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對香港有百害無一利

任何有判斷力之人都會知道“港獨”對港弊遠大於利，而且根本不可能成事，但分離主義及“港獨”的思潮卻又確有蔓延之勢，這思潮本身已對香港的社會及民生造成不少破壞，若聽之任之，港人的損失只會更大，我們不能不認真應對。

本港社會有一小撮人提倡“港獨”，情況令人關注。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擔心，若“港獨”真的發生，本港整體財富和收入至少會減少九成，並會嚴重打擊進出口貿易、物流和金融服務業等行業發展，質疑推動“港獨”，港人如何“搵食”。

早前曾估計“港獨”會令本港樓價大跌九成的雷鼎鳴，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進一步分析“港獨”的出現對本港經濟影響。他說，假設香港真的獨立，即使國家屆時不派出軍隊和不封鎖香港，只是不與香港有貿易上的來往，斷絕任何經濟關系，估計總體財富和收入都“起碼無咗九成”，本港經濟需要十幾年才能重新發展，但要回複元氣，則“無乜可能”。

雷鼎鳴又說，決定港人是否幸福和快樂有很多因素，其中“經濟能力收入是否能維持”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進出口貿易及物流占現時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超過兩成，當中一半貿易是由香港出口往內地，而由內地轉口到外國的貿易，則幾乎全部都與內地有關。他坦言，本港現時的優勢，在於背靠祖國，質疑若香港獨立，外來投資者還會否來港投資。

不過，“香港眾志”副主席黎汶洛則對“港獨危害”置若罔聞，聲稱會繼續爭取在未來10年內成立所謂的“自決平台”，推動民主雲雲，更明言“港獨”會是其中一個“公投”選項;又辯稱民主和民生是不能分割，“香港眾志”不會逃避所謂“港獨”議題雲雲。

為什么“港獨”根本不可能成事?從法理上，香港自秦漢以來便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明此理者，可多讀點香港曆史，若無時間閱讀，跑到李鄭屋邨的漢代古墓看看其文物的介紹，也可略窺香港與中國曆史上的關系。1946年12月16日聯合國決議所有列強殖民地屬非自治領土者，可以脫離宗主國獨立，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又通過殖民地自決獨立的決議。但這些都不構成香港獨立的法理依據，因為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以99票贊成，5票反對(包括英國美國)，23票棄權通過香港不屬於英國殖民地，因此香港沒有自決權力。

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任何領導人若容許香港“獨立”，便必成千古罪人，沒有人會作此愚蠢舉措。在文化上，香港文化與中國文化緊密相連難以分割，要港人明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除了在一些沒有文化素養的人當中有市場外，實難使人甘之如飴。在軍事上，港人當中有多少人樂意參軍與解放軍決一死戰?答案不證自明。

但所有這些因素又不及經濟自殺來得這么重要。香港的食水大可靠現在已不算太昂貴的海水化淡而解決，食物要從別的地方進口，價格一定貴得多。但最無法解決的，顯然是香港經濟不可能不崩潰。香港本身無天然資源，只有來去如風的資金、本地已有的建設、港人擁有的人力資本、特殊優越的地理位置及政府七、八千億港元的財政儲備，但這些資產都毫無能力防止香港經濟的崩潰。

香港倘若“獨立”，中國不可能不視之為敵國，現在其地理位置之所以被視為優勢，只是因為它靠近中國這一全球最具動力的經濟體。若它獨立，這優勢立刻消失，投資者怎敢把資金放在一個旁邊有一強大“敵國”的香港身上，資本家最講實際，資金不立刻逃離這險地，幾稀矣!本地的一些建設必大幅貶值，香港23%的GDP靠轉口貿易及物流，到時那裏還有貨物經香港的貨櫃碼頭及機場轉口出入內地?

