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戴希立：“港獨”空談無需成本 不顧歷史無出路

圖：戴希立承認，縮班殺校是教改推行時始料不及的問題 /何嘉駿攝

戴希立校長是香港千禧教改的鼓吹者、實踐者之一，如今則是其中一名盤點者。近兩年他退下火線，受聘為香港教育學院校長特別顧問，去年起與梁錦松等教育有心人，自掏腰包檢視教改，將於月內發表報告書，繼續為香港發展出謀獻策。他接受《大公報》專訪時透露，會從加強支援學校、掃除障礙和學生學習入手檢討教改得失，教改並非要動搖現時的教育制度，而是揚其所長。

        文|大公報記者唐曉明 呂少群

戴希立指出，首先要研究怎樣加強對學校這個學習基地的支援，使它能夠有發展和改革的誘因，“從大的角度看不外乎做兩件事，一是政府增加教育經費，其次是引入商界，家長與各持份者凝心聚力，和提供實質支援。”他強調，不只是增加資金，亦可以是商界對於未來工種的介紹、對學生的學習目標、動機等加以啟發，讓各方面的知識進入學校，提升學生和老師的能力。

　減少不必要文書工作

第二個就是“掃除障礙”，繁文縟節是障礙之一。戴希立補充，學校應減少繁文縟節，減少不必要的文書工作量，為老師創造空間，專心做好教育學生的工作，輔助他們成長，這個最為重要。其次，大學收生若不夠多元化，亦會成為教育的障礙，“始終大學學位有限，除了從正常途徑入讀大學本科外，其他學生都要繼續學習，不過可能是一些職業性、應用性為主的課程，例如高級文憑，如何吸引他們去修讀專業課程，從事有關工作，是社會需要考慮的問題。”

戴希立舉地盤工作為例，薪水比不少工作還高，工作環境亦不斷改善，許多地盤都加設儲物櫃和提供洗浴設施，讓青年人工作後可以“扮靚”才走出地盤，但青年人仍是不願從事這個行業，因為覺得曬、怕辛苦等。“如何改善青年人這方面的看法，滿足他們的需求，非常值得研究。”

　　加強培訓助提升教學

第三個切入點是改變學校教育環境，例如學生應該學什麼和如何學習。戴希立説，這並非想改變學校系統，而是加強培訓，幫助老師提升教學和幫助學生建立價值觀，同時亦要研究如何幫助學生學習，包括電子學習。再如“體驗式學習”，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就談及“體驗式學習”和“創造性思維”，認為中國教育開始加快進步，國內都知道灌輸行不通，要讓學生交流，“現在為何不少家長緊張小朋友暑假要去實習，甚至要去外國實習？因為要經過切實體驗，才會知道世界的發展情況。”

戴希立透露，如果條件成熟，準備今年十月做一個有關支援香港教育的“大教育平台”方案，聯合非政府組織（NGO）及商界推動商校合作。“其實當年我哋都做過一次，教改期間曾發動NGO在聖保祿學校舉辦洽談會，包羅青協、制服團體、展能藝術機構，一人一個課室，通知學校自己來洽談，將NGO、制服團體引入學校，當時特首董建華亦來參加開幕禮，當時由我舉辦，所以我印象深刻。”

　港獨不顧歷史無出路

近期“港獨”思潮在學界蔓延，有激進青年竟主張重修基本法，甚至鼓吹香港獨立。戴希立直斥，過去反對派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刻意標榜感性，忽略歷史，直指他們高呼“香港獨立，全民制憲”無出路。

“現在有激進青年煽動‘港獨’，但當年不論大學生，抑或年輕人，點解最後都同意基本法是一個好的方向？”戴希立説，整個迴歸過程已作多次辯論，包括“三腳櫈”（即香港前途由北京、倫敦、香港三方代表共同議決）及“以主權換治權”是否適合香港，到最後才有現時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出現，當時不但港大學生投票支持迴歸，民主派亦提出一個口號叫“民主迴歸”。

戴希立無奈地表示，政客煽動“港獨”思想，有些青年人盲信，主因是他們無經歷，既沒讀過這段歷史，又無參與當時的討論。“有反對派政客拿出一些命題如‘2047全民制憲’、‘重寫基本法’等，由於那些青年對過去缺乏認知，自然覺得好過癮、有好大吸引力，因為他們沒有經歷。”

他質疑一些青年政治組織如學民思潮受人教路，指他們過去論述都從感性着手，忽略歷史，例如近期提出的“2047全民制憲”、“重寫基本法”等，“如果我年輕多幾十年，都會認為設計得一流，因為‘香港獨立’、‘全民制憲’這類空談並不需要成本。”他以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為例，在設立時已和老師及家長經過漫長討論，但這一代家長未經歷過TSA討論，香港政制問題都是同樣情況。

戴希立認為，要重新幫助青年人了解過去，就回歸歷史多作討論，又肯定大部分青年都是講道理，“先和青年人好好溝通，讓他們弄清楚香港迴歸的歷史進程，並了解就香港現時的情況，要更多和青年一齊討論，這亦算是體驗式學習。”

