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式家具的關注是審美的一種回歸

家具工藝的發展決定於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社會發展的程度。在唐代之前，人們習慣習地而坐，就地而臥，因而家具也十分簡單，宋代時才漸有各種類型的床出現，李白的著名詩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經考證，其中的"床"很可能既不是指臨窗的床，也不是指水井邊的井床，而是指唐代當時的一種坐具"胡床"。

明代家具是中國家具史上的一個頂峰，是中國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獨樹一幟，自成體系，影響深遠，佔有重要地位。明代家具多用南洋進口的優質硬木，諸如黃花梨、紫檀木、紅木、鐵木、杞梓木等，質地堅硬，色澤柔潤，紋理優美，據說很多是明初鄭和下西洋時帶回中國的。明代家具的藝術特點是:造型簡潔，加工精細嚴謹，顯得精致高雅，尺度科學，符合人體功能要求;種類多，造型豐富;重點裝飾，少而精。

事實上，從明代中期起，民居建築和私家園林修建進入繁盛期，貴族、富商們新建成的大量建築和園林需要高檔次家具來陳設，這就形成了對於家具的大量需求。社會對家具的需求，也促進了家具制造業的發展。

明代的一批文化名人，熱衷於家具工藝的研究和家具審美的探求，他們的參與對於明代家具風格的成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明代中期，硬木家具流行起來，並逐漸成為時尚，進步促進了明式家具的發展。在王士性《廣志繹》中講到:"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又如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僻遠，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始盛。

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7000噸至10000噸，約佔世界白銀產量的1/4至1/3。甚至有學者認為，通過貿易渠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最終流入中國。當時的世界也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時代，晚明在打破"海禁-朝貢"體制後，通過海上貿易，卷入了全球化的貿易浪潮，特別是刺激了江南絲綢業和紡織業的發展，經濟高度繁榮帶來了江南的奢侈之風，由此也推動了明代家具走向巔峰。明人的審美趣味經過市民階層與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彼此雙向選擇,最後走向了相互融和。

先談談衣箱，衣箱屬於大型的箱匣類家具，古人不僅用它貯藏衣物，也經常用它貯藏書籍、財寶等物品，在古代生活用具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期的衣箱是沒有底座的，直到明代早期，從魯王朱檀墓中出土的幾件衣箱實物和冥器都還沒有底座。目前發現最早的帶底座衣箱是一件朱漆戧金纏枝蓮龍紋的皇家禦用衣箱，約為明代前期或中前期制作，目前存世十分罕見。它長87厘米，寬56厘米，高61厘米。造型為長方形，箱蓋拱形隆起，箱體配有矮座，又名“車腳”，矮座的開光內設有四孔，以便穿繩搭抬。此箱以杉木制胎，杉木不易開裂變形，香氣具有抑菌驅蟲的功能，非常適合於制作箱櫥。樟木雖然亦可驅蟲，但明代的箱櫥很少有樟木材質的，因為明人認為婦女常聞樟木味道易導致不孕和流產，箱櫥以杉木制作最為理想。此箱的制作是在箱體木胎上蒙牛皮，上下箱口各釘有一圈木條壓住皮邊，底再套上木座，然後通體內外皆糊麻佈，披灰並飽浸熟桐油，依次髹底漆、黃墊光漆和朱紅面漆，最後再清鉤戧金纏枝蓮龍紋，工藝極其繁難而又十分牢固。明代衣箱的提手兩端外撇，便於穿手握提。其銅面葉安裝在箱口壓牛皮的木條上，所以是橫條形的。明代的漆飾木箱受到皮箱和竹藤箱的影響，銅面葉也基本為橫條形或橫長方形的。

至明代中期以後，衣箱的設計制作水平進一步得到發展，出現了帶有須彌式底座的精美造型，這應該是借鑒了經函、佛龕的底座設計。明代帶底座衣箱的尺寸相當劃一，盡管制作年代和作坊有別，但相差並不很大，這是根據當時拔步床地平空間標准的實用性設計。

