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研究繼往開來

圖：上海博物館還原了董其昌書房，讓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來到上海博物館（上博），會發現「董其昌無處不在」：一樓大堂，矗立着董書巨幅的「福」字海報；走在商店或是展廳外的文創產品展區則更為豐富：董其昌戴過的同款帽子、印有董畫的各類絲巾、手機殼等讓人目不暇接……若是走累了到餐廳小憩，還可以品嘗最新推出的董其昌套餐……

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作為中國書畫史上承前啟後、影響巨大的書畫大師，集前人之大成，融會貫通，洞察畫壇時弊，以禪喻畫，及時明智地提出與倡導「南北宗論」，並在實踐上充分加以印證，創中國文人畫理論史上又一高峰，翻開了文人畫創作的新篇章。

上海「出品」書畫大家

對於熟悉和研究中國畫的人來說，董其昌是怎麼也繞不開的一個人。業界曾有「不懂董其昌，就不懂中國畫」之說。他因為創作風格博採眾長，創作生命力旺盛，而留下了數量頗為可觀的作品，遍及世界各大重要的文博機構。世界為董痴迷，卻並不一定都知道，董其昌「產」自上海。

為了打響「上海文化」品牌，大力挖掘與弘揚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上博歷時數年籌備，推出了一場以董其昌為主的藝術活動，以「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為核心，配上研討會、著作出版、普及講座、藝術演出等等，除了讓普通觀眾獲得相關知識，也吸引了諸多書畫名家到場參與，讓上博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文薈萃之地。

眾星助陣董氏「個展」

「丹青寶筏」何意？上博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介紹，「寶筏」原為佛教用語，喻指世間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決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董其昌摯友、《小窗幽記》作者陳繼儒曾評價他：「獅子一法乳，散為諸名家。」因此，將「寶筏」作為展名，也意在將董視為理解中國書畫的「寶筏」。

董氏作品的專題展覽此前在海外有過多次，包括二○○五年澳門藝術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共同主辦「南宗北斗——董其昌誕生四百五十周年書畫特展」，二○一六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和一七年東京國立博物館與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聯合展出「董其昌與他的時代：明末清初的連綿趣味」。此次上博舉辦的專題展覽則是至今內地規模最大的，先後將展出董其昌及相關作品超過一百五十件（組）。上博除了拿出自己的館藏精品，還特別向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史密森學會賽克勒美術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東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浙江省博物館、天津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院、安徽博物院等商借藏品，讓諸多散落海外多年，已經被確定為董氏真跡的珍品有了回家一敘的機緣。同時，與前述諸多展覽不同的是，今次不僅是董氏個展。為了更深入探討董其昌和他的時代，展覽力求追溯董其昌書畫風格的源頭，所以董氏曾經鑒藏，並對他的畫學理論、創作探索產生影響的晉唐宋元等大家名跡，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懷素《苦筍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卷、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剩山圖》）、倪瓚《六君子圖》軸，等等都被「請」來參展，這也使得董其昌的展覽成為一場難得的中國古書畫盛宴。

專家介紹，董氏創作跨度長達半個世紀，大致分為早、中、盛、晚四個時期，依次為汲取傳統期（五十歲前），有代表作《山居圖》扇、《燕吳八景圖》冊等；其五十一至六十二歲為兼容並蓄風格形成期，成熟期約在六十三至七十二歲，代表作有《秋興八景圖》冊、《棲霞寺詩意圖》軸等。至其七十三歲以後，依然頻有佳作，如《行書裴將軍詩》卷、《關山雪霽圖》、絕筆（《細瑣宋法山水圖》卷（八十二歲）。

不過，還有一個獲得廣泛認可的說法是，董其昌的魅力並不止於作品的數量之多質量之精，還在於偽作氾濫之空前，使其作品的真偽成為古書畫鑒定中一個繞不開的重點和難點。「重點」在於「贋書滿天下」，世稱為「濫董」；「難點」在於這些偽作水平之高，連董其昌的摯友都會看走眼。據稱在董其昌五十多歲的時候，贋品已經氾濫。因此，真偽之說不可避免也成為本次上博研究活動的一大亮點。比如，在同期舉辦的董其昌國際研討會上，有多幅董作再度掀起真偽大討論。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上博和台北故宮博物院都有收藏的一幅《煙江疊嶂圖》。其中上博本原為吳湖帆外祖沈樹鏞舊藏。上海博物館研究員、古書畫鑒定家鍾銀蘭曾發表過相關論文，對台北本提出質疑。而據凌利中最新考證，台北本不僅是偽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年間臨摹的，並提出了多方觀點加以印證：其一，清人王鴻緒《橫雲山人集》記載，高士奇獲摯友王鴻緒所寄其藏《煙江疊嶂圖》卷（上博本），興奮之餘當即和東坡韻作答並題於卷末；次年，高氏乘興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將高氏書法風格與台北本逐字比對後，發現該卷所謂董其昌的詩題書風與高氏手跡十分脗合，諸如結體、行氣、章法皆同，尤其是筆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徵。而上博本中「天使」二字更接近董其昌題宋高宗《暮春三月詩帖》中的筆鋒；此外，高氏本人亦有自匿真跡、進貢偽本之故實。但是就在現場，長居法國的外國學者李慧聞則認為，兩幅《煙江疊嶂圖》都是偽作，而台北本的藝術性更強。

真偽之爭同樣精彩

還有一卷董其昌五十六歲時所書《各體古詩十九首卷》，與日本藏《仿各家書古詩十九首》冊的真偽之爭也延續多年。日本藏為明代書畫家宋玨臨摹的「冊頁本」，被人割去宋玨款署、周亮工真跋，冒充董其昌之作。展覽中從三個方面向觀眾一一詮釋了為何日本所藏之冊頁為仿作。

董其昌在海內外擁有眾多粉絲，但是對於董其昌的研究仍存許多空白。凌利中表示，由於「較難把握」，此前很多年內地的研究機構對於策劃董氏專題展非常慎重，但業界對其的研究卻從未停止。凌利中回憶，自己二十年前入職上海博物館，得到當代著名古書畫鑒定專家鍾銀蘭、了廬的指導，兩位先生都曾提示，書畫從董其昌入手，可縱可橫，易於理解文人畫妙處。「有關董其昌的研究課題，空間十分廣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難度與複雜性不亞於甚至超過了趙孟頫的研究。」

凌利中舉例：關於董作真偽的梳理實際上尚無系統，因而也可以說是美術史上的一大空白。他說，目前存世的署名「董其昌」的畫作大約有幾千幅，保守來看，真跡僅兩三百幅。即使是曾經被認為是真跡的，之後又會有質疑和推翻的聲音。有鑒於此，凌利中希望，此次上博的董其昌研究活動，或許是一個新的起點。甚至可以將研究董其昌作品列為中國畫史中的一門「董學」，一如研究《紅樓夢》的「紅學」。

值得一提的是，當下已經被廣泛認可的「紅學」一詞，為清代道光年間由松江人朱昌鼎首創。而原籍上海縣（今上海閔行馬橋）的董其昌，之後長期的居住之地，也在華亭（今上海松江區）。

編者註：「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於上海博物館舉行至三月十日。本文部分圖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