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玉言/香港之治──誰來治？為誰治？

圖：維港一景。/香港中通社

進入三月，農事忙耕作，國事繪藍圖。中國又進入兩會季，「十四五」規劃即將出台。三月五日人大開幕式上，除了政府工作報告，還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作說明，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成為兩地、兩會熱議的話題。

香港街面貌似平靜，實則依然紛雜：忙着抗疫防疫，自二月下旬疫苗抵港網上預約，至今已有九萬多人接種，但每天仍有一二十病例；忙着「打小人」──這可能是港味文化遺產了。驚蟄萬物萌發日，「小人」蠢蠢欲動時，借驚蟄驅霉除魅。鵝頸橋下求「打小人」的市民排成了長龍，男女老少皆有。今年「打小人」以「疫情」為最多，去年不少人專打特朗普。「神婆」用鞋子捶打紙符的聲音劈哩啪啦，和着香火的味道，飄盪在銅鑼灣的霓虹高樓間。還有人忙着打官司，四十七人因參與去年所謂「立法會初選」觸犯香港國安法被訴，法庭上這批政客突然變成「實力派」演員：痛哭流涕的、暈倒送醫院的……還有約二百名公務員，在年初港府要求四周內所有現職公務員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限期於二月底結束後，拒絕簽署，面臨被辭退。

香港怪事多多。愛國，本是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核心價值，是發於心聽於言見於行再自然不過的，就像愛父母一樣天經地義堂堂正正──在香港卻成了磨心，多年來羞於啟齒或屢遭無聊置喙。公務人員要為民服務、為民擔當——但在疫情艱難、經濟低迷、失業人口高達二十六萬創十七年最多的情況下，還有兩個香港公務員工會致信財政司司長要求寬免公務員薪俸稅，稱公務員「消費意欲理論上比任何人高，減免稅項能刺激經濟」。此前，十餘萬公務員已因疫情「居家辦公」四五個月了。有新到港朋友因入境處關門，來港三個月遲遲不能辦身份證成了「黑戶」（香港法例規定「任何人如未能按規定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查閱，即屬違法」），每天只敢在公司和住處半徑五百米範圍內步行。面對疫情，自己做好防護也要保護他人──但香港坊間說最多一個詞是「誘因」，叫他做檢測打疫苗，還要有利誘驅使。奇怪！疫情面前，生命健康不是最大的誘因嗎？為什麼要與金錢利益聯繫起來呢？凡此種種，究竟是怎樣的腦回路？

香港年輕朋友告訴我，港人思考問題絕大多數是港本位而不是國本位。最近看劉兆佳所著《香港人的政治心態》，老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指：「一般而言，港人對政治的態度是務實及功利的，如何衡量政治及政治參與的價值，主要取決於能夠為自己帶來多少實際利益。」以我觀察，不僅對政治，部分港人對任何事物都是這般心態，考慮問題基本兩個出發點「與我有什麼關係」「對我有什麼好處」。這種心態成了尋求香港問題答案一個很重要的密鑰。

中央要求特區肩負重要管治責任人士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擔當；胸懷「國之大者」；精誠團結。有人叫好，說中央點到了管治團隊癥結；有人反思：「從政者應為『服務者』，服務一方百姓。然而，這樣的信念在香港已十分罕見，我們見到的，是懶散打工的公務員，為選票而鬥爭的政黨，『不食人間煙火』的官員……若掌握香港發展和市民福祉的官員、議員們，都只為了錢、為了權、為了贏，香港還能有明天嗎？」「都說香港缺乏政治人才，然而，體制內外對香港的方向、決策有推動作用的一眾政治精英，無論學識還是經驗，都足以稱得上『政治人才』。可惜，他們的『才能』逐漸被政治技巧埋沒，為人民服務的使命感也被遺忘。」

施政，從來不是技術手藝，而是政治智慧，是需要大局觀，需要具有忘我乃至無我境界的。胸懷「國之大者」，就是要以國之大要、國之大局、國之大事、國之大計為出發點，審時度勢、由大觀己、由己思大。香港之事，不僅是一地之事，也是一國之事。香港施政之舉，看起來是一樁修法改例「技術活兒」，卻可能成為多米諾骨牌中之一隻，對國家也對香港局面帶來深刻影響。香港之治，應該為國家而治、為人民而治；治理者既要對國家對中央負責，亦要對市民負責。奉國為大，奉民為尊。只有心存「國之大者」「民之尊者」情懷，才能具備「國之大者」的敬畏心、「民之尊者」的謙卑心。

香港正在經歷正骨矯形的陣痛。要將扭曲的骨型扳正過來，過程可能會很艱難，但卻是必須的。經歷過陣痛，才能迎來健康成長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