朱黑漆彩繪描金五子祝壽圖衣箱，制作於明朝嘉靖年間，是目前發現的在同類器物中年份最早且原畫篇保存較為清晰的珍品，長86厘米，寬59厘米，高62厘米。此箱配有精美的須彌式底座，銅飾件的造型為典型的明代風格。其正面圖案描繪的是五代時期，後周的諫議大夫燕山人竇禹鈞教子有方，五個兒子俱都中舉做官，齊來向他祝壽的富貴場景。圖案中的仕女梳圓偏發髻，上身皆穿大袖圓領襖，肩搭帔帛(寫實的帔帛要比仙女、舞姬的帔帛短)，下身穿拖泥裙，是當時蘇南婦女的流行妝束，印證了蘇南文人范濂在《雲間據目鈔》中對隆慶初年婦女流行妝束的描述。而在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南京刻本的《西遊記》插圖中則表明，這種妝束在嘉靖前期就已經出現了，只是范濂當時尚未出生而已(范濂生於嘉靖十九年，即公元1540年)。綜合分析，此箱應制作於明朝嘉靖年間。最近在海外發現了同作坊制作的另一件衣箱，造型、紋飾與之基本相同，只是圖案中仕女的衣領變尖，出現了奢華的伎樂等明代晚期特征，漆地的老化年份也較之晚後，驗證了此前筆者在《明清大漆髹飾家具鑒賞》一書中關於年代演變的推論。

明代還有一種造型奇特的皮箱，拱頂鼓腹，均用代表明朝官方權威的朱漆進行髹飾，這是明朝政府參照蒙古人的馬背漆皮箱設計制作的一種便攜式官用皮箱。它的設計特點在於輕便、堅固和防雨水，可以長途運送軍餉寶鈔和機要文書等重要物品。

朱漆官皮箱，長72厘米，寬44厘米，高49.5厘米，為明早期制作，銅飾件為菊花造型，尚有宋元風格。它底座較為簡樸，僅為一圈墊木。箱蓋是實木蒙皮的，分量還比較重，也具有早期特征。

官皮箱與普通的木胎皮箱不同，這種皮箱是脫模制作的，即用生牛皮蒙在模型上用皮條線縫制，牛皮幹硬後取出模型，用木條做蓋棖、箱口及底座，相對較輕，便於攜帶。牛皮胎制成以後，還要糊麻佈，做漆灰底(做血料灰底者則必飽浸桐油)，然後髹漆多道，故箱子的耐朽性極強，特別堅固。其鎖插為厚實的銅鑄件，有的還採用了雙搭扣保險，在出土的明代王墓隨葬器物中就有類似的銅飾件，但在民間的箱子上尚未見到。除了做成較耐水的灰漆表層之外，其箱蓋的造型為拱券式，不會存水，而且箱子的里口特別高，其銅飾件在安好後，往往還在箱裡貼皮封固並髹漆，真可謂是滴水不漏。這樣，天氣再惡劣，裡面的機要文件、軍餉寶鈔等重要物品亦能安然無恙。此外，它通體圓滑無棱，制作時要比方形費事得多，但便於捆紮系繩擔挑;也可以成對套在箱袱中搭在馬背上馱載，對馬匹不易硌傷。

在明人繪制的《徐顯卿宦跡圖》組畫中，有一幅“鹿鳴徹歌圖”，描繪的是徐顯卿鄉試中舉以後辭別友人上路時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隨從有一個扛著長柄青羅傘，另一個挑著擔子，擔子一端的物件很像朱漆官皮箱。根據明朝的制度，舉人已經有了俸祿和做官的資格，平民百姓需尊稱“老爺”。長柄青羅傘和朱漆官皮箱應該是官府配發的，使舉人老爺在進京會試的途中可以遮雨防曬，確保所攜身份文書的安全。

又如，朱漆戧金鳳凰花卉紋官皮箱，長83厘米，寬52厘米，高56厘米。成對存世，約為明中後期制作。其通體清鉤戧金鳳凰纏枝花卉紋，銅飾件是鏤空鏨花的，為皇室貴族所使用。它的設計制作比前者更加成熟完美，在底座上挖了壼門，並在壼門的前後鑽有四孔，以便穿繩捆紮。箱蓋也改成了脫胎制作，內以木條為托襯，減輕了重量，更加便於攜帶。同時箱子的里口進一步加高，增強了防雨性能。原來的合頁式銅鉸鏈已經不便使用，改成了套環式，要先提起箱蓋再扣在箱體上。這種造型一直沿用至明末，明朝滅亡之後，朱漆官皮箱被清廷廢棄，三百多年後，就連它的本名也被張冠李戴到了梳妝小木匣上。

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奢侈無度，在打造器物玩好方面尤其出手闊綽。據《工部廠庫須知》記載：萬曆十二年(1584年)，“禦前傳出紅殼面揭帖一本，傳造龍鳳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帳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張，地平、禦踏等俱全。合用物件除會有鷹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買六項計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兩，工匠銀六百七十五兩五錢。”

