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缺紙」而遲到35年的樓蘭考古報告

吳美琳在蘇州的家裏到處翻找，翻到第二個紙箱子時，發現了一個沈重的牛皮紙袋。她解開纏繞的線圈，掏出近五厘米厚泛黃的稿紙，只見封面上手寫著「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落款是1987年3月。她高興地給西安的張莉和北京的孟憲實兩位教授打電話：「找到了！」

這份考古報告塵封了30多年，作者是她的愛人——著名西域史專家侯燦，而每個字都是她當年親手謄寫的。

兩人退休後，這袋手稿隨著他們從烏魯木齊搬到成都，又來到蘇州，最後兩人在上海定居，手稿等學術資料都存放在蘇州兒子家中的三四個大紙箱裏。已經有將近20年沒人提起這本報告，她自己也忘了。重見天日的這一天是2019年冬天，侯燦已經在2016年夏天去世。

2022年3月，這本報告終於將出版面世。因為各種陰差陽錯乃至匪夷所思的緣故，這本關於樓蘭古國的檔案「失蹤」了35年，成為考古學界被遺忘的一宗懸案。

這是新中國迄今唯一一次樓蘭古國考古調查的詳細報告，依然是最新的樓蘭考古報告。這批資料的遲到，不僅是樓蘭考古的遺憾，也是絲路文明研究的遺憾。

一個國家的遺憾

2016年侯燦去世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孟憲實猛然想起，侯燦還有一本重要的樓蘭考古報告始終沒能出版。侯燦是他年輕時的學術引路人，1987年他們初次相逢時，這本報告就已經完成了。他聯系了侯燦的妻子吳美琳，希望找到書稿幫助出版，吳美琳卻在電話裏很肯定地告訴他：家裏沒有這樣一部書稿。孟憲實嚇了一跳：難道是侯燦過於傷心，一氣之下毀掉了書稿？

過了三年，孟憲實在一篇紀念侯燦的文章中又提了一筆這件事，表示遺憾和不解。吳美琳看到文章後，「腦子被叫醒了」，第二天就坐車到蘇州，把封裝了十幾年的紙箱全部打開，一一翻檢之後，終於找到了那個牛皮紙袋。

報告記錄的是40多年前的一次考古行動。

1980年，中日合拍「絲綢之路」電視系列片，其中敦煌經樓蘭至焉耆段由中方拍攝。中央電視臺邀請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考古工作隊，進入樓蘭遺址開展考古。經過前一年的兩次勘查，考古隊兵分兩路，考古所的侯燦是西路負責人。這次短短二十幾天的考古任務，改變了侯燦一生的學術方向乃至人生境遇。

田野考古結束後，進入漫長的資料整理和報告撰寫過程，侯燦負責報告的執筆。1987年3月，他完成了詳盡的考古報告，同時整理出三份簡報和文章《樓蘭古城址調查與試掘簡報》《樓蘭城郊古墓群發掘簡報》《樓蘭新發現木簡紙文書考釋》。次年7月，三篇文章很快在《文物》月刊發表，然而完整版的《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卻從此石沈大海，只留存在傳說裏。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手稿。

其實，侯燦當時將書稿寄給了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社回復信件，稱贊報告糾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誤，並提供了有價值的新資料和論證，「我們已經列入明年的發稿計劃」。可是來年3月，侯燦卻又收到了出版社的退稿信，信中解釋，退稿原因之一是當年即將發表的三篇文章已涵蓋報告的主要內容，原因之二是「我社目前紙張緊缺」。

但侯燦告訴過孟憲實真實的原因：「有人寫信表示反對出版。」孟憲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單位裏有的人看著不高興。這本來應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疆第一個考古報告，可是這第一個的名字讓侯燦拿去了，有的人心裏就不忿。」

