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電影藝術走的有點艱難

藝術是件奇妙的事物，首先，它容不得一般人對它的指手畫腳，它是屬於藝術家創作的，但是，當它創造出來的時候，很多標準都是以它與一般群眾的契合和接受度來體現，這讓藝術這件事變的很尷尬。張藝謀的電影藝術現在就是面臨這樣的問題。“張藝謀的淪落，終究是電影制度的問題。一個問題成堆的電影體制，把好端端的張藝謀變成了一個文化怪物。這個富於才華的導演，最終辜負了我們25年前對他的熱烈期待。”文藝批評家朱大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當年對張藝謀的捧，是從對謝晉的貶開始的。

據朱大可回憶，最早批評謝晉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李劼，在上海的滬西工人文化宮影評組主辦的一個電影講座上，首次提出“謝晉電影時代應該結束”，贏得在場工人影評員的熱烈掌聲。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這些缺陷包括“謝晉電影的商業性質”，以及“標準的好萊塢審美眼光和習慣”：“更令人不安的是謝晉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與所謂現代意識毫無干係。”

文章被大量轉載，引發了關於謝晉電影的大討論。

李劼發表了《謝晉時代應該結束》的文章。認為謝晉這位頗有才氣的導演，在銀幕上向四周“團團作揖”，以換取一片“熱烈而盲目”的喝彩聲和掌聲。

“當時評論界的批評鋒芒所指，與其說是謝晉電影的媚俗，不如說是謝晉電影在權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李劼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對張藝謀電影的挖掘，是在這場批評後不久發生的。“大概是1987年，《紅高粱》到上海首映時，《文匯報》的文藝部主任給了我一張票，叫我務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後，覺得有些新意，在隨後由《文匯報》舉行的討論會上說了這意思。”李劼說，出席那個討論會的，都是當時所謂的先鋒人物，比如張獻、孫甘露、格非等。“《紅高粱》在上海文藝評論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當場表示，這是中國電影界的一個盛大節日。《紅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國電影不再按照權力意志炮製，而是隨著創作者自己的意願編導。”李劼說，對謝晉的批評給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登場，掃清了道路。

幾個月後，《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陳凱歌高興地對朱大可說：“你的刀捅到了中國電影的肺葉子上了。”“對《紅高粱》的肯定，確實是希望中國電影有所改觀，突破謝晉模式。”李劼沒想到的是，“張藝謀後來會變得謝晉第二，並且比謝晉還要謝晉。”

朱元璋式的傳奇

張藝謀是用來推翻“謝晉模式”的“武器”，但張藝謀從來就不是這其中一員。

張藝謀一出生，父親頭上就頂著“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在這樣的家庭裡長大的他，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壓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齡6歲的工人張藝謀幾經周折，破格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學習。由於當年學院招生過多，開學不到一個星期，就有人貼出大字報，針對學院擴大招生名額和破格錄取學生的事，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已經入學的張藝謀經歷了退學、再入學，兩進兩出才艱難完成了4年的學業，這不是他的同班同學陳凱歌、田壯壯等人所能體會的。

“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的歷史舞臺，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李劼總結說。

1988年2月23日，《紅高粱》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西方A級電影節中獲得大獎，消息傳回中國，被認為是“為國爭光”，當時的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還舉行了慶功宴。

然而，僅僅三個月後，風向就開始變了。1988年5月起，以《中國電影報》為大本營，發表了一系列對《紅高粱》的批評文章。

5月5日，《中國電影報》將這部作品稱為“醜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10日，該報再次刊文《乾涸的心田》，將批評的調子升為“辱華”。

此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批評和肯定《紅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樺是支持者之一：“‘紅’片表現了舊時代的民俗、民風以及私生活等，我並不覺得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傳統性很強，恰恰接近過去的生活真實。”

當年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陳昊蘇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說：“如果一部影片在國外獲了獎，我們反而太敏感，很警惕，總認為外國人搞了什麼鬼，以致于原來自己認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說好了，這難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嗎？”

