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學研究是令人懷疑的

記者日前從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了解到，以王建新教授為首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2017年在烏茲別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發掘了52座墓葬，根據史料記載及墓葬文化特征專家初步判斷，此處應為西遷中亞後的大月氏文化遺存。

據《史記·大宛傳》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公元前2世紀，古代月氏人在匈奴的持續軍事打擊下，殘部被迫西遷。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尋找大月氏共擊匈奴，最終開辟了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

古代月氏西遷中亞是絲綢之路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對於月氏西遷之前的原居地，中外學術界長期存在幾種不同觀點。但對於大月氏西遷中亞後的居住地，即今烏茲別克斯坦東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學界反倒沒有疑義。

2016年，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西南的薩紮幹遺址內發現了康居貴族的墓地。史料記載，康居位於大月氏的北部，這處墓地的發現將大月氏人的活動區域縮小到了薩紮幹和阿姆河之間的區域。

2017年，通過對烏茲別克斯坦拉巴特52座墓葬的發掘以及對塔吉克斯坦貝希肯特穀地的調查，西北大學梁雲教授研究認為，這一區域內在公元前二世紀末到公元一世紀初，存在著一種與周邊同一時期的文明有所區別的文化。希臘文明首先進入了這裏，之後又是貴霜帝國控制的區域，而夾在兩者之間的便是大月氏人在此活動的時段。正是因時間和空間吻合，拉巴特墓地和貝希肯特穀地內的諸多遺址，應就是考古界尋覓多年的月氏文化遺存。

“拉巴特墓地的發掘以及月氏文化的認定，為月氏的考古學探索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已知點和出發點，在學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梁雲說。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考古學者袁靖在今年兩會上共提出6個提案，其中3個事關考古工作，包括盡快將境外考古明確定位為國家行為、調整基本建設考古中的考古收費制度以及制定考古工作野外津貼制度。大家稱他為“考古代言人”。

但袁靖又與公眾普遍認知的考古學者不同，從事動物考古的他，常常說起的不只是地層、斷代，還有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

和許多誤打誤撞或者被調配的大學生不同，袁靖是主動選擇考古專業的。他覺得，考古學家可以通過文字之外的實物材料追尋人類的曆史。1978年，在填寫高考志願時，袁靖便報考了西北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

上世紀80年代末，已入職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去日本學習動物考古學。“這門學科在當時的國際考古學界相當流行，但在中國還沒發展起來。回國至今，我所做的就是建設中國的動物考古學，以及在此基礎上不斷拓展科技考古的世界。”他說。

1993年，袁靖從日本留學歸國，進入時任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組建的國內第一個多學科合作的考古隊，發掘河南省澠池縣班村遺址。袁靖的任務是整理、研究發掘出土的動物骨骼。在清洗一處屬於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土坑裏出土的破碎動物骨骼時，他發現這些幾乎都是豬骨，拼對完成，居然是7頭全身骨骼完整、年齡大小不一的豬骨架。俞先生感歎，我們考古人一直通過拼對陶片來複原陶器，但是通過拼綴骨骼來複原完整的動物，這是第一次。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動物考古學研究快速發展，湧現出一批動物考古學者，並發表了眾多研究成果。“這幾年我們一直強調浮選，要求對特殊遺跡內的土壤過篩子，過去被忽略的小型動物的骨骼得到采集和保存。”袁靖說，這些寶貴的動物遺存，在探討古代的生物研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相互關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與國外不同，中國的動物考古與史前社會的祭祀以及之後的禮制緊密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研究動物在古代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研究禮制的形成。

袁靖介紹，“現在，除形態學和數量統計的研究之外，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都被用於研究隨葬和祭祀的動物遺存，包括對動物譜系的探討、對毛色和體質狀況的區別、對食物結構的把握、對本地和外來物種的鑒定等等，全面提升了認知水平，這些認識，對於撰寫和補充各個時期古人隨葬和祭祀用牲的曆史是十分有益的。”

令袁靖欣慰的是，他主持制定的《田野考古出土動物標本采集及實驗室操作規范》，由國家文物局作為行業標准正式頒布，對於規范全國考古遺址中出土動物遺存的采集、實驗室整理以及後期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

動物考古是考古學的前沿學科，依托的是相當強大的科技考古合力。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室大多研究特定時代或特定區域，袁靖所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則需要與全所的各個研究室合作，還要參與地方上的重大考古發現的綜合研究。

