學在清華園工字廳南面重新建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由北京清美瓏琥藝術館副館長、著名書法教育家、清華大學教授金德年老先生所題寫。

“胡適打牌”,大概是近代學人最著名的段子之一了。交替出現在日記中的放縱與自省,可謂“天理人欲一交戰,便勝卻人間無數”,膾炙人口,理所當然。可惜的是,這件“聚訟紛紜”的趣聞,在網友的考索之下,終告子虛烏有,減卻了不少“粉”“黑”乃至“路人”在樽前席上的談資。不過名教授、大學者像寫日記一樣酷愛博戲的證據,倒是觸目皆是。近時明史泰鬥、“及時學人”鄭天挺先生的日記整理出版,隨手翻閱,就有不少關於博戲消遣的故事跳入眼簾。

日記粗翻之下,鄭先生最喜歡的博戲,怕就是“升官圖”了,目力所及,便有數十次之多。現在說來,讀者或許對“升官圖”感覺有點陌生了,下面摘引一段清儒趙翼(乾嘉時代的老先生,怹還有位了不起的後嗣,大家可以猜猜是誰)《陔餘叢考》的記載,略見一二:

或問,升官圖昉於何時?按此圖相傳為倪鴻寶所作,前人謂之選格,亦謂之百官鐸,所列皆明之官制。其實此戲自唐時即有之,方千《骰子選格序》雲:“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緊,系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在上位者,大凡得失不系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又《文獻通考·經籍門》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敞撰,取西漢之官,而附以列傳黜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助。

“升官圖”就是個擲骰子走步的遊戲,跟“飛行棋”差不多,棋盤是官位,面加上些特殊規則。按趙老先生的說法,這東西從唐代就有,玩的是當時的職官名目,明代倪鴻寶的設計也差不多;也有宗古的,比如北宋劉敞編制的——或許是因為宋代官職差遣太過複雜的原因?

到鄭先生在西南聯大時玩的,則是清代的官職了:

七時柿花巷同寓諸人偕至孟鄰師寓,食年夜飯,飯後擲升官圖。圖不知出之何人,北方所未見。偶於宏文印刷局得之,於清代官職制度甚詳晰。連擲數周,餘均由正途出身,且官編修、中允、侍讀、府丞,均先君之所曆。尤喜一次並得狀元,憶《越縵堂日記》,蓴客未登第時,新年必擲狀元籌以奪彩為喜。今日大似之,但所喜之故不同耳。五時歸。天且明矣。(1939年2月18日)

看樣子是頭一回玩,“新人手壯”,運氣不錯;這面讓鄭先生特別高興的卻不是“狀元及第”之喜,而是“官編修、中允、侍讀、府丞,均先君之所曆”——鄭先生的父親鄭叔忱老先生是清光緒十六年進士,曆官清顯。兵荒馬亂的年代,艱辛難以想象,能在大年三十和師友共聚,又在遊戲中念及先父的人生經曆……讀至此處,日記洋溢的歡樂之情,讓讀者也很覺快慰了。

番葉子戲

當今世界最流行的牌具,非撲克莫屬;其具體傳入中國的時間已不可考(或曰自宋元葉子戲而來,似非的論),但至少清末時,玩撲克的人已經比較多了。在堪稱清代社會生活百科全書的《清稗類鈔》中,有“打撲克”條,是這樣記載的:

撲克,歐美葉子戲之總稱,有種種名目,亦以紙為之。……用紙牌者,分一點、王後、兵士、仆從、十點、九點等名目,其花色有四種。遊戲時,人取五張,其以同花順色、四同、全手、同花、順色、三同、兩對、對子為次序。達官貴人之豪賭,以此為最,一擲萬金,日夕數次者,時有所聞。富商巨賈,漸亦尤而效之,京師、天津、上海、漢口皆盛行。若夫鄉曲小民,則未敢冒昧從事,蓋既不欲自削其脂膏,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及宣統末,商賈士庶亦尤而效之矣。

按照當時約定俗成的規矩,這外國來的牌要“定名”,摻上一點中國的名物,好像更有利於理解,就有了“歐美葉子戲”這個名頭;“歐美”是“番”,所以又叫“番葉子戲”。

有句土話叫“腰掖沖牌,逮誰跟誰來”,說的是這人蠻不講理,見人就找茬兒。那這腰上掖的只能是撲克牌,麻將牌、牛牌、花牌、萬智牌……哪個也掖不住。正因為撲克好玩又便攜,所以即便是革命前輩翻雪山、過草地的時候,也不時拿出來解悶消煩。西南聯大的教授們在教、研之餘,也會選擇打撲克作為消遣。試看鄭先生日記所載:

餘與矛塵、雪屏、莘田作西洋葉子戲,至五時始散。(1938年1月30日)

自柿花巷出詣矛塵,作番葉子戲。一時歸。(1939年5月13日)

至逵羽家,飲加非並作番葉子戲。十二時歸。(1939年7月12日)

晚飯後矛塵來,約至逵羽家作番葉子戲。十二時歸。(1939年7月29日)

飯後作西洋葉子戲,竟夜,可謂荒唐之至。(1940年5月)

飯後作番葉子戲。十一時歸。(1940年6月25日)

八時半詣鐵仙,作番葉子戲。十二時歸。(1940年12月13日)

九時半,矛塵約往彙臣處作番葉子戲。天明始歸,荒唐之至。(1940年12月14日)

“荒唐”之後又“荒唐”,和胡適之先生那個著名的打牌傳說也多少有點相似了。打牌偶爾通宵,算得了什么大事呢?前輩學者卻要一次次在日記中反躬自省,這種嚴格的自律精神,其實是真正難能可貴的。

打麻將

“麻將當然是國技,又聽說在美國風行;打牌不但有故鄉風味,並且適合世界潮流”,錢鍾書先生在《圍城》中的這句話,揶揄留洋學子,令人絕倒;斷章取義地看,“國技”二字,也入木三分地描出了麻將在國人心中的分量。錢先生在西南聯大教過書,耳聞目睹,所知必豐,只是吝於筆墨,妙語偶發而已。今讀鄭先生日記,參與牌局之事,也時見記載,其中一天是這樣寫的:

五時偕雪屏、少榆、莘田詣逵羽打牌,竟至通宵。自稚眉夫人之歿,餘不作麻將之戲,通宵更莫論矣。今日荒唐至此,不惟無以自解,且無以對亡者也。(1939年5月20日)

先介紹下鄭先生的牌友:莘田是鄭先生的至交、語言學大師羅常培;逵羽是樊際昌,雪屏是陳雪屏,二位都是心理學家;少榆不認識,查了下,知道是外文系的黃國聰(這恰可見《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的一個好處:最後面附有《人名字號別稱對照表》,看見不認識的,查一下就知道;用著如此方便,也能看出整理者的工夫著實下得夠深)。面提到了對亡室稚眉夫人的許諾,這件事在日記前文是有的:

餘自去年稚眉夫人歿,立志不打牌、少買書,以二者夫人嘗相諷戒也。一年來牌已絕,而無用之書尚未能不購也,更記之以自警。(1938年3月30日)

鄭先生和稚眉夫人是“娃娃親”,恩愛備至;先生不幸壯年斷弦,於是終身不娶,用情極為深篤。念及、夢及夫人,在日記中時時見載,讀者泫然,為之感動;而正因為孤身飄零,才借飲宴、牌局與朋友聚會,試以熱鬧驅散寂寞吧。自反省之後,雖仍偶見麻將活動,但已極少,依日記巨細靡遺的“書法”,應該確是著意停止了:

連日矛塵約打牌,均拒之,甚覺歉然。(1943年3月5日)

鄭天挺

詩謎

教授畢竟是教授,當然不能老是推牌——雖說“接地氣”,未免過於“下巴人”了。茶餘飯後,還有種流行在教授中間的娛樂,便是“詩謎”。那這“詩謎”是什么呢?