這一數目龐大的“鷹平木”查無樹種，究竟是什么木頭?原來在古文的讀法上，鷹平木應頓讀為“鷹、平木”，即鷹架、平頭杉木的簡稱。據明人賀仲軾在《兩宮鼎建記》中記載：萬曆朝在重建被火災焚毀的乾清、坤寧兩宮時，“議買杉木，照得鷹、平、條、槀等木大工必用”，這也佐證了鷹平木就是杉木材料的規格名稱。

杉樹為常綠喬木，高可達三十米以上，產於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明朝時，為了便於儲運，大木一般分兩段取材，從根部至中部截取的部分稱“平頭杉木”，其兩端的粗細相差不多，可做梁、柱等;從中部至樹梢的部分稱“鷹架杉木”，其梢端較細，可做腳手架(古稱“鷹架”)等。所以，同等標號的杉木圓材，後者的圍徑比前者都要小一些，售價也低於前者。例如，平頭杉木的一號者長三丈七尺，圍三尺，每根值銀三兩九錢五分;鷹架杉木的一號者則長三丈，圍二尺一寸五分，每根值銀一兩二錢，以此類推。

杉木在明朝時分油杉、香杉、土杉等品種，木色淡黃或白，質細紋直，有香氣驅蟲，較耐朽防蛀，易於加工，為軟木之良材。其比重輕，灰蔴附著性強，縮脹率低和不易翹曲開裂的特點，尤其適合於制作灰蔴底漆飾家具的胎骨。杉、楠兩種木材皆為明朝主要的皇木品種，但就宮廷家具的用材比重而言，則以杉木為首。這一千三百根鷹平木還只是特別增撥的，常例的宮廷家具用材主要為杉木板枋，均經大運河從南方運來，系由留都南京的工部衙門負責採買並起運至京師。

明朝時的通州運河碼頭建有皇木廠做為倉儲。據《大明會典》記載：“司禮監禦作房成造書畫櫃匣等項杉木板枋，每年兩次，每運六百塊，如禦用監例。”這一記載在萬曆晚期編撰的《工部廠庫須知》中得到佐證：“司禮監成造……其板枋六百塊，至今每年仍舊起運。”明朝宮廷的司禮監年年都要差官去南京的工部廠庫抽取杉木板枋，每年分兩次解運，由南京工部撥船運抵通州張家灣，再用車載轉運至該監，僅運費就需銀四百五十兩，成本相當之高。“每運六百塊”，即使保守地按每年運六百塊計算，僅司禮、禦用兩監就共運杉木板枋達一千二百塊之多，構成了“上用”(指禦前使用)家具的主要用材。明朝負責修理宮廷家具的內官監所領取的木材品種也可以證實這一點，據《大明會典》記載：“內官監修理年例、月例家夥物件，每年一次，杉木一百二十根、榆木八十根、散木二十根、杉木連二板枋八十塊、椴木四十根。”

綜上所述，關於明朝宮廷家具大都以硬木，特別是黃花梨木制作的說法其實是錯誤的。

明朝宮廷一般並不向商人召買硬木，主要來源是指定廣東省按年入貢，而貢木的數量很少，並不側重於黃花梨木。萬曆年間的歲貢額據《工部廠庫須知》記載：“廣東佈政司每年應解……胭脂木十段、花梨木十段、南棗木十段、紫榆木(紫檀的別名)十段……送禦用監交收。”據晚明太監劉若愚撰寫的《酌中志》記載，禦用監內擅長雕刻的佛作負責硬木器物的制作。從入貢明宮的硬木數量分析，制作應以小型器物為主，家具的數量不多，藝術風格注重精雕細琢。那些所謂明朝宮廷每年派官員去南洋大肆採購黃花梨、紫檀的說法，源自於民國年間古玩商的臆造。

明朝宮廷也並未大肆地砍伐海南島的黃花梨資源，相反，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在平定了海南島黎族起義之後，萬曆皇帝詔准兩廣總督張鳴岡在島內豎牌明示，嚴禁地方官員對包括花梨木在內的各種黎鄉自然資源進行“無藝之征”，傳諭“著實舉行，以圖久安”。清代早期來華的俄國特使尼古拉所寫的《中國漫記》一書，在關於海南島(當時尚為南明勢力所控制)的行文中沒有列入花梨木，亦可印證禁令的成效。