在擔任中心主任的10餘年間，袁靖和大家共同努力，把中心建成了亞洲地區名列前茅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在中國考古學界更是獨樹一幟。中心的人員活躍在中國大地的各個考古現場，同時，與美國哈佛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法國國家自然曆史博物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等眾多機構的研究人員有長期的合作，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把目光聚焦到中國。

“可以說，只要中心依據規劃的思路向前發展，若幹年內無出其右者。”袁靖說。

科技考古中心的實驗室可以為任何一個考古遺址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夏文化最核心的代表遺址二裏頭，是迄今為止中心介入最多的一個遺址，這也使二裏頭的考古報告能夠對那個時期進行最為豐富、最為翔實的描繪。

在袁靖的筆下，二裏頭遺址的時空、環境、生產、生活狀態都有了直接的呈現——

它的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當時的氣候溫暖濕潤，洛河改道，彙入伊河，使二裏頭遺址的北面與邙山連為一體;居民在土質肥沃、距離邙山不遠、瀕臨伊洛河的二級階地上建立居住地;當時人的健康狀況較好……

一位曆史學家感慨：如果我們所有的考古遺址都能有這樣清晰的報告，就能對不同區域的文明形態進行具體的比較，全面揭示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和內涵。

現在，袁靖有了一個新舞台：擔任複旦大學新成立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長。袁靖很喜歡這個舞台，因為他可以系統梳理那些放在自己心中很久的人與動物的故事，把它們講給複旦的本科生聽。

“動物進化的故事是由古生物學家來講的，而人和動物相處的曆史則要由動物考古學家來敘說。這其中的各種故事，想一想都很有趣。”袁靖認為，曆史研究就是講一個好故事，並賦予它意義。“我正在構思的一本書叫《與人同行》，專門講述距今1萬年以來人與動物的故事及其背後的含義，動物考古學家有能力把這個故事講好。”

袁靖很忙，除教學外，他還有新的科研計劃，“我們已經與分子生物學的學者商定合作研究。把距今10000年至距今4000年這個時間段，劃分為1000年一個單位，挑選不同地區、不同時段的狗骨遺存，開展包括古DNA在內的多項研究。放眼世界，以這樣的時間尺度、空間范圍和文明持續發展為背景，開展獨立研究，只有中國有條件。我們的研究結果一定會引起世界矚目。”

考古學家在公眾心目中自帶神秘色彩，渾身上下，裏裏外外都是謎。“中國考古網”眾多欄目中，“考古人物”的瀏覽量最大。由網站訪談修改增補結集出版的系列叢書《考古學人訪談錄》也已經出版到了第三集，這應該與讀者探秘解謎的熱情密切相關吧。

這一集中的訪談嘉賓有與羅布泊沙漠中小河墓地“靜靜地躺在那裏”“裝飾的羽毛都還十分鮮豔”的死者相對無言，在靜寂中感受到“小河墓地如同一個時間膠囊，封存了小河人死後埋葬的所有信息，那么真實，那么美”的朱泓教授;有在陝西師大喧鬧的校園中發掘出大唐長安城“天壇”的安家瑤研究員;有在“銅雀春深鎖二喬”的曹魏之都鄴城常年主持工作的朱岩石研究員;也有在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尋找到頭枕馬鞍，與長弓和裝滿勁矢的樺樹皮箭囊長眠的鮮卑人的劉國祥研究員……主角響當當，應該不會令對考古學家的傳奇發現充滿好奇的讀者失望。

其實，正如杜金鵬研究員在訪談中描述的，考古學家面對的也是一個個“謎”--“有時看上去像是‘猜謎’，其實最終是要‘破謎’‘解謎’”。“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蒼蒼茫茫、浩浩蕩蕩的人類文明發展史，要依靠殘存的零星物質遺存去綴合、構建、釋讀，謎題之多可想而知。考古學家要面對枯骨想見其朱顏，身在廢墟而心懷其壯觀，他們破謎、解謎的經曆，常常比令人驚歎的考古發現更加動人。

有的謎很小。比如，令劉莉教授著迷的長江下遊史前時代流行的大三角形石器，到底是不是石犁?距今9000年的浙江上山遺址的水稻，有沒有“小穗軸”這一人工栽培的標志?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磨盤，是用以磨小米、水稻還是磨橡子的?有的謎又非常宏大。比如高星研究員關注的我們的祖先是本土古人類連續演化而來，還是20萬年前出自非洲的一位女性?