小院題詩○綠苔掩、祖、閟、肅、鎖(錢牧齋) 無中者。閟字太顯,故配以肅字、餞字,繼改餞為祖,尤奪目,竟無一中。

多應○得歸早、晚、不、買、借(《秋江煙草》) 無中者。

蘆葉低飛山雨○ 蹶、寂、急、濕、斜無中者。 猜寂字、斜字為多。

老木雲煙望○ 生、衰、空、寒、平(陳芝光) 無中者。以生字猜者多,初意不用生字,用收字,如配秋字尤勝。

散佚重窺○館處蓬、賓、旅、秘、甥(陳) 無中者。

人間可惜重○頭白、龍、笏、魚、黑(陳) 無中者。

休○歸牛緩下坡遲、學、放、寫、道(陳) 無中者。

小妹鳳生恰○○ 二七、三七、十五、二八、二九(牧齋)無中者。以五數中此為最大,與小字不襯也。

輦路輕輿響○○ 翠帡、珮環、玉璜、嘒鸞、碧塵(《斷腸集》)多猜嘒鸞。

春愁碧○中樹、意、笑、袖、瀲(《西麓稿》) 多猜笑字,此條如配怨字較勝。

春來乳○多鹿、燕、雲、雉、兔(《缶鳴集》) 無中者。

紅○有歌句樓、顏、衣、妝、娘(陳) 全中。 此條如配衫字、蓮字、衣字較妥。

○與梅花作主人自、輸、山、且、誰(牧齋) 全中。

金○彎橋白玉裝釘、鵲、薤、鳳、鎖全中。

(1942年4月11日)

說白了就是詩句填空選擇題,拈出一句詩來,挖掉一兩個字,後面寫上四五個供選項,請大家選擇。鄭先生在日記對自己出的題——不管是研究生試題還是詩題——都記得很細:先記挖了字的詩句——也就是題幹;再記大家的答案,正確的答案下面加了點[編按:出於編排便利,此處以加粗表示];再記詩句的出處;再記答題情況;有的還附上幾句“按語”。這樣一來,我們能看到的信息就很多了。

先來看題目,按說唐詩宋詞,李杜蘇辛,誰不能謅上幾句呢?可要是給當時的教授們玩,未免有點“小兒科”,夠不上身段兒了;但也不能太僻,扒拉類書,鑽研殘卷,擺出“搜山檢海”的架勢,從汗牛充棟的舊籍詩歌中翻出點兒不知所自的句子,也失卻“遊戲”的意味了。既不能出“送分題”,也不能出“送命題”,這么看來,出題還真是個有點麻煩的差使。就這一天的題目,從眾教授的成績看,看來還是出難了些。且不說陳芝光這級別的,即使出自錢謙益的幾句,也淨是“無中者”。今天提起錢謙益的機會怕沒有柳如是的幾分之一了,即便聊到,也就是水冷頭癢的段子來回說。但“江左三大家”的東西,對當時的學人而言,應該算是“家常日用”,一者錢氏的文學成就,“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自有定評;再者晚清民國,對宋明遺民的關注鼓吹,前所未有(陳寅恪詩“早歲偷窺禁錮篇,白頭重讀倍淒然”,即為讀牧齋《初學集》而發,可為一證)。說回來,畢竟鄭先生是明清史專家中的專家,怹似乎也不覺得太過容易。比如“小院題詩○綠苔”這題,後面還解釋說“閟字太顯,故配以肅字、餞字”,認為原句用字太突出,必須弄些近似的“混淆視聽”,增加點難度……結果就是“竟無一中”。如後面“小妹鳳生恰○○”那一題,則更有些“狡黠”的意味了,正確答案是“三七”,“無中者。以五數中此為最大,與小字不襯也”,鄭先生寫到此處,想必心情大暢吧。知識儲備能不能涉及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沒見過的句子通過玩味詩情,也有從給出的幾個選擇中挑出正確答案的可能,比如“夢紅○有歌句”一題,縱然不知原句如何,紅樓、紅顏、紅妝、紅娘這幾個搭配,或疏離,或淺陋,皆不及“紅衣”雋永有味,讀來讀去,也就選對了。

玩詩謎和琢磨題目的記載,在日記中是很多的,可以說詩謎確實深受教授們喜愛的一種活動了。結合知識性和趣味性的遊戲,過去的人愛玩,現在的人也愛玩。近日在APP、微信之中隨處可見的答題遊戲,一時風靡,也是因為抓住人們那點兒“懷才不遇”的心理,給大夥兒提供一個自我展示的機會吧。當然,“彩頭”更是“推波助瀾”的要素了,辛辛苦苦追著答了一天又一天,到手不過青蚨數文,圖得自然不是收益,借個“小目標”助興而已。只是現下的遊戲,給題庫“加料”,還能被饒上阿堵三五,聊充“稿酬”,回到八十年前猜詩謎的教授中間,他們的報酬又是什么呢?

餘得意外之勝,非始料也。……元朔一條餘刻意為之,竟被毓棠猜得,一注十元,所賠不少。全計之共勝六十餘元。(1942年2月14日)

看來教授們的雅戲也不是“全素齋”,出題還是有激勵機制的,試看鄭先生“刻意為之”的這道題:

元朔朝正○○來今又、海國、貢使、馳驛、日本(陳芝光) 心恒猜“日本”,雪屏猜“貢使”,毓棠、建功猜“海國”。

確實夠難的,似與不似之間,教授們讀書多,面對幾個虛虛實實的選項,或許比我們更加糾結吧。

二十一點

翻閱記載詩謎雅趣的日記,忽然見到這樣一段:

午夜一時,詩謎猜畢,改作二十一點之戲,竟達旦。(1942年2月14日)

詩謎之會,可沒見過“刷夜”的時候,得趕緊看看還玩過幾回“二十一點”。往後翻,不久:

晚心恒、毓棠來,作二十一點之戲,繼以夜深,毓棠不得歸,竟作通宵達旦之計。(1942年7月20日)

看來這是又玩了一宿,再往後看:

更與莘田、晉年戲二十一點。 至一時半,進點心。就寢已二時半矣。(1944年1月24日)

這次沒通宵,可是歇得也不早,還補了頓夜宵。

廣義上講,二十一點也是撲克牌的玩法之一,不知日記關於“番葉子戲”的記載,包不包括這種玩法。如果依照日記的嚴格體例,應該不算,所以還是在文末為這讓教授們廢寢的娛樂綴上一筆。至於具體是怎么玩的,限於篇幅,就不贅述了。

西南聯大眾星雲集,那的教授,幾乎每位都是在近代學術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教授們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怎樣的呢。單單“吃飯”這一條,或許就會引發人們很多疑問:聯大時期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教授們的收入並不優裕,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他們的夥食情況怎樣?從北平遷到昆明,從地北到了天南,在有限的條件下,他們想念家鄉口味了會怎么辦?時局不穩、警報頻發,他們是否能在緊張的教學、工作、躲轟炸中解決吃飯問題?

曆史離我們遠去了,像“吃飯”這么具體而私密的內容似乎無從得知,好在那時一些學者有寫日記的習慣。中華書局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就記載了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鄭天挺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是怎樣吃飯的,從他的日記,或許能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鄭天挺

鄭天挺先生,福建長樂人,生於北京。曾任西南聯大教授、總務長,北京大學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長。夫人早逝,他終生未續娶。有兩女三兒,學校南遷時,他只身南下,留子女於北平。後長女鄭雯到聯大上學,得以相伴。鄭先生在西南聯大是和其他教職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沒有夫人照顧,他自己也並不懂廚藝。日記中寫道:

泰然作餃子饗餘輩,餘見其手傷,苦慢,忽興至助之。此事兒時偶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強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十二時至師院食餡餅,諸人親自動手。餘與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餘於飲食事一無所能,北方餃子最平常,餘亦不善作。靜思之,蓋兒時未嘗近庖廚。七歲以前年太稚,家人眾多,不容插手。八九歲後驟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後殤折,惟餘與三弟兩人,而有男女仆二,亦不須插手,遂養成此不能操作之習慣,良可歎也!(1944年6月11日)

不擅長廚藝的鄭先生,幾乎不曾自己下廚房做飯,他的一日三餐是怎么吃的呢?

