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音樂人的汪峰先生

陳奕迅在北京鳥巢開唱，國家體育館座無虛席。堅持在雨中看完演唱會的其中一對觀眾，正是汪峰和章子怡夫婦。當晚，章子怡在微博曬出與老公汪峰到後台看望陳奕迅的三人合影，而多年前三人也以同樣站位合拍過一張照片。章子怡將兩張照片放到一起，感慨道“今夜仿佛回到從前，可我們都比從前快樂!”幸福之情溢於言表。

對此網友留言道：“回到中國最強音喲，你和峰哥戀愛初歲月”，“ 你們在一起，就是幸福的模樣”，“覺得好感動，歲月見證了愛情”，“三年了，你們用時間見證了你們的愛情，看著你同汪峰老師頂著多少詆毀和謾罵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很不容易，祝福你們，替你們開心。”

汪峰說，在他辭去公職成為一個獨立音樂人的時候，本以為自己接近自由，卻發現自己陷入另一種不自由：租不起房，吃不起飯。章子怡曾經問汪峰，“你的歌火成這樣，能帶來多少收益呢?”汪峰回答：“只靠版稅大概1萬元。”

說著說著，他竟然解開了皮帶，引起爆笑。對此，汪峰解釋道，演講前，章子怡給他發來了鼓勵短信，也表達了對自己著裝的嫌棄，“你怎么還穿這條著名的皮褲、系著這條著名的皮帶?你沒有別的嗎?不怕被觀眾笑話啊?”對老婆言聽計從的汪峰當即扯下了皮帶，並搞笑哀嚎，“老婆，褲子我就沒辦法脫了。”

在這種完全松弛的狀態下，汪峰引入了自己對行業的思考——如何才能不“餓死”音樂。作為一個先“富”起來的音樂人，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有才華的創作者更體面的活著。

以下為汪峰《不能餓死音樂》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是汪峰。

已經記不得這是多少次站在舞台上了，從前都是以一個歌手的身份站在這兒，但這次是一個演講者，我很緊張，希望我不會把這次演講變成“車禍現場”。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錢的事。說到錢，我看到很多人笑了，你可能會說，鮑勃·迪倫都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了，汪峰竟然在這談錢，中國搖滾人真是太沒追求了。

也許你會覺得，汪峰的歌裏那么多的理想、信仰，怎么今天一開口說話就提錢呢?我知道你們可能很困惑，但我堅持要說這個話題的用意，相信你們會明白。

1994年我在中央音樂學院畢業之後，進入了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任職小提琴手兼樂隊副首席，那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的底薪能拿到900塊，加上排練、演出的費用，月收入能夠達到三、四千塊，能夠滿足我在北京租房、吃飯、喝酒和泡妞兒的所有需求。

不過，半年之後，我辭掉了這份工作。

很早的時候，我開始聽搖滾樂，大學期間，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鮑家街43號”樂隊，我知道，這才是我想要的音樂，去做這樣的音樂，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必須成為一個搖滾歌手。

我終於跳脫出了體制，成了一個獨立音樂人、一個體戶，我的左手從握著4根弦的小提琴變成了握6根弦的吉他，右手從握著琴弓變成捏著撥片，表演的方式也變了，以前我需要正襟危坐，現在我可以站著、跪著、跳起來，我好像走進了更廣闊的天空，更接近了我的夢想，但是很快，我開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飯，當時的女朋友也離開了，我覺得她做的很對，日子都過不下去了，還談什么戀愛呢。

那個時候的我是絕對的窮。雖然我是北京人，但一個人既然已經宣告了獨立，就不可能再回家住了，從大學畢業到我三十歲期間，我在北京搬過十多次家，幾乎住過北京的所有城區，我還住過三裏屯酒吧街，從街尾的最後一家酒吧走到我當時住的地方只要兩分鍾，你可能會說，三裏屯兒是黃金地段，房租多貴啊，其實，那會兒三裏屯兒還沒有優衣庫，房租也沒那么貴，住在三裏屯兒的好處是，我們可以比較方便的獲得工作，去跑一場賺150塊錢的場子。

這種窮的狀態延續了很久，即使到後來我們正式簽約了，在搖滾圈中有了一定名氣了，依然沒有太大的改善。我們的第一張專輯，我分到了8000塊錢，第二張專輯發行之後，我們開始有了很少的一些商業演出，演出費很低，大家一分就沒剩多少了。