“謹小慎微”的張藝謀對批評尤其敏感：“《紅高粱》在籌拍階段，有人指責‘張藝謀在《一個和八個》裡就歌頌土匪抗日’，等到《紅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責‘《紅高粱》裡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實不光是張藝謀，陳凱歌的《黃土地》也被批評“沒有跟上火熱的時代步伐，展示了中國蒙昧落後的一面”。

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公開表示不喜歡《一個都不能 少》，認為這部電影是在“替政府做宣傳”，張藝謀在媒體上發表《給雅各的一封信》，高調退出戛納，這是張藝謀和原來知識份子徹底決裂的轉捩點。片尾張藝 謀給代課教師和她尋找的孩子們加上了光明的未來，但誰也沒想到，2009年，全國有近45萬代課教師要被清退　

丟中國人的臉

對張藝謀的批判是從《菊豆》開始加劇的。

那時候拍電影基本上賺不了什麼錢，《菊豆》劇組裡，從張藝謀到鞏俐、李保田，一天只有10塊錢補助。拍了幾個月的戲，鞏俐掙的片酬都交給了她當時所屬的中央戲劇學院戲劇研究所，然後領每月100多元的工資。

但《菊豆》讓張藝謀從攝影師真正變成導演：“這部電影對我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菊豆》之前我拍電影不太重視調動演員，挖掘人物內心，更注重的是電影的整體風格、造型和視覺衝擊力。”

1990年，張藝謀帶著《菊豆》報名參賽戛納電影節，但由於當時整個西方世界都對中國存在強烈的政治偏見，中國電影也受到了“歧視”：《菊豆》被安排在電影節最後一天放映，在政治上開放的東歐電影，則得到了戛納的特別重視。

對《菊豆》的批評散見於報端，指責的關鍵字是“窺陰癖”。但在中國官方這裡，並沒有“歧視”《菊豆》，當年《菊豆》成為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第一部中國電影。

大批張藝謀“揭露中國陰暗面”是《大紅燈籠高高掛》時期。

有華僑寫信給媒體：“張藝謀執意用這些醜化中國人的片面的東西去取媚於洋人，換取洋人一大堆的獎盃。他讓每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都承受著鄙夷。”

“我在《大紅燈籠高高掛》中表現高牆大瓦，一成不變、堅固的東西對人造成的壓力和桎梏。點燈、封燈、吹燈、滅燈，我們加了很多的儀式。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就像儀式一樣每天在重複，包括我們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這些形式感構成了一種象徵性。可以說，這種象徵隱含了我在那個年代的一種憂患意識。當時，審查時給我的電影下了一個結論‘沉渣泛起’。”張藝謀回憶說。

《大紅燈籠高高掛》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還拿到了第48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一面是國外的推崇和讚美，另一面是國內的批評。

朱大可發表文章說：“《大紅燈籠高高掛》‘為洋人而寫’的意向更為明確——大紅燈籠不再是喜氣的，而毋寧說是專制和淫邪的。這種在西方觀眾窺視和有意製造的被看的‘東方奇觀’中，張藝謀日漸明確自己的電影觀眾不再是中國市民，而是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評委。”

張藝謀被定性為“出賣民族、出賣中國人，以取悅外國評委及觀眾”。

對這些指責，張藝謀公開進行了駁斥：“國際影展的評委來自六至八個以上的國家，他們不可能一致要以丟中國的醜為目標。”

很難確定當年是否真有國外媒體，從張藝謀的電影來“透視”中國的“落後”和“愚昧”，有案可查的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教授尼克·布朗，2005年發表在《當代電影》上的《論西方的中國電影批評》：“張藝謀的電影當然展示了一些來自中國過去的場景，包括它的建築、虛構的人物和習俗，以此作為它電影化表現的一部分……在默片時代的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特別欣賞美國西部類型片粗獷的異國風情。”