解謎最基本的方法是在田野發掘中對蛛絲馬跡的悉心梳理。趙輝教授是此中高手，主持進行的良渚文化普安橋遺址發掘已成經典，兩個月只向下清理了10公分，終於辨認出良渚人房屋的柱子和牆槽。當然，各種自然科學手段的應用也必不可少。朱泓教授就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考古專業的古DNA實驗室，以最前沿的科技開啟塵封數千年的“時間膠囊”。

對我們的文明波瀾壯闊的形成和發展曆程的重建則需要從形而下的資料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論思考。比如，林沄教授從金文“王”字如斧鉞的形態，闡發軍權在王權形成中的作用;又比如，趙輝教授由對良渚文化特質的認識，引申出關於對各地區的史前文化進行“曆史主義研究”的倡導，在縱覽各地文化發展演變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曆史趨勢的形成”;再如，李伯謙教授因淮河岸邊、塗山腳下禹會村的重要發現，激發出對“禹會諸侯於塗山”這樣的古史傳說與考古研究關系的探究。

書中的李伯謙、林沄、趙輝、杜金鵬、劉莉和羅泰都是中華文明起源這一最讓中國考古學界著迷的問題的核心解謎人物，他們的訪談如口述學術史，為讀者了解考古學家傾力重建被古史辯派質疑的中國古史的心路曆程提供了真切而生動的資料。

20世紀80年代初，是中國考古“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的美好時光。在北大哲學樓座無虛席的大講堂，以哈佛大學教授身份來訪的張光直開設“考古學專題六講”，為中國考古學界帶來“聚落考古”等新鮮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文史樓的教室裏，蘇秉琦講述著他的“區系類型”模式，試圖沖破束縛中國古史重建的“大一統怪圈”。嚴文明意在建立史前文化格局與曆史時期中國密切聯系的“重瓣花朵”模式也在形成。當時正在北大求學的趙輝對那段時光的娓娓追述令人心旌搖動，悠然神往。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第一次以多學科結合的國家級課題的形式探索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重大嘗試，雖然引起熱烈爭辯，但意義深遠。杜金鵬研究員先後擔任被認為是早商都城的偃師商城和推測為夏代後期都城的二裏頭遺址的負責人，身在精彩紛呈、激蕩學界的夏商分界論辯的前沿。他的敘述讓我們對那場論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對關鍵遺跡疊壓打破、發展演變關系如數家珍般的引用，也展示了斷代工程第一線的考古學家以紮實的發掘資料構建古史的執著和嚴謹。

打開訪談錄，是走入考古學家們的內心世界，分享其精彩人生的最好方式。他們走上考古之路的故事各不相同。1969年，15歲的劉莉從家中偷拿出戶口本報名，踏上去陝北插隊的列車。她在銅川的兵工廠做了7年銑工，只生產兩個零件。貧乏的生活中，偶得童恩正先生以尋找神秘的巴文化為題材的小說《古峽迷霧》，發現考古就像福爾摩斯探案一樣，於是立志像書中的考古學家一樣尋找失落的文明。小學畢業後在街上玩了一年的趙輝，受到“做得一手好古文，寫得一筆好字”的鄰居老教授的影響，產生了對考古的向往。他們的術業各有專攻，專注於石器、陶器、玉器、銅器、玻璃器、人骨、居室、祭壇、墓葬、宮殿、城池等等一切我們祖先的物質遺存，探尋著中國現代人的起源、定居農業的出現、“最初的中國”的形成、早期國家和王朝的興起、都邑制度的發展等學術課題。

他們身上也有考古學這一特殊學科賦予的特殊氣質。比如，對田野生活的熱愛，對從基礎材料出發的客觀研究的堅持，“水滴石穿，繩鋸木斷”的沉靜從容，在學術探討和現實生活中的直率和坦蕩。又比如，對文化遺產保護和弘揚燦爛文明的使命感。林沄先生訪談中對前輩師長的敬重和對同學的“俠義”，是他所在的吉林大學考古系的“家風”，也是考古這個行業的可貴傳統。