日常吃

日常的吃飯方式有食堂和包飯。首先是食堂。學校當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飯或許是師生們最常選的一種方式。鄭天挺先生的日記也寫到去食堂吃飯,“至平津小食堂食面”、“十二時偕矛塵、彙臣至西南食堂午飯”、“十二時在友誼食堂食炒飯一盂”、“雪屏來,同至昆華食堂食魚”。

在食堂除了吃簡餐、便飯,還可以聚餐、宴請客人:

七時與矛塵宴孟鄰師伉儷、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婦、雪屏、莘田於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胡子安自澄江來,與彙臣、曉宇、矛塵、少榆公宴之於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大概因為去食堂吃飯沒什么特別之處,日記提到的次數倒不算多。除了去食堂之外,鄭先生還斷斷續續訂過包飯。1938年12月28日日記記載:

與柿花巷同住諸人商寓中事……今日商談房費數目及包飯事。

1942年7月1日日記記載:

今日起複加入靛花巷公舍飯團。

所謂包飯,就是請廚工上門包一段時間的夥食。教職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個小廚房,按月結賬,定個幾葷幾素的標准,保證基本的營養。

但包飯有固定的開飯時間,一旦錯過,就會吃不上。日記寫道:

近頃午間甚忙,歸寓往往不得食。自本月始,不複在寓包飯矣。(1942年5月2日)

宿舍以十二時十分開飯,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則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遲,故不能包飯,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談,即須在校門前小鋪進食。(1944年2月15日)

鄭先生要處理學校各種事務,要給學生上課,有時還需外出辦事,再加上梅貽琦(月涵)先生退值比較晚,鄭先生會經常趕不上中午開飯的時間,所以一度沒能“包飯”。

梅貽琦

1944年4月1日日記寫:“下周起午飯擬在師范學院包飯。”大概是去師范學院吃比回宿舍吃方便,1944年到1945年間日記中經常提到“在師范學院午飯”。然而也只是包午飯一頓而已,晚飯並沒有包,他在1945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解釋道:

餘以下午多酬應,久未包飯,而日食於店,所費不貲,故每以米線充饑,甚非養生道。下月擬包全日餐矣。

鄭先生下午應酬多,晚上沒能包飯,而天天在外頭吃,又為了省錢,只好吃米線。鄭先生覺得“甚非養生道”,於是打算下月起包全日餐。可見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包飯是既能保證營養、又比在外面飯館吃實惠的一種方式。

不同地方的飯團,飯菜品質是不一樣的,1944年6月1日日記寫道:

十二時至師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頓,交費千五百元,較靛花巷飯團稍貴四百元,然品質差佳。

那包飯都吃些什么呢?鄭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記提到過包飯的內容和價格:

晚包飯商人、理發商人來議價。教職員包飯,早:粥,雞蛋一;午、晚:米飯,二硬葷,此間土語謂全盤皆魚肉也。一岔葷,謂魚肉與蔬菜合之也。二素,謂蔬菜豆腐之屬。二湯,月價國幣十二元。學生包飯,早:粥;午、晚:米飯,一硬葷,二岔葷,二素,二湯,價九元,如去硬葷價七元。學生在長沙時,包飯價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葷二素,相較未免過昂。議未協。此間縣政府各局三等辦事員月薪國幣十二元,滇幣百二十元。教職員包飯一月,竟與其月薪等,亦無以對此間人士也。豈商人欺我輩乎?

雖然這次因為商人要價太高,沒有訂成,但可一窺當時的包飯水平,教職工是三葷二素二湯的標准。1938年時,物價還沒有像後來一樣漲到離譜,每日包三餐,月價十二元,已經竟與教職員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記記載包飯一月“非五十元不辦”,1944年9月1日日記記載包飯一月(每日包一餐)竟達一七〇〇元,可見通貨膨脹之劇。

“蹭”飯吃

教授們住得都很近,當然會經常串串門。如果誰包了餃子、做了面條,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會請朋友上門一起分享。大家也會不定期找個由頭聚餐,讓精通廚藝的人掌勺,做點外邊吃不著的家常美味。所以在鄭天挺先生的日記中,記載了很多在朋友處“蹭”飯吃的愉快經曆。

1939年10月24日,鄭天挺先生移居昆明北門內青雲街靛花巷三號寓所。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設在靛花巷,其中有一位助教叫鬱泰然,為人極熱心,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長做面食。他和鄭先生成為舍友後,便經常邀請鄭先生品嘗他的手藝,日記中記載:

鬱泰然自作餃子,畀餘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為作面,以壽餘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饌數盂,過節。(1940年9月16日)

十時許,泰然以粥相饗。(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魚相饗。(1942年1月19日)

五時半在泰然處晚飯。(1942年3月21日)

1942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從靛花巷移到才盛巷,鬱泰然先生也隨著搬了出去,而鄭先生仍然住在靛花巷。從這以後,鄭先生每每去才盛巷辦事,都會在鬱先生那“蹭”飯吃:

六時至才盛巷北大辦事處,泰然留食餃子。(1942年10月13日)

四時半至北大辦事處治事。在泰然處晚飯後歸。(1943年3月9月)

晚至才盛巷,晤蔣太太,在泰然處食水餃。(1943年6月23日)

六時至才盛巷,泰然約食魚,豐而美。(1943年12月21日)

三時至才盛巷習拳、治事。泰然留食饅首。(1944年2月28日)

偕往才盛巷……在泰然處食湯面兩大碗,食後覺飽。(1944年9月1日)

餃子、湯面、饅首、魚,看來都是鬱先生拿手的。鄭先生雖然祖籍福建,但生長在北平,是徹徹底底的北方胃,對面食十分喜愛,難怪鬱先生的廚藝會這么對鄭先生的胃口。

不得不提到鬱泰然先生的熱心腸。鄭先生1940年12月6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七時五十分,緊急警報作……與莘田同入防空壕。泰然以不耐久坐,且事多,入而複出,少頃,以水餃一盂饋餘輩於壕中。又頃,複以茶至。

在躲警報的危急時刻,鬱先生還想著給大家端來餃子和茶水,這是一位多么古道熱腸、體貼細致的人啊!鄭先生生病了,鬱先生也經常會帶湯、粥等食物去探望。鬱先生去世後,鄭先生不勝悲痛,他在日記中寫道:

其人甚熱心而戇直,餘三十一年冬在昆明臥病,泰然幾於間日必來視。餘來平以後,所有衣物均托其代管,泰然視為己事,處處想到。此次扶病而回,餘三往視均未面,不意去年送我至航空公司之生龍活虎,從此竟成永訣。傷哉!