侯燦後來又到處奔波，不斷寫信，爭取報告的出版，卻始終沒有進展。孟憲實記得，侯燦曾氣惱地跟他說：「這本書不出了，只是我的損失嗎？」

孟憲實說，這本書出不來是一個個人的悲劇，實際上也成了一個國家的遺憾。新資料幾十年沒有完全公布，樓蘭研究只能停滯在某個地方。今年報告正式出版之前，他將自己撰寫的後記先發表了出來，公開了這段出版經歷，「也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為侯燦先生和樓蘭鳴不平。」

那次考古之前，國外「壟斷」了樓蘭研究長達80年。隨著19世紀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擴張，西方掀起以尋寶為目的的「探險熱」，遺存滿地的中亞和新疆成為競賽場。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首次抵達樓蘭，收集了大量文物，包括珍貴的簡牘文書，英國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接踵而至。1931年，中國和瑞典共同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曾圍繞樓蘭遺址進行了考察，但遺憾錯過了樓蘭。

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炫耀過對樓蘭遺址的徹底挖掘，但中國考古隊又收集到大量文物，包括65個編號的文書，這是20世紀樓蘭遺址出土的第五批文書。1999年，侯燦編定了綜合五批文書的《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成為樓蘭文書集大成之作。誰占有了獨家資料，誰就得到了出成果、出大名的先機，這是學術世界的規律。但侯燦沒想過獨霸資料，他希望能將考古結果公布出來，供全球學者共同研究。報告出版一再受阻，卻是他難以改變的事。

1988年，日本發起轟轟烈烈的「樓蘭年」活動，而中國一冊全球最新的樓蘭考古報告，卻在那年開始沈睡。中國的樓蘭研究，再次失去了一次絕好的機會。

夢回樓蘭

1980年3月26日，一隊人馬在沙漠裏深一腳淺一腳地跋涉，細沙一直往鞋裏流。20多名戰士挎著沖鋒槍開道，四名考古人員走在隊伍裏面，一位牧民牽著兩頭駱駝，駝背上掛滿了水桶。他們是從孔雀河南岸出發的，吉普車在那裏陷進了沙裏，目的地是24公裏之外的樓蘭遺址，只能徒步前行。走到天黑，樓蘭古城十米高的佛塔還沒有見到，他們躺在沙丘上將就了一夜。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他們簡單吃了點幹糧又起身出發。走到下午三點，佛塔的影子還是見不到，疲憊的旅隊有點發慌了。這段路本計劃一天就到達的，沙漠行軍的艱難和未知超出了預期。直到天擦黑，佛塔終於出現在視野裏。史上第一次，中國考古隊正式進駐了樓蘭城。

這支隊伍就是樓蘭考古西路隊，負責樓蘭古城和周邊遺址考古。最年長的侯燦是實際負責人，隊員還有吐爾遜、呂恩國、邢開鼎三人，24名部隊人員提供後勤保障。他們在佛塔下方紮下了帳篷，四名考古隊員擠在一頂帳篷裏。晚上氣溫降到冰點，裹緊被子和大衣依然感覺寒冷。春季的大風在帳篷外呼嘯一夜，沙子鉆進來，30歲的呂恩國醒來一摸鼻子，鼻孔裏都是沙子。

1980年，樓蘭民居建築遺址。

呂恩國在三五公裏外發現了幾處墓葬群，每天在五六名戰士的伴隨下徒步前往，剛踩出的路很快就被流沙抹平。他們數次在瀚海般的沙漠裏迷路，睜不開眼睛，在沙地上轉圈，「遇到過好幾回，好在那時候人多嘛，也沒有太驚慌。」他回憶道，如今他已經年過七旬，是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員。

那年頭沒什麽人知道樓蘭，盜掘者尚未抵達，考古隊每天的發掘都有很多收獲，甚至走在路上就能撿到史前的石核。現代人的痕跡，只有斯坦因等外國「探險者」留在墓中的火柴盒。

4月22日結束考古那天，他們帶走了1004件文物。「實際上要說重大的發現也沒有什麽，但那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次去，那之前連外國人寫的考察報告都沒翻譯過來。」呂恩國說。回到烏魯木齊後，他們分頭整理自己發掘出的東西，「測量資料、繪圖資料、發掘記錄都弄得很全乎，裝在一個袋子裏交給侯燦先生，我們就去幹別的事了，樓蘭是他一個人在做。」

