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辦學的現代模式

香港教會辦學在當代中國具有典型標本意義。香港沒有公認主流的一種宗教信仰和一統化的教育思想,主權回歸后,香港教會辦學仍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教育政策的尊重和扶持。多元辦學主體對各自的價值取向堅持而不排他,包容并存,在維護社會、辦學育人的高位目標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形成合力,孕育并支撐著香港主流價值體系和人才培養,成為一種生動有效的公共服務管理模式。

香港社會團體辦學異態紛呈,其中,教會辦學占有很大的比例。教育屬于集中充分體現社會主流意志的領域,辦學主體如此之多元豐富,特色鮮明生動而又能保持穩定協調,是值得考察、研究的現象。

一、宗教團體辦學及其政策背景

香港人口有710萬人[1],在面積約合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里,辦學團體多達100多個。這些社團組織或個人創辦的中小學校約占全港中小學校總數的70%,其辦學的多元性、積極性是罕見的。

由于香港沒有公認主流的一種宗教信仰,允許各種宗教信仰同時存在;也由于自1841年以來, 作為英租界,殖民色彩與本土傳統的不斷沖突、磨合和融匯,香港更具有了多元文化的鮮明特征。特殊的歷史文化原因,形成了香港學校辦學主體多元格局,除了少數的官立 (政府辦) 學校 (約15%) 外,占絕大多數的是獲得政府財政支持的津貼學校、資助學校、直資學校以及沒有財政直接支持的私立學校。在各種各樣的辦學團體中,宗教團體占了很大的比例。

香港融合并存著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多元宗教, 主流宗教在辦學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宗教辦學團體中,除基督新教外,還有天主教、道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團體;香港人把鮮明地主張儒家思想的團體也算作一個宗教教派,稱為“儒教”或“孔教”,該團體也承辦了幾所中小學,如此,則并稱為香港六大主流宗教辦學團體。目前,香港特區主流宗教團體所辦各類中小學、幼兒園在校生占全港學生總數的 60%以上,職業學校、成人教育、特殊學校等的辦學規模及數量也在不斷增長。各大主流宗教辦學的性質與體制,基本也和基督宗教的“教會辦學”一樣,參與國民教育,接受政府資助,向政府和社會負責。

在教育思想方面,香港教育當局一直堅持“思想自由”“價值中立”觀點,未曾標榜一種統一的教育思想,雖說近年來經常強調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學校為本的學校管理主張[2],但也與一貫持守的民主化、自主化理念保持一致。因此,在信仰、思想、價值等取向上,香港學校也呈現出豐富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多元宗教文化融合并存的傳統在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后,得到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充分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列專門條款(第136、137與141條) 明確規定,特區可參照一直以來的教育制度,而在制定新政策時也應以原有的教育制度為基礎;宗教團體在1997年主權回歸之后,仍然可以按以前辦法繼續開辦宗教院校及其他學校,學校本身均可保留自主性,享有學術自由,宗教團體所辦的學校仍可繼續提供宗教教育或者課程。政府也在逐年加大對這些學校的資助力度。

香港特區宗教辦學理念注重將宗教倫理道德教育同普通課程教育結合起來,并專門設置宗教課程。政府在這方面采取了積極扶持立場,如2003年,特區政府針對道教團體宗教教材匱乏,專門撥款921萬元港幣,支持香港特區道教聯合會用于開發道教教材。[3]

宗教團體所辦學校的發展不僅沒有因主權回歸、政治格局的變化受到阻礙,相反,各種不同宗教背景和辦學宗旨的學校,都能按其理念辦學,和諧共處,各自發揮作用,得到良好的發展。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香港政府通過競投方式,批準建立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學校,其中包括教會學校。ICQM (一所以音樂教育為特色的十二年一貫制學校) 是私立學校,政府抱以很大的期望并予以襄助,把該校作為對特色優質學校的實驗而以象征性的價格特批辦學用地,基本建設也由政府全資投入。

二、香港教會辦學的當代特點

在香港眾多的宗教和非宗教辦學團體中,教會辦學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教會學校是指基督宗教所屬的基督新教及天主教、東正教各差 (修) 會在華設立的大、中、小學等學校。[4]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教育體制發生巨大變革,香港便成為現當代中國教會學校最典型、最集中的地區,可以說是亞太華語區域教會辦學的典型標本。