鬱泰然先生的廚藝大概在聯大教職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們好幾次聚餐,都請泰然掌勺:

曉宇諸人自攜肴饌,假孟鄰師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曉宇、包尹輔、鬱泰然、梁光甫、張宜興五君,皆善調味者也。客孟鄰師伉儷、逵羽夫婦、楊今甫、周枚蓀、查勉仲、羅莘田、趙廉澄、章矛塵、陳雪屏、黃少榆、沈肅文、朱彙臣。肴十簋,食餃子,皆市肆間不易得之家常風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輔、曉宇、雪屏、逵羽、彙臣六人為東道,托尹輔、泰然主調饌,攜肴來所共飲,極精美歡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興、尹輔自炊自饌,相約有莘田、從吾、矛塵、彙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鄰師、樹人、矛塵至才盛巷,公宴孟鄰師。由泰然、尹輔任烹調,絕精。(1943年3月16日)

七時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蓀、矛塵、宜興、名興、裴慶、友應、家傑、希亮、恒孚,由尹輔、泰然自作,並請蔣太太參加,亦盛會也。(1945年3月19日)

鄭先生用了“不易得”、“極精美”、“絕精”來誇贊聚會的菜肴。聚餐和鬱泰然一同掌勺的人還有一位“尹輔”,即包尹輔先生。鄭先生也經常去包先生家吃飯:

十二時半,飛機未至,乃至蘇家村尹輔家便飯。(1941年2月7日)

六時彙臣約在尹輔家飲饌。(1944年1月11日)

在尹輔家晚飯。(1945年8月27日)

六時半至尹輔家晚飯,有勉仲、端升、矛塵、剛如。(1945年9月2日)

包先生大概不是北方人,吃不慣面食。鄭先生日記寫某次在宿舍吃“撐條面”,“尹輔以不慣面食,未至”(1945年6月27日)。那么下面這一則日記的記載也就不奇怪了:

六時曉宇約在尹輔家食面,尹輔自調肴菜,曉宇炸醬,光甫作面,純北平味道,他處不易得者也,不覺過量。(1939年12月1日)

大家一起做炸醬面,包尹輔負責的是“肴菜”,大概是因為並不擅長做面食的緣故吧。

傅斯年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際昌(逵羽)、章廷謙(矛塵)、黃鈺生(子堅)、魏建功等人也邀請鄭先生在家吃過飯:

午建功約在家食餃子。(1939年4月26日)

詣孟真家早飯。……更至孟真家午飯,食包子、燙面餃,絕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時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書,約往逵羽家食餃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鄰師處便飯,複在矛塵處食湯面餃。(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時半至黃子堅家食炸餃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東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們吃的餃子、包子、燙面餃、炸餃子盒子,全是面食,或許是一同在北京培養了相同的飲食習慣吧,也或許是為了照顧鄭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准備了面食。

還有羅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餡餃子大概特別合鄭先生的胃口,鄭先生兩次在日記中提及:

再詣膺中賀年,留食素餡餃子,談至九時還。(1944年1月25日)

四時詣膺中……因留飯。餘索食素餡餃子,膺中夫人為之臨時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經常留鄭先生在家吃飯,他就是蔣夢麟,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是鄭天挺先生的老師,也是領導,所以鄭先生登門拜訪的次數比較多,經常兩人談完事到了飯點,蔣先生都要留飯。蔣先生也常會特意請鄭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會和吃飯。據日記記載,光是1939年10月這一個月內,鄭先生在蔣先生家中吃飯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鄰師約在家便飯。(1939年10月5日)

五時孟鄰師約往食餃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時謁孟鄰師,晚飯後歸。(1939年10月16日)

七時至孟鄰師寓晚飯,十時歸。(1939年10月18日)

六時至孟鄰師寓晚飯。與師談至九時歸。(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鄰師約在家晚飯。(1939年10月23日)

四時半謁孟鄰師,師以開皇本《蘭亭》為贈,留晚飯,談至九時歸。(1939年10月26日)

下車至才盛巷,聞孟鄰師約往便飯,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戰火紛飛的年代,教授們背井離鄉,生活艱難,像這樣串串門,去朋友家“蹭”頓便飯,一邊品嘗朋友的廚藝,一邊暢快地聊天,想必是他們生活中的一種慰藉。

下館子

教授們也有下館子打牙祭的時候。中國的美食文化自古發達,即便在抗戰時期,昆明的餐飲業也有其可說道之處。不少學人都寫文章回憶過聯大時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說自己曾把“汽鍋雞、過橋米線、新亞飯店的過油肘子、東月樓的鍋貼烏魚、映時春的油淋雞、小西門馬家牛肉館的牛肉、厚德福的鐵鍋蛋、松鶴樓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館)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個遍”(《薇》)。不過他同時又這么寫聯大的教授:“這些教授肚子有學問,卻少油水。……走進大西門外鳳翥街的本地館子,一屁股坐下來,毫不猶豫地先叫一盤‘金錢片腿’的,只有趕馬的馬鍋頭,而教授只能看看。”(《〈學人談吃〉序》)沒錯,教授們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戰時期要養活一家人,他們甚至要兼課、寫文章掙錢才能勉強維持,聞一多就有掛牌治印的軼事。不過,偶爾到當地的飯館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艱難歲月苦中作樂的一種方式。那他們都去哪些館子、吃些什么呢?鄭天挺先生的日記就有他和朋友們下館子的記錄。

汽鍋雞

鄭先生愛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條。除了去朋友家吃面,連下館子也經常吃面。日記諸如“伊甸園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魚面”、“德祿食面”、“鴻興樓食面”、“新雅食面”、“興隆館食面”、“四合園食面”、“西車站老鄉館食面”,數都數不過來,幾乎到每家館子都可以吃面,還真沒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面條於鄭先生而言,就像米飯對於南方人一樣。

除了面條,鄭先生也愛吃餅。他吃餅就比較有偏好了,大概最愛易調隆的餡餅和鴻興樓的薄餅。

易調隆(“一條龍”)是鄭先生和朋友們常去的館子之一,而幾乎每次去必吃餡餅,日記多次寫到:

晚與莘田、矛塵至易調隆食餡餅。(1939年10月4日)

四時與佛泉同往易調隆食餡餅四個。(1939年10月6日)

曉宇約往食餡餅。(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後,偕曉宇至易調隆進餡餅。(1939年10月21日)

午請矛塵父女在易調隆食餃子、餡餅。(1939年10月22日)

六時偕矛塵、曉宇至易調隆食餡餅,以前日曉宇約餘往而未果,今日餘補請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務出,至易調隆食餡餅。(1940年2月2日)

六時至易調隆食餡餅。(1940年11月29日)

易調隆的生意在當時是很紅火的,《朱自清日記》也寫過這家館子的好生意:“到易調隆去吃火燒和餡餅,因為顧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為生意太火爆,經常客滿,鄭先生還曾經連續三天去這家館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條龍食餃子,值其已滿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飯已開過,至一條龍又坐滿,至興隆館食面。(1944年1月26日)

家驊夫婦來賀年,袁太太午間始自重慶飛來也。即約之往一條龍食餃子。(1944年1月27日)

連去三天,也從側面說明了鄭先生對易調隆的餃子和餡餅的喜愛。

鴻興樓的薄餅也在日記屢屢被提及:

六時偕雪屏、矛塵歸,值陳勳仲複光來,同至鴻興樓食春餅,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時偕月涵、正宣兩公步歸,在鴻興樓食薄餅。(1942年3月31日)

五時半與莘田及諸兒至鴻興樓,應子水食餅之約。(1943年8月25日)

遇靜嫻、坤儀,同往鴻興樓食薄餅。(1944年2月19日)

在鴻興樓食薄餅,與寶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面食以外,鄭先生尤其愛吃羊肉。在華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館,是鄭先生特別愛去的:

寶騄送來售枕墊款九百元,即偕之至華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華山西路食羊肉後還舍。(1944年11月21日)

至華山西路羊肉鋪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鄭先生經常晚上出門吃羊肉,有幾次日記沒有寫明是在哪兒吃的,但通過語氣猜測或許是華山西路的同一家。這家的羊肉不僅味道好,價格也公道,鄭先生曾兩次在日記中感歎它沒有漲價:

九時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減,市之未加價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漲價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長,才過半個月,這家羊肉鋪就換了主人,開始瘋狂漲價:

七時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變遷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經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兩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鋪主人,或許是因為沒有漲價而經營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內,羊肉價格竟漲了四倍,真是可歎!