雖然已經有了不少人喜歡我們的歌，能夠叫出我的名字了，可我卻發現我依然養不活自己，我隱約覺得不對勁，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這個行業出了問題。

第三張專輯《花火》，當時我已經做好了最後的准備，把這張專輯當做最後一搏，如果不能夠有所改變，我差不多會去找點其他事情做一做。

我向當時簽約的京文唱片的老總許鍾民提出了一個要求，我說，《花火》這張唱片請你允許我交給其他的公司來做。其實這是一個特別不合理的要求，你還跟人簽著約呢，然後你就要去跟別的公司合作。但不知道為什么，許總竟然答應了。之後許總還找到我，告訴我，公司用洪荒之力幫我把前兩張專輯的海外版權賣出去了，售價是一萬美金，形式是買一送一。這一萬美金裏，我分到了7400塊，我突然一下受了很大的刺激，我從5歲開始學音樂，到13、14歲對音樂有了意識，再到26歲出了兩張專輯，我20年以來所有努力的價值，只等於7400塊。

我覺得夠了，這件事情必須停止，雖然直到現在我和許鍾民還有著非常好的私人關系，但當時我不得不終止合作。我需要找到更強大的合作方，更合理的權益分配方式，這些都是當時國內的唱片公司不具備的。

剛好，世界五大唱片公司在那時開始進駐內地，也紛紛和我有了接觸，在見了其他4家後，我見到了當時的華納總經理許曉峰，他遞給我一份密密麻麻的英文合同，用特別強硬的語氣告訴我，你肯定看不懂，條件我告訴你，詞曲是多少，你的版稅多少錢，這還不包括分給你的錢，和華納的見面總共只有二十分鍾，我覺得，就是這裏了。和華納的簽約，解決了我很大的問題，我一次性交了兩年的房租，接下來，我可以用一種健康的心態去寫歌、排練、演出，開始比較有尊嚴的生活。

我從18歲左右開始寫歌，一直到10年以後，28歲我才知道，原來音樂作品是不賺錢的。

2005年，我發行了個人第6張創作專輯《怒放的生命》，我本人的聲譽提高了，很多人知道了我，大家開始覺得我是一個歌星，但說了也許你們會不相信，我當時的收入和普通的工薪階層沒有太大的區別。

從唱片上，我得不到任何收入，網絡時代，大家開始免費下載，作為創作者的我們，沒辦法通過創作獲得收益，只能靠演出去掙錢。

你們知道這個邏輯有多扯嗎?這就相當於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資的，下班之後你開著車回家，順道拉兩個人，賺點兒生活費。

這一年，我的大女兒小蘋果出生了，我成了一個父親，我很開心，但面對我的女兒時，我很惶恐，我擔心不能給她很好的生活，我甚至沒有主動讓她學習任何樂器，因為如果我知道她喜歡音樂了，我是不可能不支持她去做音樂的，而我知道了她如果做了音樂又注定會很悲慘，作為父親，我堅決不幹啊。

在差不多35歲以後，也就是差不多十年前，我開始思考我該怎么辦，我做了一些通常搖滾歌手不會去做的事情，比如上《同一首歌》，當時很多人罵我，說我不是搖滾歌手，一副賺錢的嘴臉，我當時沒怎么去解釋，我想，大家終究會知道。

很多做音樂的人都很窮，也有很多做音樂的人甘於窮。但是這種“窮”是不合理的，是病態的，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知名音樂人，到現在仍然很“窮”，這就是接下來要說的，相對的“窮”。

你要問了，汪峰也會窮?他不是樂壇的“半壁江山”嗎?可你知道嗎，從寫歌到現在的幾十年裏，我所有的音樂作品通過版權獲得的收益只有60萬，如果放在國外版權保護好的地區，這個數字恐怕要乘以一百。

如果你覺得60萬不少了，我可以舉個例子，有個很牛逼的加拿大女搖滾歌手艾拉妮絲·莫莉塞特，她的前兩張專輯水准都非常棒，但銷售成績都平平，大概每張3萬左右，能分到十幾萬美金，第三張專輯發了3個月之後，她就回加拿大了，6個月後，專輯銷到了800萬，兩年後，包括實體和流媒體的專輯售出了3500萬張，她的收入大約在1個多億美金，而在這之前，她的賬戶了可能只有幾十萬美元。

根據我得到的數字，我的歌曲曆年來的下載量達到了3億次，如果我們的版權保護足夠到位，這是個什么概念?這意味著我損失了大概有一兩架飛機。

這就是我說的相對的窮。其實最讓我生氣的還不是飛機沒有了這件事，最讓我鬱悶的是，這些錢都去了哪兒了?