香港教會學校的辦學團體泛指教會中廣義的聯合組織、宗派、堂會或機構等。據《香港2011》年報統計,基督教團體開辦了639所學校(包括260所幼兒園、199所小學、180所中學) 及相當數量的幼兒中心。此外,羅馬天主教主辦的學校和幼兒園也有278所,就讀學生約192,000人。[5]

基督教教會學校曾經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英國倫敦會牧師羅伯特·馬禮遜(1782—1834) 是基督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他受基督教新教倫敦會的派遣,于1807年9月4日輾轉來到澳門,9月8日進入廣州。此后20年里,他一直在廣州、澳門及南洋各地進行傳教活動,至 1834 年病逝。馬禮遜教育協會創辦了馬禮遜學堂。1842年11月1日,馬禮遜學堂從澳門遷至香港,被評價為香港近代新式學校發端的標志。盡管當時的馬禮遜學堂僅有學生11名,卻是香港第一所近代化的新式學校。[6]

基督教教會學校興辦初期的動機是為了倡導圣經教義、傳播宗教信仰,發展到今天,信仰的堅守固然沒變,但學校經營的模式、教學的內容、具體的工作目標已與純然的現代學校無異。

在香港,教會學校參與國民素質教育,它既包括由某一教會或教派開辦和管理的、完全獨立于政府公立教育系統的學校 (這類學校很少),也包括由教會或教派全部或部分出資,與其他非宗教機構或組織合辦的學校,還包括教會承辦的接受政府經費的學校。目前,在香港的基礎教育階段,后者在數量上占絕大多數。香港教會所辦的中小學大部分為香港政府出資的“津貼學校”和由政府資助的 “直資學校”,接受政府管理和考核,直接為當地基礎教育服務,為香港教育事業支撐起大片的天空。因此,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現當代教會在香港所辦的學校,嚴格地說,只是由教會團體主辦或承辦的學校,而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倡導教義為主業的“教會學校”。這些學校的大部分資源來自政府,如,校舍的興建與維護、教職員的薪酬、辦學的日常經費等多由政府承擔;服務的對象是全社會的適齡學童,而不僅僅限于教徒及其子女;教學上充分開設現代普通教育基礎課程,接受特區教育當局普通教育課程考核;辦學成效不僅要向辦學團體負責,更重要的是要向政府和社會負責。

三、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

香港基督教團體辦學,從宗教色彩程度上可分為三類。

一類雖以基督教團體為辦學主體,但從學校文化、課程內容到對學生的信仰要求上基本都不帶宗教痕跡,完全是承擔社會義務、服務社群。他們認為,基督的愛是普世的,不會對不信奉上帝的人就放棄不管。

另一類是以基督宗教為學校文化基調, 校內設置宗教課程,例行宗教活動,宣傳宗教教義,以引導學生信仰提升、人心向善,但也能兼容并包,不刻意引導學生信奉并加入教會。這兩類學校奉行香港文化理念中不把價值觀強加于學生的宗旨,倡行傳統的“有教無類”教育思想;同時,也有出于生源和學校規模發展需要,過于強調“一校一宗教”可能局限學校生存空間的策略性考慮。

還有一類則堅定地持守基督教信念和教育宗旨,目標明確指向的是培養學生成為信守基督教義的“天使”。教師大多加入教會,做早禱、反思、禮拜等是學校的常規活動,教學上主張圣經教義的學科滲透。他們認為“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必須建立在圣經的基礎上”,“教師不但須要引導學生......改變他們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建立”符合基督教的世界觀及人生觀。[7]