由於明代硬木家具的流行起步較晚以及清初南方頻繁的拉鋸戰損毀所致，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絕大多數明式黃花梨等硬木家具，雖稱為明式家具，但卻並不是明代後期制作的家具，甚至還要晚於清代早期。

明式家具的許多經典造型和紋飾都是明代家具中所沒有出現或者流行過的。明人的家居陳設比較疏朗，家具的體量相對偏小，造型設計注重移動使用和一器多用，流行簡潔牢固的腿間直棖和高拱頂牙式羅鍋棖，下移式羅鍋棖比較少，羅鍋棖的拱度大，用料較粗壯，三角支撐的意識明顯。清人的家居陳設逐漸密集，家具的體量增高變大，造型設計趨於固定使用和功能細化，明式家具中常見的小拱度下移式羅鍋棖和羅鍋棖加矮老、卡子花等造型富於裝飾性，主要在清代流行。明代時還沒有流行劈料圓裹圓的家具，這種造型是清代蘇作明式家具的流行款式。明代家具的三彎腿比較舒展，清作明式家具的三彎腿常作垂直微拐。明代家具的內翻式馬蹄足比較矮扁，清作明式家具的內翻式馬蹄足逐漸變高。

此外，在紋飾方面，明作的卷草紋粗獷寫實，清作的卷草紋細柔抽象。明作的龍發多上揚，清作的龍發多散披。明作的麒麟紋多蜷臥或僅前肢立起，清作的麒麟紋多四肢站立。明作的透雕比較圓轉樸實，清作的透雕趨於方折纖細。在銅飾件方面，明作的鎖插多為象鼻形、方形，面葉多為條形、長方形，拉手多為環形，提手的兩端一般向外撇出。清作的鎖插多為如意形，面葉多為圓形、菱花形，拉手的花式繁多，提手的兩端一般向內彎曲。

上面所述是明代家具的普遍特征，但出現早於流行，清代家具的某些特征最初生成於明代。且以黃花梨為代表的明式家具和以紫檀為代表的清式家具之間的曆史分野，並不在明清兩代之交，而應在乾隆十年(1745年)左右，乾隆皇帝開始酷嗜雕刻繁縟的紫檀家具，從而引領了清中期上層社會家具的發展方向。因而，明式家具只是藝術概念，不能作為斷代的標准。我們應該正確地理解“十清不及一明”的意義，明式並非明代。

明朝建國初期，開國皇帝朱元璋即規定了嚴格的服飾、建築、器用等級制度，皇室壟斷著最高級別的家具漆飾特權。做為祖制，以後明朝的曆代宮廷一直以使用大漆髹飾家具(以下簡稱漆飾家具)為主，設置了大規模、多工種的宮廷漆作。明朝的國姓為朱，又因創建於南方，以火德王，故極為尊崇紅色，一至四品的高官俱穿緋(即紅色)袍，朝廷、衙署的家具多用朱紅漆。根據明宮的檔案文獻《工部廠庫須知》(明•何士晉撰)記載，每年四川省都要向皇室進貢制作宮廷家具的朱紅漆顏料川二硃達兩百斤之多。明朝官員以及庶民的家具，其漆色和紋飾均有限制，據明朝弘治年間李東陽編撰，萬曆年間申時行重修的《大明會典》卷六十二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公、侯及以下官員)木器並不許用朱紅及抹金、描金、雕琢龍鳳紋。”……“又令官員床面、屏風、槅子並用雜色漆飾(例如朱、黑雙色漆間用)，不許雕刻龍鳳紋並金飾、朱漆。”

明朝後期的隆慶、萬曆年間，用各種硬木制作的家具開始在蘇州、松江一帶民間的紈絝豪奢階層流行，但其價值地位一般並不及高檔的漆飾家具。參與制作宮廷漆飾家具設有禦用監、司禮監禦前作、內官監油漆作以及司設監等多處。此外，還有兼做宮廷膳宴家具的光祿寺和專做剔紅漆器的果園廠等等，可謂規模龐大，工藝齊全。