你們知道錢會給一個音樂人帶來什么嗎?最重要的不是享樂，而是尊嚴。這個尊嚴不是被人認可的尊嚴，而是我可以有權利在我想說不的時候，我可以很從容的說不。

在國外，很多音樂家可以選擇不演出，他們可以通過版權獲得的收益，繼續安心的進行創作，真正做藝術的人是需要這種狀態的，在我身邊有很多擁有過人才華的音樂人，但因為沒有錢，他們甚至沒辦法擁有體面的生活，有很多人因此離開了這個行業。

我足夠努力，也足夠幸運，09年推出了《信仰在空中飄揚》這張專輯之後，我進入了新的階段，商演的價格越來越高。

在演出市場上，只要我願意，只要唱兩三首歌我就能獲得比過去多數十倍的收入。通過商演，我好像是實現了我的人生價值，我可以去做一個有尊嚴的音樂人，但這件事情還是不對，子怡之前曾經很困惑的問過我，你的歌火成這樣，這首歌能給你帶來多少收益呢?我苦笑了一下：“不算商演，如果只靠版稅，差不只能收到一萬塊。”多虧這些年我臉皮厚了，早些年女朋友這樣問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告訴她，自己拼命寫的歌只值這點兒錢。

有一天，我偶然聽到了音樂人李夏寫的《離開北京》，我花了15分鍾，動用各種關系找到了李夏的電話，因為這首歌帶給了我久違的感動，它聽起來像是寫給愛人的，但實際上是李夏寫給他因為生活困頓而無奈離開北京的樂隊成員的，請注意我所說的，是因為生活困頓而離開北京。

在座的觀眾，你們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或許收入有高有低，辛苦程度各有不同，或許有一天你們會為了追求其他的人生理想，比如更好的居住條件，或是更清新的空氣而離開北京，但至少不會因為生活困頓、因為租不起房、養不起家人而離開，但在音樂界這個金字塔的基座部位，的確還有大量的音樂人掙紮於生存線上。

想一下，為什么音樂人會有這樣的現狀，如果你是一個工人，你制造的商品會賣出一個價格，如果你是一個老師，上你的課需要付課時費，無論有形或是無形的商品，購買者都需要付費，然而音樂不是，創作者寫了一首歌，把它發到網上去，這首歌就變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免費的獲取，所有場合都可以免費，僅有少數知名音樂人能夠獲取少量的版權費用，絕大多數創作者只能免費貢獻自己的價值，這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

如果說，我還可以通過演出，通過當導師獲得不菲的收入，那些兢兢業業的創作者們要怎么生活呢，如果沒有穩定的收入，他們要怎樣獲得尊嚴，或許他們最終就要為了生活，去做一份他們不擅長、也不熱愛的工作，從此告別音樂。

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是縱容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我們，是一直在免費聽歌的你們，是提供了傳播平台卻沒有保護的平台，還是不夠合理的版權制度?

當我看到我的大女兒熙熙每天在練鋼琴，看到醒醒，我會這么想，萬一有一天她們也想搞音樂，我必須盡我所有的力量，到她長大的時候，讓音樂這個行業再也不會像現在這么慘，這是我要做現在這件事情的初衷。

談錢並不丟人，也一點都不庸俗，賺錢是人的基本需求。錢關乎尊嚴，關乎我們能不能繼續下去，完成我們的使命，觸摸我們的理想。一個不能讓音樂人吃飽飯、有尊嚴活著的環境，將會是多么的蒼白和無趣。

作為音樂界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我有義務去做點兒什么。我創辦了一個叫“碎樂”的音樂項目。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音樂人開始關注並了解，希望這個項目能夠對幫助所有的創作者，讓他們的作品給他們帶來收益，希望每個認真做音樂的人，能夠通過他們的努力，他們的才華養家糊口，甚至創造優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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