許寶騄

同樣愛吃羊肉的有許寶騄,著名的數學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內弟。日記多次寫鄭先生和許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與寶騄談,同出食羊肉而歸。(1945年5月7日)

晚與寶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後再偕寶騄出,食羊肉而歸。(1945年5月9日)

連吃三天,可見喜愛之程度。

還有一家館子的羊肉、羊肚是鄭先生經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園。先春園在昆明市長春路中段,是一家雲南本地菜館。清湯羊肉是那的招牌菜,另外“荷葉蒸肉”也是其獨創的名菜。鄭先生日記中也多次記錄他和朋友們相約去這家館子品嘗特色菜:

八時偕少榆至先春園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時與矛塵至先春園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曉宇、少榆在先春園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園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時家驊約至先春園食蒸骨、蒸雞,兩人竟費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還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館,鄭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時候,曾吃過那的一家厚德福,當時為吃到了地道的家鄉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時巽伯約往厚德福午飯,食家常餅、瓦塊魚,北方風味,快慰,非獨口腹之嗜也。店夥皆北方人,蓋自北平移來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過“素以價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記),算是比較高檔的飯館,所以,一些比較重要的招待和比較正式的宴請,常常設在厚德福:

正宣來,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銀行,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餘與福田、龍蓀、企孫、佩弦、繼侗、岱孫、枚蓀、一多、芝生公宴公超於厚德福,談至十時半乃還。(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時至厚德福,李岫青約午飯,座有軍長高□□,劉多荃之舊部也,又有馮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營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過,鄭先生光顧這家餐廳,卻常是為了涮羊肉。鄭先生在北京長大,自然愛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憶起了在北京西來順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約今日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並為之祖餞。主人為矛塵、彙臣及莘田與餘,至曲園,無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餘涮羊肉而已。雖不逮北平遠甚,尚具規模。二十六年離平之前,幾於日日偕雪屏在西來順食此。當時危城坐困,憂心如焚,惟藉飲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餘淒苦。然而離家三年矣,天南對此,又不勝惆悵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雖不逮北平遠甚,尚具規模”,想必也能讓身處異鄉的鄭先生過過品嘗家鄉美食的癮。日記中僅記過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嚼芬塢以元宵、湯團聞名。“水晶湯圓,初以嚼芬塢為第一”(羅養儒《談談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鄭先生去嚼芬塢,便只是為了吃一碗元宵、湯團:

同人以餘之備果點不足也,強餘請食元宵。同至嚼芬塢,凡十人各進一盂,費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聽講畢,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於嚼芬塢而歸。(1942年2月6日)

八時相偕至翠湖步月,並約莘田、閑若環湖兩匝……隨至勸業場東廊嚼芬塢食湯團而歸。(1941年4月7日)

說到這,又不得不感慨戰時之無常,1941年4月7日,鄭先生和羅常培(莘田)、許寶騄(閑若)才在勸業場的嚼芬塢美美地吃了一頓湯團,第二天便有緊急警報,敵機瘋狂轟炸之後,“北望勸業場,火光熊熊,昨日食湯團之地已為灰燼矣”(1941年4月8日)。

說完了鄭先生自己或者和兩三友人打牙祭喜歡去哪吃什么,再來說說教授們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會去什么館子。除了已經提及的厚德福外,東月樓和冠生園也是教授們請客常去的地方。

東月樓在護國路,是雲南菜館。從日記中看,宴請或者聚餐經常會選在這

七時與莘田、矛塵公宴陶玄於東月樓,九時歸。(1939年8月27日)

六時至才盛巷與雪屏、膺中、彙臣、矛塵、介泉、莘田、曉宇會齊,公宴林覺辰於東月樓。(1939年10月25日)

建功來,六時同至東月樓,與逵羽、膺中、矛塵、肅文、德成、介泉、曉宇、莘田、雪屏諸人公宴許季茀、李季穀。(1939年11月1日)

六時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東月樓聚餐。(1942年3月19日)

請客和聚餐具體吃什么呢?鄭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記曾記過他們五人在東月樓聚餐點菜的情況:

七時雲浦約在東月樓便飯,省政府新定飲饌限制規程:一、不得飲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湯,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湯,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湯;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輩凡五人,例僅三菜一湯,斟酌再三,定宮保雞丁、紅燒肘子半、雞絲菀豆、什錦湯各一,此在往日不能過五十元也,今日雞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湯六元,甚至花卷一枚價一元,名為提倡節儉,實為商人開一加價之門。

當時由於物資匱乏,有所謂的“飲饌限制規程”,五個人吃飯,不過三菜一湯,可說十分儉省了。而“在往日不能過五十元”的一頓飯,當時已經漲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鑽政策空子,難怪鄭先生要說“名為提倡節儉,實為商人開一加價之門”了。

據1943年6月15日日記記載,蔡樞衡為了答謝鄭先生幫忙,送了鄭先生一雙價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鄭先生覺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錢給蔡樞衡,但蔡樞衡不收,於是鄭先生在東月樓請蔡樞衡吃了頓飯。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東月樓是個比較體面的餐館。

李埏

同樣體面的餐館還有冠生園,冠生園是全國聞名的“品牌”餐館,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請客和聚餐,還有人選這辦婚禮和喜宴,比如曆史學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禮就是在冠生園辦的:

三時半偕從吾往冠生園,參加李埏結婚,到一多、膺中、伯倫、辰伯、壽民、立廠、夢麟、亮夫、則良、又之、家驊、柏宓、圖南、錫予等二十餘人,無婚書,無儀式,亦無家族中人,僅用精箋簽名,立廠為之引。(1945年4月2日)

這些談學論道的教授們,也都有自己愛吃的那一口,也會專程去吃某家館子的招牌菜,也會因為某家鋪子的羊肉好吃而連吃好幾天。但他們下館子也並不會吃太奢侈的東西,面條、薄餅、湯圓之類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緣故,卻讓那些疲於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暫的休息。

湊合吃

雖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爾下館子打打牙祭,但這畢竟不是生活的常態,很多時候,因為清貧,因為忙碌,他們只能自己湊合。前面已經提過,鄭天挺先生經常會有特別忙碌的時候,當忙到錯過了食堂和包飯的開飯時間,又沒有朋友招待,又沒有時間和預算去下館子的時候,他都只能自己湊合一下。怎么個湊合法呢?

一般學校門口都會聚集很多小吃攤、小吃鋪,西南聯大也不例外,日記記載,鄭先生在忙碌的時候,經常會去“校前”、“舍前”、“巷口”隨便吃幾口,聊當一飽:

一時與耘夫同在校前進膳。(1943年2月13日)

一時在校前午飯。(1943年3月5日)

一時在校前進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時解除警報,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時還。巷口食面。(1945年1月16日)

二時還。在門前食米線、燒餅。(1943年11月24日)

“一時”、“二時”,往往都是中午忙碌過了飯點,然後匆匆在校門口或者宿舍附近隨便吃點。這些還算好的,有時甚至更加不濟:

十二時歸舍。中午飯已過,取冷飯食之。(1942年9月1日)

歸寓,飯已過,購面包食之,無湯無菜,聊以充饑。(1942年7月14日)

一時歸。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價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時歸舍,食面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面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面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會散歸家,已在飯後,買燒餅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鴨蛋一進燒餅,聊當一飽。(1945年5月18日)

食燒餅四,以當晚飯。(1945年6月7日)

談畢,已十二時三刻,恐不得食,乃買燒餅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飯、面包、燒餅,這些恐怕是鄭先生“湊合吃”時的三大主角。而長期這樣吃的後果就是,即使像鄭先生這樣還算健康的身體,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鄭先生大病一場,持續半月有餘,他在日記中總結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積食”一條:

餘自民國二年出天花後,惟十五年冬曾病臥兩三日,三十年無大病矣。平素自負身體強壯,且亦自知謹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餘自省月餘以來飲食失節,每日午間一時後始出辦公室,既不及按時歸食,或就小店零食,或歸以饅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無常無序,此積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鄭先生是一個生活比較規律、且有養生意識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湊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實在吃不起好的。這就要講到鄭先生買燒餅的故事了。

1945年物價上漲之快,令人發指。鄭先生習慣在日記簡單記錄每天的花銷,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連買了三天的燒餅,分別記錄如下:

付燒餅二個六〇元。(26日)

付燒餅二個八〇元。(27日)

付燒餅三個九〇元。(28日)

對於燒餅的漲價,鄭先生27日日記專門記了一筆:“燒餅昨日每個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燒餅的單價又回到了每個30元,日記寫道:“別有一家售燒餅者,仍價三十元,不知日內仍長否也。”原來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賣燒餅的店鋪還沒有漲價,於是趕緊比平時多買了一個。到了30日這天,燒餅就又漲價了,漲到50元一個:

付燒餅二個一〇〇元(30日)

買到便宜燒餅的事,還要在日記特意記錄,既可見鄭先生以燒餅充饑次數之多,也可見當時的物價對他的生活影響之大。鄭先生有一段時間是連雞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記寫道:

自雞蛋價昂,不食者數月矣。近日燒餅一枚已價百元,其養料不如雞蛋遠甚,今日複購二十,以備早餐。

因為雞蛋太貴,已經好幾個月舍不得買,但連燒餅也漲到快吃不起的時候,鄭先生權衡之下,才重新開始買營養價值更高的雞蛋。鄭先生除了要負擔自己和大女兒在昆明的開銷,每個月還要給北平的家寄生活費,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之下,其經濟壓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為天,教授們也不例外。吃飯當然是生活中頂重要的一件事,在戰亂年代的“吃飯”問題,折射出豐富的時代色彩。在這中間,我們看到了西南聯大教授們生活中平實的、有趣的、溫情的、艱難的、無奈的、動人的種種,他們的樸素生活,映襯著他們的不凡成就,堅守和執著,鍛造了西南聯大的輝煌,是一份難以複制的精神財富。

延伸閱讀:1月21日,哲學家汪子嵩先生仙逝,享年九十七歲。汪先生專治希臘哲學,亞里士多德研究,成就斐然。自《讀書》1979年創刊始,汪先生就為《讀書》撰稿,是本刊可敬可親的老作者。這推送一篇汪先生回憶西南聯大哲學系眾教授的舊文,以表思念之情。

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我是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學生。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教授由三校各自分別聘任。當時哲學系的教授有清華的金嶽霖、馮友蘭、沈有鼎、王憲鈞,北大的湯用彤、賀麟、陳康、鄭昕,南開的馮文潛,洪謙當時是外文系教授,也在哲學系開課。這個教授陣容,在當時國內各大學中無疑是最強的。

我們這些老師都出生於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年,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後來進了新式學堂,於二三十年代去美、英、德等國留學,是我國最早一批去西方專門學習哲學,獲得學位歸國的學者。他們學貫中西,既是開始系統地介紹引入西方哲學的傳播者,是運用西方哲學方法整理研究中國哲學的創始人,同時又因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具有濃重的中國情結。因此在從二十年代開始,三四十年代展開的,可以說是中西哲學的第一次正式交會中,我們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當然,在聯大以外還有幾位在這場交會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學者,我現在只想就我們這幾位老師的學術思想和生活中的點滴情況,試圖為這場中西哲學的交會做一點素描。

要辦好一所大學、一個系,關鍵的問題是要能聘請到好的教授。在聯大,聘請教授是系主任的職責,由系主任提名,經學院院長同意,便可以聘請。因此院長和系主任都必須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由他們決定聘請或退聘教授,以及為教授定級,便不會引起爭議。大學校長只要能請到好的院長,院長能確定好的系主任人選,便是盡了職責。所以我想先從聯大的文學院長和哲學系主任談起。

哲學系屬於文學院,但北大、清華、南開和聯大的文學院長都是由哲學系主任擔任的。北大的文學院長原來是胡適之先生,抗戰開始後他出任駐美大使,按照學校規定,擔任政府職務者不能再擔任大學教職,文學院院長職務便由哲學系主任湯用彤先生擔任。金嶽霖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元老,哲學系是他一手創辦起來的。一九二九年馮友蘭先生到清華以後,金先生便讓馮先生擔任系主任,後來又兼任文學院院長。馮先生原來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歸國後擔任過河南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再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而湯先生原來是清華學堂畢業生,歸國後擔任過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哲學系主任,再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由此可見清華和北大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南開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和哲學系主任是馮文潛先生。西南聯大的文學院院長由馮友蘭先生擔任,湯用彤先生任哲學系主任。

我們這三位擔任院長和系主任的老師各有特色:湯先生矮矮胖胖,一頭極短的銀發,又是佛學專家;馮友蘭先生留著一頭濃黑的長發、大胡子,長袍馬褂,手上總拿著一個書包,包書的是一塊印有太極八卦的藍;馮文潛先生瘦瘦小小,留著長到後腦的灰發,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當他們三位走在一起時,我們這些學生就戲稱他們是一僧、一道、一尼。

聯大哲學系學生的一門必修課"西洋哲學史"一直是由馮文潛先生講的,他是我們學習西方哲學的啟蒙老師。馮先生講課非常認真負責,對每位哲學家的主要思想都講得條理清楚、深入淺出、引人入勝。除了課堂講授以外,他還指定我們要讀一本英文的《哲學史》教本,寫讀書筆記,定期交給他;他不但在理論上指出我們的理解欠缺,還糾正我們寫的英文文法錯誤,並且分別要我們去他家,討論這些問題。這種教學方法有點像中國傳統的書院學習法,在當時已經少見。正是在他的循循善誘下,有些學生對西方哲學產生興趣,我就是其中的一個。馮先生是美學專家,我在三四年級時選他的"美學"和"藝術論"課程,他為我們講述西方各種美學理論和藝術流派,給我們看各派畫家名作的複制品;我在課外讀過朱光潛先生的一些美學著作,一度也曾想專攻美學。馮先生是述而不作的,一生只留下英、德文講稿,未曾出版。八十年代初,有一次在杭州討論希臘哲學,聯大比我早一年畢業的顧壽觀學兄在西湖邊上閑談時忽然問我:"你說聯大老師中哪一位對學生最為關心?"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自己說:"我認為是馮柳漪(這是馮先生的字)先生。"後來想想,我自己也有親身感受:四年級時要寫畢業論文,我想從頭開始學習西方哲學史,便選柏拉圖哲學作為論文題目。那兩年陳康先生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我還沒有聽過他的課,便請求馮先生擔任指導教師。一九四五年我畢業後無法謀生,想到圖書館去當管理員,當時聯大圖書館長是南開的黃鈺生先生,和馮先生很熟,我請馮先生為我求職,誰知過幾天馮先生竟答複我不行,我非常失望。又過了兩天,當時擔任湯用彤先生助教的石峻先生告訴我,要我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跟即將回聯大任教的陳康先生學希臘哲學。後來我就走上這條道路,原來是馮先生已經將我的論文向湯先生推薦了,所以應該說是馮先生給我制造這個機會的,我深深感謝他。