現在，人們終於可以更準確地認識這個被過度神秘化和浪漫化的西域古國。其實樓蘭古城四面城墻只有約330米長，總面積僅10萬平方米，不及一個居民小區大小，如今只剩殘缺的佛塔、城墻、宅院和三間房遺跡，被千年的風沙吹拂成不對稱的雅丹地貌。中國考古隊首次為樓蘭測量了精確數據，包括經緯度、水渠道路、建築遺址等數據，糾正了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粗率記錄。

不同於「探險者」對寶藏的唯一興趣，這次科學考古更關心樓蘭的完整歷史，諸如史前人類活動和生業經濟。比如，城裏的麥子標本就為研究中國小麥起源提供了新信息。一段小麥穗軸上還保存著一朵完整的小麥花，專家也禁不住在嚴謹的鑒定報告中驚呼：「這朵小麥花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麥花。

「它雖然不如西域名城高昌那樣龐大，也不如軍事重鎮交河那樣險峻，但它以莊嚴的氣概顯示了自己的雄姿。」侯燦罕見地在文章中透露出些許感性。發掘的文物折射出樓蘭作為絲綢之路早期中繼都市的繁盛時光：這裏有大量玻璃、海貝、海蚌和珊瑚，銅幣集聚了西漢五銖、東漢五銖，王莽大泉、貨泉，以及阿富汗地區的貴霜王朝錢幣。

1980年，侯燦在樓蘭遺址考古現場。

美女、美酒、「東方龐貝」，一個世紀以來，人們用不切實際的想象建構著樓蘭的魅力，使其成為西域的流量之王。而在真實的歷史中，它的魅力來自於別處。

著名的樓蘭文書，既寫在木簡上也寫在紙上，中國書寫材料從簡向紙過渡的歷史瞬間在這裏凝固。「紙和簡在一個空間裏並存，樓蘭恰好提供了最完整的一個標本，這個意義要多大有多大。」孟憲實說。此外，樓蘭還有兩個重大意義，在環境史上，樓蘭的存廢提供了南疆和塔裏木河流域環境變遷的標本；在地理位置上，樓蘭是西域南道的門戶，在中原與西域的延綿通道上是個關鍵的逗號。

東漢以後樓蘭幾乎從史書中失蹤了，突然消失又賦予了樓蘭一種神秘氣質。侯燦通過這次考古對樓蘭的廢棄作出了解釋，認為主要原因是孔雀河水系變遷導致的水資源枯竭。出土的木簡、文書上記載，樓蘭不得不一再縮減吏士口糧的供應標準。最終，這個綠洲之國如同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被風沙徹底抹去。

1984年，侯燦發表了第一篇樓蘭研究論文《論樓蘭城的發展及其衰廢》，1985年又以英文發表，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資料，一篇文章就奠定了他在樓蘭研究領域的國際地位。他不僅擁有1980年考古的新資料，也陸續積累了幾十萬字外文資料的譯本，實際上成為掌握樓蘭資料最全的學者。

孤獨與拼命

侯燦性格並不激烈，在吳美琳的記憶中，即使在樓蘭考古報告出版受挫的那幾年，他也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情緒，「他其他東西也沒停啊，對吐魯番、和田的研究還在繼續。」其實他沒有太多精力義憤填膺，與同代幾乎所有學者一樣，他最匱乏的是時間。

他出生在1936年的四川合川縣，1956年從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進入解放軍新疆農一師師部政治宣傳科。直到1973年，他才被調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1978年再調入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拾專業已經37歲。現在已經看不到他關於這段經歷的只言片語，能看到的只有拼命爭取研究機會的身影。

