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神陳奕迅也累了

陳奕迅，香港著名實力派粵語流行音樂歌手、演員，香港演藝人協會副會長之一，曾被美國《時代雜誌》形容為影響香港樂壇風格的人物，同時也是繼許冠傑、張學友之後第三個獲得“歌神”稱號的香港男歌手。

前兩年，陳奕迅還覺得物質是個不錯的東西。那時候，他喜歡音響，也在意自己的外表。那輛擲重金購買的阿斯頓-馬丁敞篷跑車，曾給過他極大的心理高潮，夠拉風，又夠James Bond。但現在，他已經膩煩了這種生活，物欲越來越淡，已經三年沒正經逛過街了，穿的多是品牌贊助和街邊店鋪的創意T恤。

他猜，“我可能真的人到中年了。”

中年陳奕迅開始擔心老花眼的問題。他戒掉了網路，重回故紙堆，看史書、做筆記。說了幾百遍的“休息”也正式提上了日程，他打算兩年後放慢工作節奏，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呆一陣。有這樣的決定並不是受前段時間“900多張銷量”的刺激，也不是對歌壇不景氣的抱怨，他只是真的累了。

出道20年，發了超過40張專輯，巡演了幾百場，演了好多部被罵作爛片的電影。陳奕迅覺得自己像一個快散盡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地想再去修煉。至於要去哪裡，他也不確定，可能是非洲，也可能是南美。他的要求倒也不高，比如坐公車的時候沒人跟他打招呼，沒有一堆粉絲湧上來喊他“歌王”，或者能自己花錢吃飯，不要有人殷勤地說“我請你吃面”。

問題是，還有這樣的地方嗎？陳奕迅也不知道，他坐擁別人難以企及的願望，自己卻常常感到迷惘。

每個人都叫我歌王，但我從沒認同過

陳奕迅最近有些煩。去年講述人和人相處關係的粵語專輯《The Key》，雖然製作水準一如既往，在臺灣的銷量卻不太理想。在馬世芳的節目《音樂五四三》中，他自曝這張專輯僅僅賣了900多張，“我的媽呀！原來那麼慘烈！”讓他打擊更大的是，節目中他要短暫休息的“例行complain”，成為了臺灣媒體聳動的新聞素材。隔天，關於他“因專輯銷量受挫，欲告別歌壇”的新聞就被推上了頭條。

這之後的幾天，死忠歌迷忙著發帖，呼籲為這張專輯沖銷量。陳奕迅則忙於辯解，“誤會啦，廣東話專輯，而且是沒發行多久，又是在臺灣，900張還好吧。”這本是一次自嘲 ——但這門技術，陳奕迅總掌握不到訣竅。他習慣了口無遮攔，漸漸也習慣了媒體的誤讀。他也知道不好，但要他改，好像很難。

與尷尬的專輯銷量相比，陳奕迅頻繁的巡演則像是對這個唱片落寞時代的諷刺。僅“Eason's Life”巡迴演唱會就超過40場，明年的巡演也已經排到了年底。從今年四月起，他每週五六日都輾轉在不同的城市；其間，他還參演了杜琪峰的新作《華麗的上班族》，並發行了新專輯《Rice & Shine》，幾乎沒有時間回家。因為身體吃不消，他把五月的南寧演唱會挪到了八月，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陳奕迅覺得前所未有的疲倦，香港的家成了他最渴望的地方。他對“歌神”和“歌王”的稱號感到麻木，也不想聽到前輩們語重心長地說“香港樂壇靠你了”。除了上揚嘴角說一聲“謝謝”，他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表達的，“每個人都這麼說我，但我從來沒有認同過。我感謝大家的讚美，但如果是為我好，可不可以不要光說一個頭銜？”