這種較純粹的教會學校在香港不多,上述 ICQM 是一例。該校由于是“直資學校”(私立學校),辦學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宗教教育和藝術教育特色得到充分的強化。教師全是基督徒,學生中基督徒數量超過90%,按學校的氛圍影響和引導推算,估計到學生畢業基督徒數量會達到100%。這種堅定和明確的宗教辦學傾向與學校的辦學條件和水平有很大關系。在香港,這種選擇不僅是允許的,在一定的人群中也是很被認同的。ICQM 每年招生不足200人, 報名申請入讀的超過千人。筆者在香港訪問另一所教會學校,該校辦學走的是上述第一類路線,但提起 ICQM,他們直言還是應該有這樣明確宗教特點的學校,“香港是個多元理念融合的民主社會”,需要有能夠充分代表基督教教育核心理念的基地。這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是不可思議的。而從香港學校來看,不同的辦學取向,無論是不帶宗教色彩的、帶有宗教色彩的,還是旗幟鮮明地標榜宗教教義、發展教會的,都體現了“思想自由”、“價值中立”和民主多元的教育文化觀念。

對香港的這種教育體制模式不能貿然作褒貶之論。只是從香港1997年回歸前后這二三十年來看, 無論是基督教團體辦學的不同類型取向,還是其他宗教團體、非宗教團體、政府組織等辦學的不同取向,林林總總,卻堅持而不排他,包容并存,極其和諧融洽,呈現出精神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多元豐富性。在提升公民精神境界、維護香港社會繁榮穩定、培育新時代人才、促進中西多元文化融合等目標上,實際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千百計的中小學校從不同的立場和取向出發,卻能在辦學育人的高位目標上殊途同歸,形成合力,孕育并支撐著香港主流價值體系和人才發展。

四、對香港教會辦學現象的思考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以前,在教會主辦的中小學里,有宗教色彩很淡漠的,也有非常鮮明的;主權回歸以后,也同樣有的學校宗教色彩很淡漠,有的非常鮮明。在符合現行法律法規的框架下,學校在宗教教義的堅持與辦學取向上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由此也可見證,無論在英國人管治時期還是主權回歸之后,香港教育在觀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上都相當寬松、包容。這種文化與制度的兼容性客觀上起到了很好的整合與導引作用。

1.特色辦學和取向多元使香港學校豐富生動。

2.主權回歸前后曾擔心的政體變化所可能引發的震蕩并沒出現。[8]

3.精英人士所憂慮的香港教育領導所面對的價值沖突實際并不存在尖銳而不可調和的情況。

研究專家歸納香港教育領導要面對三大沖突, 即“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沖突、“委身教育”與“委身信仰”之間的沖突、“為信仰 (差會) 服務”與“為國家政府服務”之間的沖突。[9]客觀地說,無論從教育整體來看,還是從具體個別的學校或辦學者個人來看,雖非全然無困惑,但協調融合得確實好,并無真正厲害的“沖突”出現。在表述上,盡管各自主張的呈現方式相當多元,但客觀上對香港主流意識和理念的支持、宣傳和維護不僅相當積極,而且不自覺地呈現得相當一致。香港學校這種堅守和自主足以支持學校的自尊和特色發展,但不具有排他性。別的學校對 ICQM 的評價即是一例。

反倒是自律性挑戰成為更值得深思的課題。研究者指出,現今香港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卻正是香港多元融合包容的宗教文化。雖然香港不同宗教團體承辦了大比例的學校單位, “一校一宗教”受到尊重,但在這個宗教多元化的地區里,如何才能適當地宣傳一個宗教，正如吳梓明教授所言,“無論學校教導什么宗教,這都不是唯一的宗教,只是在世界上眾多宗教中之一而已;即在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中,一個宗教必須面對不同真理的存在。因此沒有一個宗教持有特殊的地位”[10]。在“思想自由”“價值中立”的社會,不能勉強學生接受任何一個宗教,也不應禁止學生與其他宗教對話。那么,在教會學校具體的教育中,信仰的堅守、傳播和對他者的尊重、選擇的自由如何把握?

這些關于“沖突”和“挑戰”的歸納，應該理解為香港教育界的自律和自省,而遠非已然的“嚴重事實”。無論具體上各自把握的程度和策略如何厘定,從這里其實可以證明香港教育民主性、自律性所達到的水平,具有社會進步的意義。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這一體制引入了多元的教育內容,多渠道調用了各方教育資源,促進了辦學的多元化。在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就學機會, 從“量”上實現教育普及化的同時,不同的辦學團體利用辦學的自主空間,創造特色教育,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元選擇、個性化發展的機會,成為一種生動有效的公共服務管理模式。

【圖文綜合整理：華發網】（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