尼克·布朗也試圖“猜測”中國評論的惱怒：“我懷疑張藝謀在1980年代後期的問題，不在於他‘發明’了關於中國生活方式的細節或者暴露了某些人認為應該隱藏的中國陰暗面……他明目張膽地表現被性欲所裹挾的女性形象，將傳統美德拋到一邊……張藝謀的這種褻瀆性的展示，將中國女性妓女化了，是為了滿足世界窺淫的眼睛。傳統的中國為此丟盡了臉面。”

給張藝謀一個說法

“我覺得《活著》是張藝謀最好的電影，那麼厚重的題材舉重若輕地拍出來，可惜當年被禁了。如果《活著》當年放了，獲得很高的票房的話，我覺得可能中國電影將會走另外一種更好更健康的模式。”韓寒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1992年，張藝謀開拍與中國社會現實很近的電影《秋菊打官司》。“這個電影是我的補課，以前的電影缺少對人物命運的關注，這次我要把精力和目標集中在人物的刻畫上。”

在張藝謀原來的構想中，由香港銀都機構投資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生活喜劇。但在開拍前，張藝謀把它改變成一部紀實風格強烈的電影，原因是：“秋菊一次次進城打官司，按照常規方法拍只是一個傳統故事，沒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效果。”

鞏俐扮演的農婦秋菊挺著大肚子，為受村長欺負的丈夫層層上訪，討個說法，她操著一口陝西方言，一邊吃飯一邊用袖子擦嘴巴和鼻子。《秋菊打官司》獲得了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鞏俐也獲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員獎。

1993年，電影局為張藝謀、鞏俐舉行了一個慶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對該片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電影中的“上級（法院）”給了秋菊一個說法，電影局也給了張藝謀一個說法，當年也形成張藝謀電影熱。

按照張藝謀的工作計畫，《秋菊打官司》之後該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但男主角姜文準備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張藝謀只得放棄。

張藝謀最終決定開拍的是余華的《活著》。

“在幾十年前的中國，在所有的家庭的潛意識中，就是‘活著’兩個字，包括我自己在內……聽領導的，聽中央的，聽毛主席的，沒有任何想法。”張藝謀曾這樣談《活著》。

《活著》至今被普遍認為是張藝謀最優秀的作品，在國際上贏得了空前的榮譽：第47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最佳男演員獎、人道精神獎；全美影評人協會、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

“《活著》可能是張藝謀最具歷史批判意識的傑作，以極其樸素的細節抵達了欲說還休、欲哭無淚的審美境界，無論是演員的表演，還是影片的畫面，全都本色本相，卻讓人為之動容。張藝謀在《紅高粱》和《大紅燈籠高高掛》裡的誇張，到了《活著》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李劼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但《活著》和田壯壯的講述“文革”題材的《藍風箏》一樣，沒能在國內公映，張藝謀還遭到兩年之內停止與境外投資方合作的處罰。

在幾年時間裡，坐在辦公室裡的張藝謀的工作就是尋找好的創意。中央領導指示“開門辦學”，劃出了一個上百人大名單。“工農商學兵，學者、國學大師全有，一趟一趟的，我都必須參加，每個人的發言我全部記錄。”張藝謀回憶說。

不管是開幕式還是閉幕式，奧運會都有一套固定程式。任何文藝表演，都得在遵守這些前提下做文章。哪些文化符號和文藝節目能夠代表中國，通過中央領導的審查，被國際奧運會認可，同時贏得中國人和外國人雙重認可，實在太難了。

張藝謀的節目單最大的壓力正來自於此。在整個方案和節目單出臺以後，張藝謀經歷了工作以來的最嚴格的審查和刪減。從奧組委領導到北京市領導，從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國務院的幾十位部長，他們的任何意見，張藝謀必須遵從和執行。

張藝謀不願意談自己的委屈。“我們的開幕式換來換去的東西太多了。咱們是一直改到最後，這玩意兒是一中國特色，一直改到最後。”在工作團隊抱怨、發洩不滿的時候，張藝謀只是默默地承受，一次一次地修改，一次一次地重新排節目，直到全部節目獲得通過。