很多在村屋草舍之中，酒酣耳熱之際可以徹夜論道的考古學家們，遇到訪談邀約卻總是推脫。“不求聞達於天下”也是這個行業的傳統之一吧。本書中這些訪談能夠呈現在讀者面前，實屬不易。趙輝老師的訪談是我做的，約了好多次，最終完成於我們共同在中美洲考察的行程中。在墨西哥瓦哈卡州蒙特阿爾班丘遺址附近一家西班牙殖民時代風格的旅館中，我們從第一次親曆中美洲文明的震撼談到中國文明探源的過去和未來。那一次暢談，令我對考古學的理解和熱愛得以再次升華。

考古學探索什么?考古學科學嗎?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如何理解考古學的“人文轉向“?……

這些問題涉及考古學最基礎的內容，還涉及我們的認識論，即我們如何看過去，如何看過去遺留下來的物——考古材料。陳勝前教授的學術隨筆《思考考古》即是寫給有同樣思考精神的人，是對考古學本身的進階探索與反思。作者由日常生活和教學中遇見的問題得到啟示，探討了考古學的意義、考古學探索的對象、考古的作用、考古學理論、中國考古學的斷裂與發展現狀等熱門問題。並以遼中京、大山前、白音長汗等耳熟能詳的考古遺址作為案例，進一步闡釋了考古學如何“透物見人”。

考古與盜墓

參加某個講座，有學生問考古與盜墓有什么區別。幸虧他不是學考古的學生，否則，這個問題的潛在意思就是，考古與盜墓有區別么?考古就是合法的盜墓而已，盜墓則是不合法的考古。官方的說法是，考古是科學，盜墓是破壞科學。考古如何科學呢?盜墓又何以破壞了科學呢?考古與盜墓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王子今先生寫了本《中國盜墓史》，全面回顧了中國自古以來各種各樣的盜墓。不是所有盜墓都是非法的，據說曹操就曾經設立過“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等官職，專門主管盜墓。盜墓的曆史極其悠久，沒有考古的時候就早已有了盜墓。先秦已有盜墓的記錄，秦始皇營造陵墓的時候都要考慮防盜。我們通常說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然而那些青銅器、碑銘、磚瓦等來自哪裏呢?大部分恐怕都來自盜墓，只是我們不能說盜墓乃是考古學的前身，說盜墓孕育了考古學也不合適。但是如果說沒有盜墓，就沒有考古學，好像還是有點合理的。

當然時代變了，如今我們已經擁有了考古學，盜墓應該告別這個世界了。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如果有盜墓的話，還要考古幹什么?假如把現代的背景換成古代，那么考古的那個位置正好是古代盜墓的位置。所以，把考古與盜墓相提並論也並無不可，只是它們是不共戴天的關系。但是，當代社會是一個科學社會，科學沒有首先發端於中國，所以從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多少有點陌生。當科學已經在全世界普及的時候，盜墓的位置已經為考古所取代，此時的盜墓就是考古最大的敵人!

在考古學還沒有誕生的時代，盜墓是發現古物的基本途徑;即便是現代，盜墓通常也是暴露考古遺存的途徑之一。次之，盜墓造就了某種財富，把古代的遺留視為財富，這是一種社會的構建，也就是說不是從來就有的。古物成為財富，不僅可以用於交易，而且可以傳家。文物無價，增值潛力巨大，這也助長了盜墓之風。對於我們考古研究者來說，倒是很需要思考一下，古物的價值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它們無價。盜墓者得到的是現實社會的金錢，而最後收藏古物的人獲得的卻是另一種財富。宋代金石學大家呂大臨有言：探其制作之意，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宋代文人從古物之中追尋三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因為文字記載太少，古物本身以一種直觀的方式記載了三代時期的風尚。最後，按王子今先生的說法，盜墓本身也成為一種文化，在中國這是一項曆史悠久的活動，盜墓與反盜墓來回鬥爭，其間承載了不同曆史時期人們的觀念、社會背景關聯等。

