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嶽石窟發現首例五代仿木鬥栱佛殿

近日，在四川安嶽縣一處有“廣政”（938年－965年）題記的整體開鑿的石窟群中，一座高1.6米的石雕仿木佛殿建築被清理發現。此仿木建築鬥栱采用早期石刻建築中罕見的六鋪作帶令栱，為此類鬥栱建築的最早、最清晰的石刻實物。也是全國發現的唯一前後蜀石仿木佛殿形象，對研究西部古建以及唐到宋建築演變具有重大價值。

建築技術史轉折期的先行者

石殿為獨立開龕，三面呈圓雕，為一單檐、方形平面建築，分屋頂、鬥栱(鋪作)、屋身。最具價值的是石雕仿木鬥栱，每間柱頭上均有轉角鋪作一朵，每間闌額上均有補間鋪作一朵；屋頂為攢尖頂，由寶頂向四角各垂四條脊，寶頂素面無紋飾，呈一大一小相疊的橢圓寶珠形；屋身正面為方形倒角並凹入的小龕，內刻一坐佛二弟子，石殿轉角處雕出方柱支撐鬥栱，屋身兩側各浮雕飛天圖案，下有彩雲環繞。整體顯得富麗堂皇。

安嶽五代石殿全貌（攝影:傅盛）

石殿復原（建築制圖：徐東）

該石殿建築最特別的是采用了六鋪作帶令栱。鬥栱在垂直於殿身的方向上出了三跳，從而讓屋檐遠遠伸出，像傘蓋一樣將造像及屋身籠罩其下，根據石殿復原的建築可確定表現的是一座單檐攢尖的高等級佛寺建築。雖建築屬五代，但雄渾舒朗的氣息明顯帶有唐代建築的遺韻。

該石殿在建築技術史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框架式建築，都要設計拉結結構對抗荷載扭矩，此佛殿鬥栱也考慮到了這一點，在每個瓜子栱上都加了一道羅漢枋，讓鬥栱層節點聯系更多，從而改善了唐代鬥栱縱向拉結較少的不足，但從技術來看，這處鬥栱有兩個技術難點，也是鬥栱技術的發展，難點一是起拉結作用的橫栱、羅漢枋的增加對鬥栱跳長分值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本穩定的唐代跳長25分°基本模數不能容納如此多的計心結構，迫使改變跳長分值計算體系，逐步向宋代30分°基本模數過渡。難點二是均質化補間的使用，促進了對補間裏跳的重視和設計。從現存建築實物來看，這兩個技術發展在北宋中期後才逐漸在全國普及，故而安嶽這處五代佛殿是建築技術發展轉折期的先行者。

同時，這處鬥栱在藝術上也推動了新的審美形式產生，由於鬥栱用材縮小，鬥栱開始了密集化，復雜化進程，讓欣賞鬥栱藝術的雄奇壯麗向欣賞繁密秀麗的轉變，蜀中宋代建築之巧奪天工，從這座精巧繁復的五代仿木鬥栱佛殿中可窺見一斑。

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

中國古建以土木為主，歷經朝代更替幸存者少，石窟和壁畫則成為保存建築樣式的珍貴載體，當年梁思成便是通過敦煌壁畫尋找到唐代佛光寺建築。而石窟相對壁畫寫實度更高，展現建築則更立體和嚴謹，但由於石仿木建築雕刻難度大，不但需要工匠有高超的石雕技藝，也要對建築技術有相當造詣，且鬥栱雕刻環環相扣，稍有不慎便前功盡棄。在中國上千處石窟寺中遺存帶鬥栱的仿木建築形象鳳毛麟角，目前已知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中有早期仿木建築形象，炳靈寺內有一帶鬥栱的唐代仿木石塔，在四川唐代石窟中，雖有數龕表現鬥栱佛寺形象的經變圖，但均為建築局部、寫實度有限。五代十國僅54年，這一時期存世建築本身就相當稀少，像安嶽這處以建築為主、形制完整且規模較大、具高度寫實的仿木後蜀石雕佛殿建築，全國目前僅見此列。閬中晚唐雷神洞石窟有類似佛龕建築形象，但鬥栱已完全風化殘缺。

蘇軾在《靈璧張氏庭院記》中說： “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可見四川建築以工巧聞名於世，居全國前列。安史之亂後四川一帶相對穩定，玄宗、德宗和禧宗三位皇帝避難入蜀，令不少藝術家、皇家工匠和高僧大德跟隨並留在了四川，奠定了前後蜀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建築上也多有創新。到北宋後期，四川建築仍保持著這種高水平。但宋明四川歷經多次戰亂，現存最早的僅一座南宋建築，不能代表四川唐宋木構的整體水平。此次安嶽發現的仿木佛殿推測是以此石窟寺原有的土木建築為藍本而造。

作為巴蜀乃至全國的宗教中心之一，自隋以來安嶽寺觀林立，僅清代安嶽縣誌所載具規模者就達百處，相互間激烈的競爭及大批能工巧匠和各地僧尼的到來，造就了安嶽佛寺道觀鱗次櫛比的盛況，也是安嶽乃至巴蜀地區唐宋宗教建築領先和創新的根本因素。

安嶽這處石仿木佛殿的發現填補了四川五代佛教具象建築實物的空白，實證了四川古建的超前性和領先技術，也對研究中國佛寺建築和石窟雕刻藝術增加了重要實物資料，改寫了古建史的既定論調。此處仿木鬥栱佛殿與安嶽明代敕建的仿木無際禪師塔亭一樣，均是我國古建和石窟藝術的無價瑰寶。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