　　人口降致殺校減低教改成效

回望千禧教改，戴希立表示在國外備受好評，但遺憾因本港學生人口下降，令學校花費時間應付殺校潮，減低教改成效，亦有人因為政策未能為學界做到拆牆鬆綁，增加老師壓力，對老師，甚至後期對學生和家長都有影響。

“有一件事我們看到但做得不足，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不能控制的，就是學生人口下降，導致縮班殺校，教育界為了生存，放了很多精力去面對縮班殺校的問題，而不是去做教改的問題，當時如果寬鬆一些可能聚焦教改的東西可能會多一點，這是當時政府的選擇問題。”他説，縮班殺校，令學校增加事務需要應付，這違反了當時第二份教育政策方向報告的標題，即是“創造空間，追求卓越”，但是空間不但未能創造，還好像少了空間，反而創造了縮班殺校的壓力。

戴希立提到，當時政府開始出現問責文化，要向公眾和納税人問責，一問責就有很多問責措施，事事講求透明度、交代，令學校需要處理很多因為問責而產生的工作量，例如視學等。他強調並非反對視學，但是一旦和縮班殺校掛鈎，卻會產生很大的殺傷力。他稱，加上當時講校本管理，將工作下移予學校，令學校並非只處理教改工作，而是有很多文件、會議，令學校工作量大增。

他直言，教改中曾提出四大關鍵項目，包括專題研習、閲讀、德育、IT互動學習，其中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做得不足，未能有效落實，他直言國家觀念和德育方面可以再做得更好。對於有人指通識教育科教壞學生，他解釋，通識的確有改善空間，“唔識就要走去通，只會淪為吹水”，但通識科亦訓練了不少學生有獨立思考。他説，有些學生被人誤導，是因為社交媒體的影響，並非通識之過，因為社交媒體是以立場行先，不是三言兩語説是教育制度的問題。

　　教改成功三大特點

圖：戴希立等教改參與者探訪學校

戴希立指出，外國多份教育報告，都高度讚揚香港教改的個案。他分析後，歸納出香港教改的成功，主要有三大特點，即是“上而下”、“下而上”及“跨界互動”，外國報告指出，三個理論互相結合，在世界極為罕見。

他説，第一特點是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協調，雖然有人認為這是枷鎖，會帶來壓力，但外國不少報告認為這是必須。第二是教改有自下而上的校本管理課程，並鼓勵創新，例如推出優質教育基金，又讓直資多元化，無論在辦學的制度到課程的內容，都有多元化的鼓勵，

戴希立稱，第三特點是有包括家長在內的跨專業和跨界別協助，當時康文署場地不少活動免費給學生參與，還推動藝術家駐校，舉辦很多活動，鼓勵大學和中學合作，諸如此類，很多元素進入學校，讓學校成了改革和發展的中心，跨專業跨界別和跨家長進入校園，當時並非問責，而是協作。

“有人説，新加坡和上海的利害之處，是自上而下的官員能幹，但他們沒有自下而上，美國流行基礎入門，就自下而上，但缺乏自上而下的方法，有些地方家長和專業協作又不是太好。”他説，環顧世界少有地方可以三方面同時進行，香港堪稱獨一無二。

　　首重學生品格培養多元發展

戴希立擔任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校長二十多年，身體力行，把教改精神帶入校園。其學校在他的推動下，人才輩出，亦令屯門田家炳中學上升為一級學校。他向記者講解教學祕訣，全因重視學生品格、價值觀，培養他們有多元發展。

　　要求學生要有興趣

“我開初有個假設，每年收生面試都問家長，我不要求學生一定有最好成績，但做人要有興趣，只要有300個家長這種心態，就有信心保證全部BAND1，因為一年都只是收200多個學生而已。”他説，他們學校當年有這個原則，所以永遠保持到收生的高水平，但不是每間學校考第一的都趨之若鶩來報讀。他強調，“考第五過來都不要緊，因為將來成就不知哪個高，我只要求學生有好的品格和價值觀，容讓他們多元發展，我相信我堅持這條路線一樣有市場，不過好多學校不敢行這條路，那時學校不是英中都夠膽行這條路，結果反而變咗英中，出了不少傑出學生。”

談到學生，戴希立説，“我哋有些學生入到醫學院、清華、北大，亦有些學生在自己的興趣上發揮所長，成為專業。”他提起遊學修，“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的兩名演員，遊學修和吳肇軒都是我校畢業生，另外一名女演員蘇麗珊亦是友校粉嶺田家炳中學的學生，三個都是田家炳！”戴希立在教學上強調不問政見，卻重視學生品格，“有時未必每個學生的政見相同，但以遊學修和吳肇軒為例，他們回校採訪都好有禮貌，遊學修今年有回來參與陸運會接力賽。”

提到另一畢業生羅亮添，戴希立指他雖然讀書成績一般，但一直操練“三項鐵人”，就算受傷仍不放棄，以代表香港參加亞運為目標，結果獲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業餘“三項鐵人”劉鳴煒點名讚揚，成為一時佳話。戴校長還有一個學生讀書時開始踢甲組職業賽，後來美國有四間大學向他招手，只是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參加校隊。“唉，現在有些家長不斷要求學生追成績，令他們不能在自己的興趣上加以發揮，也失去建立和發展專長的機會。”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