為非法東西做了一點辯護不等於說承認它就是合理的。在沒有考古之前，盜墓的確間接地催生了考古學的前身金石古物之學，但是科學考古誕生之後，盜墓就在不斷地破壞考古的根基。盜墓有什么害處呢?它的害處不是僅僅因為它違法，最主要的是它破壞了考古材料的關聯。考古材料就像一句話，它離開了情境關聯就會變得不可理解。最基本層次的關聯就是考古材料是時空關系，也就是考古地層，考古材料的水平分布與垂直分布，不同考古材料之間的相對關聯。就像犯罪現場，任何破壞或幹擾都可能導致重要信息的損失，以至於案件再也無法偵破。盜墓人為地破壞了考古材料的現場，盜墓者的目的非常簡單，僅僅需要那些當時值錢的東西，其他東西都不重要，他們可能用漢墓中的竹簡當火把，殊不知他們破壞了極其珍貴的古代文獻，而他們尋找的金玉之器，反而價值有限。對於一個原封未動的墓葬來說，本來它可以講述很多故事的，如年輕夭亡法老圖特哈蒙的墓葬，它保持了一段完整的古代埃及曆史，而那些被盜掘的陵墓，所能獲取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所以說，盜墓是科學考古的仇敵。

曾幾何時，考古研究者向盜墓者學習，洛陽鏟就是盜墓者的發明，現在也是考古者的利器。盜墓者的技巧就是識別土質土色，哪些土被擾動過，哪些土是生土，通過洛陽鏟鑽探取樣可以識別出來。這也算是盜墓者對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一大貢獻。自從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後，盜墓之風又興盛起來。考古學者編輯的《文物地圖集》不料成了盜墓者的線索，考古學者編著的書籍也成了盜墓者的基礎，這可能都是考古學者們始料未及的。

盜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它引發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一個簡單的現象就是，盜墓者能夠滿足社會存在的某種需求，幾乎可以做到需要什么就盜什么，“服務精神”驚人。文物機構出售重複文物或許並不可行，文物借閱的想法是否更瘋狂呢?據我所知，文物借閱一直都是存在的，當然限定於某個階層中，這說明借閱是可行的。文物是有關古代的信息，就像圖書館一樣，應該是可以提供借閱服務的。如果經常能看到，何必一定要據為己有呢?既然某個階層能夠保證安全，沒有理由認為其他社會階層就必定不靠譜。盜墓的存在讓我們知道的一點是，人們存在文物鑒賞的需要，盜墓分子以非法的手段滿足了某些人這樣的需要。

當代考古學非常強調科學，強調考古材料的科學價值。然而，這裏我非常想強調一點，考古材料(即古代遺物與遺跡)不僅僅具有科學價值，它們還具有文化意義。比如一件碑刻不僅僅是史料，包含年代、社會曆史狀況等信息，它可能還是一件書法作品，反映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傾向，傳承文化傳統的意韻，前者是科學，後者是文化。記得美學家宗白華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他收藏過一尊佛頭像，非常喜歡，他因此自稱“佛頭宗”。抗日戰爭時期，他不得不把佛頭埋起來，抗戰勝利後又挖了出來。這樣一尊佛頭，由於離開了出土關聯，科學價值有限，其意義主要是文化藝術上的，但是這樣的意義還是非常寶貴的。就當前考古學研究而言，多注意科學價值，而忽視文化意義。考古材料發掘出來，研究完成之後，基本就是束之高閣，從此難見天日。對於絕大多數不研究考古學的民眾來說，考古學的科學價值遠不如文化來得親切。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這樣的目標如何來實現呢?考古學恐怕還需要發展更多注重文化意義的研究，尤其是在史前考古領域。

Q：

考古學科學嗎?

課上課下都有同學質疑這個問題：考古學科學嗎?原因多是因為大家發現田野考古實踐工作充滿了主觀性，從地層的劃分到遺跡單位邊界的確定，從器物的定名到器物的描述，如此等等。研究者可能因為一時心情不好，或是不認真，或者僅僅是因為當時沒有看出來(事後幾乎沒有可能去修改所有原始記錄)，錯誤也就鑄成了，這些材料就成了客觀的實物材料，被用來檢驗各種觀點。

還有更深入的質疑者比較考古學與經典科學(數理化天地生)的區別，他們發現科學都有自己的原理與理論，如物理學有牛頓的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地質學中有板塊構造理論、大陸漂移理論，生物學中有進化論、基因理論等，這些經過了眾多檢驗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更複雜的自然現象。考古學研究產生了什么帶有普遍性的理論呢?得不出規律性認識的學科能夠稱之為科學嗎?也許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賓福德提出考古學要向人類學的方向發展——人類學是有理論的，雖然它的理論是不是科學理論還有頗多的爭議。