1987年，他調入成立8年的新疆師範大學，就任敦煌吐魯番學研究室主任。學術迷茫的青年教師孟憲實似乎看到了燈塔，幾乎每天都去侯燦家請教，他們就住在相鄰的兩棟居民樓裏。新疆歷史研究最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西域的一手材料，其中最豐富的是吐魯番出土資料，因為大多是中國人發現的。在侯燦的學術研究中，樓蘭並非唯一，他影響最大的學術領域首推吐魯番研究，即高昌研究，其次是樓蘭，第三是和田。侯燦每天給孟憲實「開小竈」，孟憲實一步一步走入吐魯番文書研究的大門。

1980年，樓蘭三間房遺址。

侯燦的書籍資料是匱乏年代裏一座難得的私人圖書館。那時國內外學術交流不暢，侯燦卻能第一時間獲得國際知名學者的私人贈書。日本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經典《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出版不久，中文系青年教師朱玉麒就在孟憲實那裏見到了，扉頁上蓋著「侯燦」的名章。兩個年輕人興奮地拿去復印，請印刷廠工人做了個燙金的封面。

好學的年輕人成為侯燦學海中的知音，孤獨中的安慰。那時新疆師大在一座師專的基礎上成立不久，還沒有研究生招生資格。孟憲實記得，在一眾照本宣科的老師和混日子的學生中，侯燦作為全校最有名望的學者，認真備課、上課、做學問，「顯得非常特別，也有點兒孤獨」。在那些本科生中，他指導出了幾位後來很具影響力的西域史學者。

然而，侯燦一生的出版經歷卻多不順利，1990年，他的重要專著《高昌樓蘭研究論集》也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勉力出版的。那是中國一段出版困難的時期，反而是日本學界更為熱心，九州大學教授西谷正最初提出了出版動議並提供出版資助，最終只印了1200本。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覺得，樓蘭考古報告的遲到，體現的是中國學術文化事業的落後狀態。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強烈的事業心得到激發，但出書無門卻是常態。這種狀況，他覺得到了2005年以後才有所改變。侯燦出版的三種專著，《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是日本學者個人出資贊助的，《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和《吐魯番出土磚誌集註》也是因為私人襄助和鄉梓情誼才得以出版。「但是你看《論集》《集註》的出版質量，在今天看來，用紙的粗糙、圖版的劣質，真是不忍卒讀。如果那個時候考古報告出版，估計（出版質量）還趕不上近百年前斯坦因的《亞洲腹地》。」朱玉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至於考古報告「難產」，在中國並不鮮見且常常遭受詬病。國家文物局曾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全國盡快清理積壓的考古報告，避免資料長期積壓，至今仍時常重申。考古學家張忠培說過：「考古不寫報告，等於花錢買破壞，比盜墓賊還壞。」

歷史研究常常需要借助最新出土的考古資料，根據孟憲實的親身感受，只能看到簡報而不見考古報告，至少一大半信息是被遮蔽的。在新疆，吐魯番13次考古至今也未發布詳細報告，這對國際學術熱點吐魯番的研究有不小的影響。孟憲實研究吐魯番文書30余年，他舉例說，他很想研究一幅吐魯番出土的紙畫，這或許是中國目前最早的紙畫，但只有一張照片，從哪裏出土、哪個墓葬出土、同批還有哪些文物等等信息一概空白。據他所知，吐魯番考古報告先後兩位牽頭人都去世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報告前路未蔔。

而35年前，侯燦在做樓蘭考古簡報的同時就做完了報告，孟憲實認為堪稱典範。「如此拼命的動力，是因為在樓蘭也好、西域也好，一直是西方聲音主導，他希望學者們通過這些資料發出中國的聲音。」他說。朱玉麒認為，一種新資料出現，也許能夠推翻以往的假說，或者證成一段歷史的缺環。