他希望有人理解，長期的消耗最終將導致什麼。“我覺得我已經快用盡我過去四十年所有的武功了，我還有精力，但我沒有新的技能，我需要一些新的啟發。”陳奕迅說。

去年，他到英國玩了一個月，笑稱“避難”。氣候的寒冷讓他獲得了短暫的清醒，但還不夠，接踵而來的高強度工作讓他再次感到窒息。唯一值得指望的是，他與環球的合約快要到期，巡演也將在明年年底結束。他打算二零一六年休息半年，過一段與世隔絕的生活，“比如說在非洲躺一個月，看看獅子、看看豹子，只要是大自然就會覺得好舒服。想去一些大家不認識我的地方，不要忙著打招呼，也不希望人們因為認識我對我優待。我想體會平凡一些的生活，自己買麵包、坐公車、騎腳踏車，”他開始想像，“像以前那樣生活。”

這不是一個巨星生存的年代，幸好還有陳奕迅

以前的陳奕迅，準確地說，20年前的陳奕迅不是這樣的。一九九五年，在英國金斯頓大學留學的陳奕迅回港參加新秀歌唱比賽，梳中分油頭，笑容無邪，和現在的狀態相差甚遠。憑藉正統音樂學院的出身和模仿張學友的高難度唱腔，他一舉奪冠，楊千嬅是同屆季軍。當時的香港歌壇激戰正酣，張學友、譚詠麟和張國榮們已功成名就，許志安和蘇永康們則佔據著一方地盤，留給陳奕迅的空間，其實不多。

次年，陳奕迅推出首張個人同名專輯《陳奕迅》。這張專輯讓他與黃偉文、林夕結下了不解之緣，也就此奠定了“雙面 Eason”的結構。《愛情，幼稚》是陳奕迅和林夕的首次合作，林夕只是隨便寫了寫——他看不上這個初出茅廬的選秀新人，這首歌也成為了林夕“最不滿意的詞作”。但在日後接受採訪時，林夕回憶，自己去錄音棚聽陳奕迅錄《愛情，幼稚》，立刻發現他低估了後者。作為某種回報，他將《K歌之王》、《富士山下》、《兄妹》、《你的背包》、《與我常在》等包含著親身體驗和內心領悟的作品交給了陳奕迅，並借歌詞向這名年輕人傳道授業，儘管陳生有時候需要“過幾年才能恍然大悟”。 陳奕迅說，《富士山下》中的那句“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裡找不到它染汙眼眸”，他到現在也沒有完全理解。

黃偉文則是陳奕迅的損友。他們出道的時間相差不遠，都愛說話、愛買衫。他們的合作更像是同齡人間因交情的淺深而漸入佳境的隱喻。一個不羈、灑脫、外熱內冷的陳奕迅在黃偉文的遣詞造句下顯山露水。而這個陳奕迅，是陳奕迅本人。有歌迷甚至評論道：“林夕引進門，皈依黃偉文。”雖然這種說法有點以偏概全，卻能體現出黃偉文之于陳奕迅的位置。

首張專輯之後，陳奕迅陸續推出了《與我常在》和《我的快樂時代》等作品，逐漸受到大眾認識及注視。二零零三年，他憑國語專輯《Special Thanks To...》奪得臺灣金曲獎“最佳國語男演唱人”和“最佳專輯”，成了繼張學友後首奪這一獎項的香港男歌手。二零零五年的《U87》更被《Times 時代週刊》選為當年“最值得購買的五大亞洲唱片”。

這期間，香港經歷了SARS，梅豔芳、張國榮、黃霑先後去世，唱片行紛紛倒閉，歌壇越發沉寂。張學友對陳奕迅說，“你們真是生不逢時，我們那時候出專輯在香港都賣幾十萬張，新人最少也有五萬張。但是現在呢？” 陳奕迅在離開英皇娛樂時，也曾經悲觀地說過：“這不是一個屬於巨星的時代”，引得無數唏噓。

現在的陳奕迅不那麼想了。他很感恩自己搭上了黃金時代的尾班車。他覺得自己有福氣，“香港最厲害的時候，八十年代可能有十白金（一白金等於五萬張）。到我這個年代，《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和《Special Thanks To...》也能過十萬。嗯，到後來可能是幾萬了，但我的（銷量）是跌得很穩的那種，這是市場的問題，音樂品質沒有變化，只有越來越好。”

根據搜狐、南都等綜合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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