占GDP16%的金融服務業也應聲倒下，沒有了內地這一“敵國”的企業在港上市，香港自己的公司又早已跌至價錢低殘，銀行中的港幣能否經得起彙價風暴也是難說得很，香港的人才所掌握的經驗與學識，本來是與目前香港的市場需求相適應的，但到時既無金融、轉口貿易又消失，專業服務也會無人問津，港人大部分的人力資本頓時作廢，重新搞工業出口嗎?

沒有十年八載，恐怕連過去勞動力密集的制造業也建立不起來，就算建立到香港的勞工只能與內地或越南、印度等地的勞工在國際上競爭，工資也只可能相若，甚至更低，港人願意這樣嗎?況且香港的廠商為何不回內地而要留港?香港的高科技並非毫無基礎，但科研人員中，相當大比例的專家由內地人擔當，他們到時寧願要到GDP已可超越香港及科技制造業基礎更勝的深圳發展還是留在香港?政府幾千億的財政儲備(不能用外彙儲備總數，因為此數尚未減除香港的負債項目)，只能支撐香港幾個月的生計，變成死港的香港搞得不好的話，可能出現往外跑的難民潮。

既然“港獨”是如此不利港人，為什么其思潮還會出現?吊詭地，原因之一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它的惡劣後果也因此不會出現，所以有些人反而有恃無恐，否則一定會把這些葉公好龍的人嚇得半死。但這樣也容許了某些政客有可乘之機，在香港的比例代表制選舉制度之下，就算是胡搞的政客也可以靠挑動社會矛盾而上位，胡亂散播“港獨”言論對他們有利。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若香港社會不存在深層次的矛盾，政客的挑撥也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兩地矛盾也不易被激化。因此，與其浪費時間說服政客放棄其刻意構建的歪理，不如想法化解社會早已存在的矛盾。

社會諸多矛盾中，有些是短時間內不能化解的，在策略上，政府可先選一些較易但絕非十分容易解決的問題，它們主要與民生而非政治有關。房屋、土地、醫療、社會流動性等政府總也算有工具與政策可迎難而上，雖有硬仗要打，但值得堅決去做。當部分社會矛盾得到紓緩後，社會的怨氣可減少，大家便比前更有條件心平氣和討論如何化解其他較複雜的矛盾。

對於一些思想與行為已陷極端的人，爭取他們重新認識世界是事倍功半甚至完全無效之事。互聯網把很多本來分散但精神上脆弱的人連在一起，互相強化其極端思維，已成禍患。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是預防勝於治療。香港的教育體制過去十多年間出了大問題，有些大學生在地圖上連廣州與北京的位置也搞錯，黃河長江也錯調，怎可能期望他們了解中國?

在此一提，“港獨”與“台獨”已現互為犄角之勢。不少人曾說過，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會走樣，因為這是要給台灣作示范。中央的確希望在港貫徹“一國兩制”，但卻不宜與台灣問題掛鉤，掛之則有害無益，因此舉違反了博弈論的邏輯。假設“一國兩制”在港推行得順風順水，十分成功，它會否對台灣起到示范作用?

不會的。台灣的綠營或甚至是相當部分懷有疑慮的藍營人士可以說，“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只是因為要做個樣子給台灣看，一旦台灣也實行“一國兩制”，便再無另一個台灣以外的示范對象，所以“一國兩制”不用在台灣持久下去，“一國兩制”也就失去可仿性。從分離分子的角度看，既然香港被視作示范，那他們的策略便大可是不停拖住香港發展的後腿，從而作出“一國兩制”失敗的論述。若“一國兩制”真的在港出現了什么問題，便更予人可乘之機。因此，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台也起不到示范作用，在並不理想的條件下，還會制造藉口讓人攻擊。更為合理的做法是將港台政策完全脫鉤，對港政策，不用理會對台的影響，而是只考慮對港是否有利。用博弈論的術語，若把港台的“一國兩制”掛鉤，並不符合所謂的“子博弈完美均衡”(subgameperfect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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