埋入回憶

2002年，侯燦和吳美琳回了一趟新疆，有一天，侯燦只能十幾步十幾步地捱，幾乎走不動路了。到醫院一查，「心臟那裏只有針尖那麽細的一點能流通，醫生說不做手術，隨時隨地就會猝死。」他當即在新疆做了手術，心臟搭了四個橋。這次手術也幾乎為他的學術生涯畫上了休止符，手術之後他就沒太多力氣了，手裏握筆都會抖。

90年代他就出現了心血管問題的癥狀，吳美琳覺得是常年伏案工作、疏於運動侵蝕了他的身體。

但侯燦還想繼續幹，2005年，他曾計劃寫作一本《樓蘭研究與探查》，這本集大成的樓蘭研究專著將涵蓋那本未面世的考古報告。這本書是時任新疆師範大學西域文史學科負責人的朱玉麒推動的，並申請到了八千元資金。陜西師範大學副研究員張莉得知，侯燦計劃全書約50萬字，中篇主要就是樓蘭考古報告。他對這本書有著極高的學術要求，甚至對裝幀與定價都有自己的想法：「紙張要好，圖版、線圖要清楚，設計格調要高雅，定價要經濟實惠。」

最終他只完成了《樓蘭研究與探查》上篇的三分之一初稿。「題目又那麽大，自己完成不了。」吳美琳回憶道，「我總是說侯老師啊，你就養養身體吧，後人做研究也離不開你寫過的那些東西，你也就可以安慰了。他就笑一笑，他不甘心，無可奈何呀！」寫作計劃停留在2005年，那年為了看病方便，他們移居上海，考古報告從此留在了蘇州。

《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圖/鳳凰出版社

孟憲實對侯燦的命運頗為感慨，「年輕有力氣的時候不給機會，等到老了都沒勁兒了，來機會也沒有用了。」不過即便殘留遺憾，侯燦的學術著作依然是那一輩新疆考古學者中最為豐厚的，並且體現了他一貫的治學特點：極端重視考古材料，孟憲實總結為「死心塌地的材料主義」。他在1997年退休後傾力整理出版了《樓蘭漢文簡紙文書集成》和《吐魯番出土磚誌集註》，做的都是為學界鋪路的基礎性工作，而並非孜孜於成一家之言。

他選擇將最後的力氣投註在《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論文全集中，這是他關於西域歷史考古研究的全面總結，希望在生前看到出版，但沒能如願。而樓蘭似乎已經被全然埋入回憶，他很多年都沒再提起，以致於吳美琳都忘記了。

吳美琳退休前是中學老師，但她熟悉侯燦的每一本學術著作。侯燦所有文章和著作都是她一字一句謄寫的，1997年家裏買了電腦後，也是她學會了五筆打字，拽著侯燦進入信息時代。《吐魯番出土磚誌集註》是侯燦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當時兩人年歲已高，每天並排坐在電腦前，緩慢地在字庫裏一個個找那些罕見的古漢字，一邊錄一邊說說話。「我做的是純粹輔助性的工作，學術我不懂的呀。但侯老師可能覺得這是他最後的總結，心裏怪欣慰的吧，所以也寫了我的名字。」這是唯一一本兩人共同署名的著作。

2019年12月17日，上海的一個冷雨天，吳美琳在地鐵口等待孟憲實和朱玉麒的到來。他們一起又坐了兩站公交來到吳美琳家中，她捧出樓蘭考古報告交給兩位學者。

之前，她從文具店買來大大小小的透明文件袋，把稿本、照片、底片分門別類裝好了。他們一起翻了翻手稿，吳美琳跟他們回憶起那些洗過碗筷擦擦手就抄寫文稿的夜晚。

臨了，她轉過身專門問了朱玉麒一件事：「侯老師生前接受了新疆師大八千元項目資助，但那個項目沒有完成，錢能退回去嗎？」

那已經是14年前的事了。朱玉麒一時鼻酸，遲滯了很久，告訴她：《西域歷史與考古研究》和這部《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列入新疆師範大學的黃文弼中心叢刊，就是最好的完成。

來源：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