縱使我們就考古學是不是科學可能形成不了共識，至少我們的思考能夠深入一些，知道我們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首先，我們需要討論一下什么是科學，科學與偽科學的關鍵差別在哪裏;其次，我們需要了解考古學是徹底的不科學，還是部分的不科學，考古學的科學性是否有層次之分;再者我們也許應該區分究竟是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不科學，還是中國考古學中的某些實踐不科學;最後，我們也許應該回答科學是否是人類唯一有價值的認識論。

什么是科學是個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推薦大家看看馬修·約翰遜的《考古學理論導論》第三章“作為科學的考古學”，廣義的科學定義視科學為知識的理性積累，那么考古學自然是科學。但是狹義上哲學家們至今就科學的定義也沒有共識，極端強調客觀的有實證主義，認為材料必須絕對是客觀的，要剔盡主觀性;極端強調主觀的有費耶阿本德，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科學方法，所謂的科學方法都是成功者的經驗總結，從來都不可能複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依從什么方法。

我們不能准確地給科學下一個定義，不等於說大家不知道科學是什么。科學與巫術的區別還是一目了然的，“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在於想要的結果或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在於程序。科學通過一種程序或方法，通過它能夠得到可測的結果。每當程序出錯，它就會自行糾正。科學有效運作的關鍵在於符合准則、有條理的思考，且堅定承認實驗必須是可重複的”1。也就是科學的核心不是說科學不犯錯誤，而是能夠通過批評爭鳴，以及不受壓制的自由研究來糾正錯誤。以這個標准來衡量考古學，應該說還是合格的，皮爾敦人騙了考古學家幾十年，最終被揭穿了;藤村新一造的那么多的假石器，最後還是露出了馬腳。對於不滿當前研究的青年學生而言，重要的也許不是理想的幻滅，而是對真理無悔的追求。也許今天你不能做到那么准確客觀，但是我相信你終究有一天是可以達到的!

考古學發展到今天，頗有一些分支已經與自然科學融為一體，從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分子考古到地質考古、絕對年代學、生態考古等，考古學至少有幾分科學色彩了。所以說從研究考古材料層面上來看，考古學家研究材料的形成過程、材料屬性，面對的是相對客觀的對象，考古學可以說是科學的。也正因為如此，有考古學家願意把考古學看成是研究考古材料的科學。

但是，大多數考古學家是不願意這么做的，他們還是希望通過考古材料重建人類曆史，重建人類的行為，於是這就要求考古學對考古材料進行解釋。解釋考古材料能不能歸屬於科學呢?顯然，這些考古學家相信發生過的事是客觀存在——無論我們知不知道，即解釋可以無限接近曆史的真實，但誰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已經找到了曆史的真實。這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直接檢驗是有所區別的，所以我把解釋層面的考古學視為亞科學狀態。後過程考古學家則主張多元的闡釋，認為不同立場闡釋都具有合理性，如男性與女性、中央與地方、社會上層與下層、殖民者與土著等，根本就不承認存在一個客觀存在的曆史真實，即便有也毫無意義。從這個角度上說，考古學就不那么科學了，但同樣合理。

再一個問題涉及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問題，大部分年輕學子批評的、失望的不是籠統的考古學，而是中國考古學的現狀。中國考古學秉承地層學與類型學兩條腿，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這兩種方法已有上百年的曆史了，曾經還是高科技呢!現在出了什么問題呢?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學上，邊際效應遞減應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連續等量增加一種要素的投入，達到一定產值後，所提供產品的增量下降)的問題，剛開始時，解決一些相關性很高的問題，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越來越困難，方法的效用也就不如從前了。

還有一點更加關鍵，即任何方法的應用都存在一個適合度。真理與謬誤只有一紙之隔，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如運用地層學區分基本的地層單位是沒有問題的，如果要用它來複原灰坑開口的原始形狀，就勉為其難了。用類型學建立相對年代早晚有合理之處，但用來劃分一個個明確的曆史發展時期，就未免有點匪夷所思。再如石器的類型，基本的區分還是比較可靠的，但搞到繁複又無意義的詳細分類時，也就走火入魔了。怎么知道適合度在哪裏呢?主張某個方法的人定然認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科學的方法是通過批評糾正其中走過了頭的地方。批評爭鳴是不可或缺的。再正確的方法離開了其適合的范圍也都會成為謬誤。