再談清華的老師。

清華的哲學系和北大的哲學系有什么不同的特點?最通常的說法是:清華注重哲學體系,而北大重視哲學史。重視哲學體系的注重哲學問題,重在"思";而注重哲學史的則重視哲學家的著作,注重讀書,重在"學"。這只是兩家各自的側重點,決不是"思而不學"或"學而不思"。但清華培養出來的大多是哲學家或邏輯學家,北大培養出來的則往往是哲學史家,這大概是事實,但也不是絕對劃分的。

清華的這個學風,我想應該說是由金嶽霖先生培育而成的,不僅因為金先生是清華哲學系的創始人,而且有金先生的經曆和文章為證。金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是以研究T.H.Green的政治思想獲得博士學位的,後來在倫敦受了兩本書的影響才轉向哲學,一本是羅素的《數學原理》,另一本是休謨的《Treatise》。這兩本書使他對抽象的哲學問題和現代邏輯發生濃厚的興趣,他回國後發表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做苦工,他們腦子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因此由他和他的學生、腦子更充滿哲學問題的沈有鼎先生創辦的清華哲學系培養了不少這樣的"哲學動物",在聯大就有王浩、馮寶麟(馮契)、殷福生(殷海光)、周禮全等,他們在不同的方面做出了成績。

金先生當時眼睛有病,怕光,總戴一副墨鏡,額上還加一個太陽罩,到教室講課時還戴著。我三年級時聽過他的"知識論"課。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風衣,進教室後總是搬一把學生坐的課椅擺在講台邊上一坐;雖然面對學生,卻總是低著頭,有時甚至閉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講他的哲學問題,坐而論道。那時他的《知識論》一書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襲警報時將原稿丟失了,可能正在重寫。我們聽課時對他講的有些問題,有的因為在別的課程中聽到過,還知道是怎么回事,對有些問題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對金先生那種細致的一層層深入的分析,感到啟發思想,真是一種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時講到得意興奮時,會突然站起來,在黑板上寫幾個字,或者向我們提個問題,師生共同討論起來。清華重視哲學問題和邏輯,所以討論和辯論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全國各大學哲學系都並入北大哲學系後,那時的邏輯組是學術辯論最熱烈的地方。組內教師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遇到問題常是各持己見,爭得面紅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禮全祖孫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你講得不對,我便要反駁;今天駁不倒你,下次准備了再來。

近來讀金先生的《論道》,其中有一段話很能代表當時學習西方哲學的中國哲學家的心情:

現在這世界的大文化區只有三個:一是印度,一是希臘,一是中國。它們各有它們底中堅思想,而在它們底中堅思想中有它們底最崇高的概念與最基本的原動力。歐美底中堅思想也就是希臘底中堅思想,我們現在所急於要介紹到中國來的,追根起來,也就是希臘精神。……印度底中堅思想我不懂,當然不敢說什么。……中國思想我也沒有研究過,但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許得到了一點子中國思想底意味與順於此意味的情感。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與情感兩方面的原動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義都是行道;凡非迫於勢而又求心之所安而為之,或不得已而為之,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無論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義,或是孝是忠,而間接的目標總是行道。……萬事萬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歸的道才是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對於這樣的道,我在哲學底立場上,用我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研究它,我不見得能懂,也不見得能說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場上,我不能獨立於我自己,情感難免以役於這樣的道為安,我底思想也難免以達於這樣的道為得。(《金嶽霖文集》第二卷第156頁)

金先生在這本書所講的理論和方法實際上都是西方的,但他卻要選取這個他自稱不見得能懂、能說清楚的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道",作為全書的總題目,在書中還用了不少中國哲學的概念,如無極、太極、理、勢、情、性、體、用等,他自稱這是"舊瓶裝新酒的毛病"。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得到了中國思想的意味和情感,所以以達到這樣的道為得。上引這段文字從語言風格到情感都充滿中國味,在全書中幾乎是僅有的,顯得很不協調。

因為金先生急於要介紹到中國來的是歐美的思想,追根起來,也就是希臘精神。《論道》的第一章講道,接著講式與能,也沒有做明確的定義,從他的論述看,大約和亞里士多德講的形式和質料相近,接著第二章又講可能與現實,後來又講到共相和特殊等等。金先生要講的當然是現代的形而上學,但西方的形而上學歸根起來還是亞里士多德;加上金先生也十分重視經驗事實的分析,又是將西方邏輯介紹到中國來的創始人。我出於專業的偏見,想像如果讓金先生的學術研究發展下去,他可能成為現代中國的亞里士多德,可惜這個發展進程後來被打斷了。

馮友蘭先生是最早用西方哲學的方法系統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先驅者,在他以前只有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但胡先生只寫了上卷,沒有下卷,馮先生卻寫全了。金先生在對馮先生的這本書的"審查報告"中對胡、馮二書做了比較,他認為胡先生的書是根據當時在美國流行的實驗主義的哲學主張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他認為馮先生沒有以一種哲學的成見來寫中國哲學史;他當然也有成見和主見,"據個人所知道的,馮先生的思想傾向於實在主義;但他沒有以實在主義的觀點去批評中國固有的哲學"。的確,馮先生沒有以實在主義的觀點批評中國固有的哲學,但他是用實在主義的方法來分析研究中國的哲學。就以金先生舉出的,在馮先生書中"討論《易經》比較詞簡,而討論惠施與公孫龍比較詞長"。《易經》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當然遠遠高於惠施與公孫龍,為什么馮先生這樣處理呢?因為"白馬非馬"、"離堅白"、"別同異"這些名家的命題,用西方哲學和實在主義的區分普遍與特殊、抽象與具體的分析方法,是最容易解釋清楚的,而《易經》中的那些辯證命題便不容易說清楚了。馮先生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用這種邏輯分析的方法研究論述中國哲學史,西方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幾十年來在西方享有盛譽,一直到現在還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必讀書;我以為即使是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哲學史,最好也是先讀馮先生在三十年代寫的這部書。

馮先生曾將自己和金先生做比較,他說:金先生能將簡單的問題變成複雜的問題,而他自己則能將複雜的問題變成簡單的問題。的確,無論是聽金先生講課或是讀他的書,總得小心翼翼,因為他做精密的分析,一環套一環地擴展和深入,你一不留心便會跟不上,糊塗了。但是聽馮先生的課或是讀他的書,卻很輕松,因為他三言兩語,就將這個問題的要點給你講清楚了。不記得馮先生在哪篇文章上曾經講過:希臘哲學歸根到底,就是一般和個別的關係問題;後來更進一步說過:不論古今中外的哲學,講的都是一般和個別、抽象和具體的問題。所以在五十年代,當傳統的中國哲學被貶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哲學,因而發生中國傳統哲學有什么可以繼承的東西的問題時,馮先生提出他著名的"抽象繼承法";但立刻遭到了圍攻,說他是"有意取消了哲學的階級性"。其實所謂"階級性"以及"封建地主階級的哲學"等等,難道不也都是抽象的概念嗎?正因為將這些抽象的概念當做絕對的教條,我們已經吃了太多的虧。

我在二年級時聽過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課,除本系學生外,外系的學生也慕名來選修或旁聽這門課,將一個可以容納近百人的大教室擠得滿滿的。馮先生在開講以前,總按選課學生的名單點名。在當時別的教師一般只在開始一兩堂課時點名,為的是可以認識學生,而馮先生幾乎是每堂照點不誤。馮先生說話有點口吃,我們笑他:往往一句話在黑板上已經寫完,他的話卻還沒有說完。加上許多中國哲學家的名言,為了讓學生聽懂,他還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課上他講的內容實在不多。不過他總是揀最主要的問題講,邏輯非常清楚,學生容易聽懂。為了講清一個哲學觀點,馮先生還常常講一些中國哲學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聽者的興趣,打破課堂的沉悶,又讓我們容易領會和記住,常常博得學生們會心的微笑。馮先生講課的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學習的。