當有編導因為自己節目被廢掉找他吵架時，張藝謀總是說，“開幕式也許在外國人看是平常東西，藝術家是平常心就過去了，咱們是過不去的，一輩子都過不去，國家都沒有第二次機會，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在總導演的位置上，張藝謀悟出了他的開幕式哲學：“誰都要妥協，每天都會有妥協，必須在妥協中求生存，必須在妥協中堅持某一種存在。”

我很榮幸被大家認為“帶了歪路”。中國電影太大了，我一個人帶不動，也不能說今天徐崢把中國電影帶上了歪路。

現實主義的電影缺乏，不客氣地說，還真跟審查沒什麼關係，這是市場的選擇，它們不是賣錢的榜樣。

計劃經濟年代，電影廠廠長手中握有生殺大權，頭兒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直接和給力的。今天時代變了，年輕導演不需要直接為他們做什麼，所以不會看到第二個吳天明出現。這絕不是說上一代漠不關心。——張藝謀

“拍個電影怎麼還跟常委有關？”張藝謀把“長尾市場”，理解成了“常委市場”。

張藝謀學到了很多新名詞，雖然他還是沒記住“G2”和“O2O”的區別，但並不妨礙他看好互聯網這個方向。樂視來找他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樂視”是哪兩個字。

在張藝謀看來，加盟樂視，算是“閃婚”。和張偉平分手之後，他跟很多公司接觸過，希望找一個能給他“足夠的尊重和創作空間”的東家。

樂視影業的CEO張昭，美國紐約大學電影系留學，加盟過上影集團，後來創建光線影業，出品發行了二十多部影片。2011年，張昭創立了樂視影業——只比張藝謀“發現”樂視早了2年。

張昭說服張藝謀加盟的原因是，樂視影業是一家“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出品/發行公司”。

跟“非互聯網時代”比，拍片有什麼不同，張藝謀目前也不知道。他在樂視的工作室2013年5月16日成立，工作室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張藝謀新片《歸來》在國內正式公映的日子。

個體戶張藝謀是帶著已經成熟的《歸來》劇本進樂視的，他準備好了，要是樂視不同意拍這個，那就再報一個。沒想到對方當即表態：你喜歡就拍，我們絕不干涉。

“賺不賺錢是樂視的事。”張藝謀沖南方週末記者一樂，“我收穫的是最大的尊重和創作空間。”

樂視一直念叨的O2O（online to offline），就是線上交易線下使用——票在網上買，電影還是得到影院去看；不同的是，能知道買票的觀眾是誰，在哪兒，還買過什麼……得出的是另一個流行詞：大數據。

張藝謀聽錯的“長尾市場”，則是把互聯網當成永遠放映無數電影的影院，想看的人隨時隨地能看，一部電影的價值就不僅僅靠兩三周的票房來體現。

“那後頭看的他付你錢嗎？”張藝謀立刻抓住了要害。

“收費肯定是發展趨勢。”張昭對張藝謀解釋，“你看《紙牌屋》，大家的創作心態、銷售方式、價格關係都變了。”

G2是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斯滕提出來的概念，指中、美兩國組成集團，代替舊有的八國集團（G8）。現在被中國電影界廣泛借用——中國的電影產業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

對張昭和樂視來說，G2是未來的中美電影合作戰略。對張藝謀來說，就是去好萊塢拍片，跟世界合作。

“我是個閒不住的導演，身體也很好，我願意不斷幹活。過兩天我下一部電影就開始了。”《歸來》還沒上映，張藝謀已經去了美國看景。

2000年張藝謀拍攝的《英雄》，至今仍是國產片在北美票房榜上排名第一的作品，影片開啟了中國式大片時代，也被認為是把中國電影帶上了一條“歪路”。

“中國電影太大了，我一個人帶不歪它。”張藝謀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你也不能說徐崢把中國電影帶上了一條歪路。還是時勢造英雄。”

張昭覺得，《歸來》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影響，“不亞于《英雄》”，也是因為“恰逢其時”：“處在互聯網這樣一個變革時代裡。”

根據南方週末、新浪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不代表華發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