最後一個問題，科學是唯一正確的認識論嗎?應該承認科學是我們人類目前已知的最有效的認識論。只有科學的才是正確的說法是科學主義的態度，而非科學的態度。對於中國的學術界而言，科學主義與反科學觀念是兩種截然相反但又普遍流行的思潮。科學主義者將科學視為正確的代名詞，認為任何非科學的東西都應該被取締，中醫自然難以豁免，連哲學也最好科學化;反科學者相信科學已走到了末路，指望一套類似玄學的東西能夠取而代之，也是癡人說夢。考古學希望采納的是科學的態度，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尊重客觀，符合現實。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Q：

考古學的真實性

真實性是當代考古學的最大挑戰。

這是一個需要從多個層面或角度進行思考的問題。不少學生放棄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現考古學似乎太不可靠，尤其是在實習之後。他們發現對於遺跡、地層、遺物等的判斷都有很大的主觀性，比如說，為什么遺址中總有那么多的灰坑?為什么灰坑總是那么圓?按土質土色手感來區分地層，為什么每個人的劃分都不一樣?什么叫在居住面上?什么叫在房屋的填土裏?如此等等的問題都很難回答。總之，考古材料是由一系列的判斷構成的!自己的發掘尚且如此，別人的發掘就更難說了。即便是整理考古材料發表發掘報告的人，他所親手發掘的東西也是非常有限的。至於說其他研究者所基於的“第一手材料”實際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判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考古材料就像文本，就像是被人們反複編撰的書籍一樣，每一步都摻入了工作者的主觀認識。因此假裝考古材料是客觀真實的沒有什么意義，我們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如何盡可能地避免這些主觀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能避免這些主觀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研究這些主觀性。當代考古學在這兩條路上努力，但是這種分裂式的做法還是受到批評的。世界並沒有主客觀之分，人為的劃分是一種割裂，而合在一起又必然是主觀的或是所謂唯物主義的。

就考古材料性質所發生的爭論就如同哲學的本體論一般，或者說這個問題就直接涉及哲學的本體論，世界存在的本質是什么?是客觀實在?是人類認識或理念?還是其他的東西?考古學探討的實際上哲學也在探討，雖然對於大多數考古學家而言，這些問題應該留給哲學家去思考，考古學研究實物遺存就行了。然而，本體論的探討涉及考古材料的性質與范圍，它是否真實?它是否應該包括人們的認識及其背景?

當代考古學的下一個關於真實性的問題是認識論上的，即我們何以知道考古材料所能反映的問題。目前我們最能夠相信的是科學，而究竟什么是科學，以及科學方法的本質應該是什么，我想很少考古學家會關注。廣義與狹義的科學范圍相差甚大，從嚴格的邏輯實證主義到社會構建論，科學也在被解構。在科學方法之外，後過程考古學提出“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綜合社會各個層面的認識，就如同解讀藝術作品那樣去解讀考古材料，認為多樣的解讀是同樣合理的，最終哪一種解讀占主導地位取決於社會潮流，而且認為所謂科學的方法同樣也是如此的。究竟哪一種認識更加真實可靠呢?也許你就不應該這么問!總之，考古學家需要認識論，需要從認識論上去反思與構建。我們如何才能得到真實的認識?

在考古學的操作中，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樣的考古工作真正有意義?考古學在發展過程中深受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商業主義等潮流的左右。究竟什么樣的工作是對的，什么樣的工作是錯的呢?考古學的真實性在這個層面上是倫理學的問題。如今我們說考古學應該服務於公眾，誰是公眾呢?所有的公眾需要都是一樣的嗎?

近代考古學的形成與民族國家興起關系緊密，如提出三代論的湯姆森就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隨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普及，考古學參與到民族國家身份認同的構建之中。與此同時，在近現代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後發國家應對現實壓力的必然反應，脫離這樣的關聯來考慮中國考古學的思想觀念，自然是偏頗的。考古學家對於政治可以敬而遠之，但是它的影響並非不存在，所以，缺乏政治清醒的考古學研究是令人懷疑的。

以上我從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四個角度談到了考古學的真實性，這四個角度也是哲學的四個分支(還包括一個美學)。也許這樣的分析可以讓大家認識考古學與哲學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哲學思考對於考古學家來說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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