馮先生對於哲學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說金先生在劍橋大學曾經講過"哲學是概念的遊戲",而馮先生自己推崇張載的名言,認為哲學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的"貞元六書"就是顯示他的"內聖外王"之道的。因此馮先生的哲學和政治結了不解之緣,不斷隨著政治沉浮。他的後半生,為了將《中國哲學史》改寫為"新編",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數易其稿,還是覺得不滿意,一直到他九十五歲,臨終前夕才完成最後一卷。這些情況,我已經寫過一篇文章《海闊天空我自飛》(載《讀書》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談了我的看法。本來不想再談,但近來看到有些文章還在爭論有關問題,主要是馮先生在一生的最後階段,有沒有轉變他的觀點?有人堅持說馮先生後半生的觀點是一致的,並沒有轉變。因此我想再說幾句。

馮先生晚年,國內外對他的議論較多,他閉門寫出《三松堂自序》。在他的《<自序>之自序》中,馮先生寫道:"名曰《自序》,非一書之序,乃餘以前著作之總序也。世之知人論世,知我罪我者,以觀覽焉。"這本書不僅是馮先生以前著作的總序,而且是他一生經曆的自敘;因為他抱著要將自己的一生留給世人評說的目的,所以即使是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也直言不諱地寫在上面。從這面,我們可以看到馮先生在各個曆史時期遭遇的矛盾、掙紮與無可奈何的心情;從中也可以看到馮先生在寫這本書時,已經開始大徹大悟,要進入天地境界了。怎么能說他沒有轉變呢?如果說這還不夠,則可看馮先生在臨終前四個月(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為《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寫的"自序"中的一段話:"我的老妻任載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時候,我寫了一副挽聯:'同榮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黃泉君先去;斬名關,破利索,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在那個時候,我開始認識到名、利之所以為束縛,'我自己'之所以為自由。在寫本冊第八十一章(即全書的總結)的時候,我真感覺到'海闊天空我自飛'了。"這樣一位老哲學家,在九十多歲高齡的最後階段時,才擺脫各種各樣的束縛,發現了自我,找到了自由。為什么到他身後還要再去踐踏他最後的這點自由呢?

沈有鼎先生是聯大教授中幾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學系的曾昭掄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著一副近視眼鏡,頭發和胡子總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經發白的藍長衫,有幾個扣子沒有扣上,腳上穿的鞋,不但破破爛爛,有時還沒有穿好,像似拖著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總有點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語,顯然是自己在思考問題。他們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學問題;而曾先生卻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會上都發表講話,當然不是談化學,也不談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講軍事。他對當時抗戰的軍事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談起來像個軍事專家。曾先生是曾國藩的後裔,頗得祖傳遺風。

沈先生對討論哲學問題簡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只要向他提個問題,他便拉住你討論不休。在聯大後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現在茶館或是小飯館和人討論問題。他總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舊箱子,面裝著書和錢。我沒有參加過這種討論,聽人說:沈先生可以出錢請你喝茶,但只有當他覺得你的意見有意思時,才肯讓你吃他買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還常去教室聽課,不管是哪一系教授開的什么課,只要他感覺興趣,便會進去旁聽;有時還會起來發問,甚至指出"你講錯了",使得講課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將他攆出課堂。沈先生的這類故事在聯大流傳很多。

沈先生的興趣很廣,雖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數理邏輯方面,但對古今中外的哲學學派他都有興趣。他通多種語言,對語言學也有興趣;他還喜歡音樂,我們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開聯歡會時便提議請沈先生唱一曲。也許因為他的興趣太廣博了,所以他的專門著作不多,主要是運用邏輯分析《易經》和《墨子》;倒是有些學生,從和沈先生討論中得到啟發,寫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級時選過沈先生的"形而上學"課,這是哲學系的一門必修課,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講一次。沈先生講課時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裝書,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講。他口才不好,講起話來有點結結巴巴;講的內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術語,聽起來真是有點不知所雲。幸虧我做筆記的本領不錯,能將他講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課後翻閱,才知道他講的內容中邏輯的分析論證都清清楚楚,十分嚴密。後來在課堂休息時去翻看他捧的那本書,原來是托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時我對阿奎那知道太少,記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據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講授形而上學的問題,確實是高明的辦法。

一九四一年我考上聯大,從浙江動身趕赴昆明,路上經曆的是《圍城》小說中所描述的那種艱險情況,到昆明時已經是新生報到的最後一天。哲學系一年級學生惟一的一門必修課"邏輯學",已經不能選王憲鈞先生為本系學生開的這門課了,只能上為文、法學院學生開的公共必修課"邏輯學"。當時哲學系似乎有個不成文法,凡是"邏輯學"課程都由清華的人包教。哲學史家任華先生和美學家王遜先生在聯大當助教時都教過公共必修課"邏輯學",我碰到的也是一位專攻哲學史的老師,他自己對邏輯大約也沒有興趣,講得不吸引人,舉起三段論例子來有時還會出錯。我聽了幾堂課就不想再聽,好在只要去圖書館看看金先生的《邏輯》,考試時至少也能拿九十多分。可是這樣一來,我對邏輯學就沒有興趣了。

到四年級時才想到應該學點邏輯學,選了王憲鈞先生的"符號邏輯"課。我們同年級的只有四五個人(那時哲學系的學生都很少),都選了這門課。四年來我們幾個人差不多選的是同樣的課,他們的情況和我相似。王先生大約以為我們都是哲學系四年級學生,所以一上來就拋開邏輯學的基本知識,講符號邏輯即數理邏輯的理論,在黑板上畫許多"馬蹄"等等符號,很快便將我們蒙住了。我們只好提出問題:為什么這樣?為什么那樣?王先生講課本來是十分清楚明白的,講話簡明扼要,一句話就是一句話,絕不含糊。但遇著我們這幾個學生,他實在是束手無策了,孺子不可教也,最後只能宣告:看來你們不是學邏輯的料,我們還是讀羅素的《哲學問題》吧,於是皆大歡喜,可是至今我在邏輯學上還是只有小學生水平。幾十年以後王先生還記得這件事,告訴別人說當時因為我寫的字比較整齊,才給了我全班的最高分。由此想到:任何一門基礎課都是最重要的,應該由最好的教師授課,當時聯大就是這樣規定的,我遇到的是例外的偶然情況。

金嶽霖先生是將西方現代邏輯介紹進中國來的創始人物,但金先生的邏輯學主要是他自學的;後來將他的研究生王憲鈞先生送到歐洲去,接受專門的數理邏輯學習,回國後在發展和培養數理邏輯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浩在當清華研究生時,便是金先生和王先生的學生。前幾年我從一位青年學者的文章中才得知:王憲鈞先生在歐洲學習時曾師從哥德爾(Kurt

Gdel,數理邏輯中兩個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證明者)。哥德爾後來移居美國,興趣也轉向哲學方面,晚年享有盛名,被認為是兩千五百年來惟一有資格說"亞里士多德和我"的人。生前很少幾個人能接近他,王浩是其中的一個,他和王浩在談話中達成所謂"數學中的柏拉圖主義"(申彤:《我所認識的王浩先生》,載《讀書》一九九五年第十期)。一九八七年我在王浩家中小住時,他正在整理和哥德爾的談話記錄,他對哥德爾的回憶錄正在付印;那時候他對我常講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我對數理邏輯一竅不通,對哥德爾也毫無所知,很奇怪他對這兩位希臘哲學家竟那么感興趣。

清華哲學系沒有講西方哲學史的教授,在北平時只能請北大教授兼課;正像北大沒有講邏輯學的教授,只能請清華教授兼課一樣。所以在昆明時清華讓任華先生出國專門學西方哲學史。任先生在哈佛學習,對西方哲學家從古希臘到現代都相當精通,並學會多種語言。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時,聯大已經解散,他回清華任教,可惜他的淵博學識後來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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