而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同樣極為崇尚漆飾家具，在《天水冰山錄》、《金瓶梅詞話》等文獻著作中有很多關於漆飾家具的記載，卻很少或幾乎未提到硬木家具。根據《天水冰山錄》記載：嚴嵩府宅中共有多達八千四百八十六件家具，以漆飾為主，涉及硬木的基本是小物件，家具中僅有“素漆(按：髹漆後未加紋飾)、花梨木等涼床四十張，每張估價銀一兩。”花梨木涼床和素漆涼床的變賣價格是相等的，均屬於中等檔次。與之相比，帶描金的漆涼床每張則估價為銀二兩五錢，高出近兩倍。晚明蘇州的著名鑒賞家文震亨在《長物志》一書裡，最為推崇的是古黑漆斷紋家具和明朝的內府填漆家具。

可見，當時擁有和使用全朱紅的漆飾家具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民間也不乏有使用丹紅、礬紅等近似於朱紅的油漆髹飾家具。明代中期以後，法紀逐漸松弛，高官士族都以擁有朱紅漆家具為榮。萬曆年間的刻本《金瓶梅詞話》第四十五回，描寫西門慶購買了白皇親家的兩架朱紅漆架子銅鑼銅鼓，幫閑清客應伯爵吹捧說：“朱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范。”說明這兩架朱紅漆銅鑼銅鼓原來屬於民間禁用的禮器。明代漆飾家具要比明式硬木家具少得多，目前市場價格遠低於收藏價值，具有較好的升值空間。

1944年，德國人古斯塔夫•艾克著書《花梨家具圖考》，為古典家具設立了第一個里程碑。1971年美國人安思遠又著書《中國古代家具》，再度將中國古典家具以圖錄昭示，反映了洋人的藝術價值觀。直到1985年，王世襄將其大著《明式家具珍賞》奉與國人，姍姍來遲的家具研究才悄然推動了人們有意識的收藏，而在這些年的發展中，許多市場機構成為了非常重要的推動者。

在近年來的拍賣市場上，黃花梨的家具屢創天價，像在紐約佳士得2015春季亞洲藝術周拍場上，一套明式黃花梨圈椅，以968.5萬美元成交，創造了黃花梨家具拍賣的世界紀錄。2017年佳士得紐約亞洲藝術周

"瑪麗·泰瑞莎·L·維勒泰亞洲藝術珍藏"拍賣中，70%的拍品以超過高估價成交。全場最高價拍品為一件罕見明(十六/十七世紀)黃花梨三足圓香幾，成交價為584.7萬美元，是此前高估價的近十倍。

當下西方家具也受到明式家具影響，北歐一些知名設計師就曾以畢生最經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麥家具設計大師漢斯•瓦格納的"中國椅"就是其中之一。

馬未都先生曾在《百家講壇》中介紹，一張黃花梨的床在明代值銀12兩，而當時的一個丫環才值不到1兩白銀，也就是說一件黃花梨家具可以換10多個人。1996年秋，佳士得在美國紐約舉辦了一個中國古典家具拍賣會，這也是有史以來國際拍賣公司第一次舉辦中國古典家具拍賣會，世界各地收藏家300餘人親臨現場，其中有幾十位來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華人。經過兩小時的激烈競爭，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價四次打破曆史最高紀錄，有的競價超過估價的十倍。拍品中價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黃花梨大座屏，以100萬美元被美國一家博物館購藏，加上傭金，相當於1000萬元人民幣。

明式家具被發現時，恰逢西方處於工業文明設計的鼎盛時期，大家對其設計風格和藝術魅力十分關注。在設計上也呈現了極簡主義思潮，更多的是從工業文明轉向對大自然的一種觀察。明式家具被市場追捧的時候，又恰逢中國經濟再次崛起之時。綜合來講，明式家具處於一個早期外流、近年回流的過程，它的價值不是中國人自我炒作、宣傳、推廣的結果，相反的，它是牆外開花後，才牆內"香"，是自外而內的一股熱潮。

在伍嘉恩看來，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及90年代是收藏明式家具的黃金時期，其時也正逢中國落實對外政策提供的商機，讓不少人從事發掘這些幾百年沒有人關注的寶物，讓他們重現人們眼前。明式家具是明末清初皇室，達官顯貴，工商巨賈府上陳置的材美工良的家具，當代已經不多，三四百年後的現代，傳世品數量更是有限。經過上世紀80、90年代不停發掘，原產地的中國已經剩餘無幾。這也是"黃金時期"名稱的由來。

明式家具的簡約、雅致、含蓄、精巧，使其成為一種具有東方哲學美感的藝術形式，它是造型、材料和工藝的完美統一，造型藝術特質是它打動全世界的因素之一。如今，中國的藏家重新對明式家具引起關注，何嘗不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人們審美的一種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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