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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起航 哪些難關需要攻克

粵港澳大灣區起航 哪些難關需要攻克

圖:深圳市是全國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吸引不少著名高新技術企業落戶,前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港深金融創新的合作平台

千呼萬喚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終於出台。此前絲路智谷調研組通過在三藩市灣區、紐約灣區和粵港澳三地的實地調研之後,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很可能會面對一些其他灣區、地區過去遭遇的類似的阻力,如果未能有效清除,很可能會影響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

調研組認為,如何消除這些阻力,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更加順暢,深值中國中央政府、國務院各部委、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各界人士思考。  

上接27日A13版

難關之四:英語能力整體不足

調研組在撰寫調研報告期間,曾查找有關論文以作參考,卻意外發現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英文論文極少,即使在西方媒體上,也鮮有看到各界人士以英語為粵港澳大灣區發聲。英語是當今第一大國際通用語言,對要發展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如果忽略了英語的重要性,會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當中的原因值得探討。

根據國際教育集團EF Education First發布的2018年《EF全球英語能力指標》,大灣區英語水平最高的香港,僅以56.38分的分數全球排30位,較2017年下跌一位,只屬中級程度,而上海英語水平連續五年超越香港,今年更以57.91分首次獲評為高級。澳門英語水平則繼續下跌兩位至全球44位,同樣處於中級水平。廣東省的英語水平分數則僅有52.03分,處於低級水平,在中國內地省市的排名僅為第九,低於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江蘇、黑龍江和山東。

調研組認為,隨着時代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廣東地區,過去依靠模仿西方國家的模式發展,已經難以複製。廣東不少互聯網企業、科技創新企業和製造業,猶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企業,都是通過大量改良歐美國家的理念、產品,促使自身的發展和廣東的經濟騰飛。但在如今的信息時代,高新技術新產品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不管是日本企業,還是廣東企業已不像過去那樣,有足夠的時間將歐美國家的先進技術、產品進行模仿、改良。但粵港澳大灣區並不優秀的英語能力,難免令創新土壤缺乏「營養」,要發展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難度加大。

這是因為,英語是學習高新技術的基本技能,以及推動產業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有超過80%的科學論文是以英語寫作,要學習先進科學技術,了解全球創新科技最新的發展,英語能力必不可少。互聯網上60%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語發布的,英語也成為各國觀察和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工具。同時,英語水平與人均出口額、人均收入和服務經濟等皆有正面的關係,尤其對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極其重要。

調研組認為,雖然英語水平不能完全決定科技發展水平,但如果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英語水平,尤其是廣東、澳門地區主管科技工作的政府官員、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專家、學者,以及以創新科技作為主業的企業負責人的英語能力未有提高和改善,只能依賴翻譯,那就很難緊跟全球創新科技發展的步伐。如果政策制定和科研能力相對滯後,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一流的灣區顯然會進程緩慢。

難關之五:宣傳工作重內輕外

從宣傳方向來看,與中國內地、港澳媒體對粵港澳大灣區鋪天蓋地的報道相比,西方媒體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報道卻寥寥無幾。調研組和眾多美國大學教授交流期間,他們絕大多數也從未聽過Greater Bay Area(粵港澳大灣區)。

縱觀中國中央媒體、粵港澳三地媒體,尤其是廣東媒體,在有限地對粵港澳大灣區進行的外宣中,傾向於多說成績、為粵港澳大灣區樹立實力強大的形象,這容易引發世界各國的警惕和畏懼。對世界各國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的強大已是事實,如果中國的媒體還一再強調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只會讓他國產生更強烈的危機感,甚至共同壓制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反而,粵港澳大灣區在海外傳播中,如果盡量展現有血有肉,有優點也有缺點的真實情況,同時發出世界需要粵港澳大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更需要世界的聲音,對海外才更具吸引力和說服力。此外,粵港澳三地政府若能多考慮借助身在海外的「知華派」,以及知名專家學者對大灣區從不同角度的深層次解讀乃至「現身說法」,可令海外輿論中的粵港澳大灣區形象更加具有真實性、可信性和權威性,以此消除各國的疑慮。

不少民眾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將以此引進、獲取他國新技術、新資源,為粵港澳三地、為中國的發展和利益服務。這種想法和做法,曾經的世界第一大國西班牙、英國都曾有之,美國現有之。如果民眾也存有這種觀念,將難以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霸主的和平發展、攜手共進之路,也會令原本對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有期望、渴求改變當前國際經濟發展、國際科技發展秩序的國家失望,更容易令各國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動機產生質疑。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需要有心懷天下、同舟共濟的胸襟,在尋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國的共同利益,以「是大灣區人,也是地球人」的氣度和包容,樹立核心價值觀,才能贏取世界各國的認同、信任、尊重和合作,為打造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奠定深厚基礎。

調研組建議,粵港澳大灣區的政府宣傳部門、媒體、智庫和大學研究機構,也應考慮在對外交流、對外合作中,通過「五擴散」(無意識擴散、信息擴散、程序擴散、轉移擴散和公開擴散)發揮「規範性力量」,以此推廣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價值觀,尤其重要的是,應積極考慮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推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成功經驗。

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眾多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而言,自身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結構落後,對外資需求依賴甚高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等等問題錯綜難解,不但衝擊了經濟的正常運行,部分國家更浮現爆發危機的苗頭。部分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多國,如何消除貧窮,提高工業化程度,以及保證自主可持續發展,也需要向中國學習發展經驗和文化。

調研組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經驗,大可為上述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借鑒。且不論早已高度發達的港澳地區,就算是廣東省內的各城市,如深圳短短三、四十年時間由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世界創新中心的經驗和文化,就非常值得希望在創新領域耕耘的「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城市借鑒。而深圳的創新、創意文化,高端製造業文化,互聯網、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的文化出現的原因及經驗,如何吸引眾多高學歷有雄心甚至全世界的年輕人的經驗和模式,也很應當推廣到「一帶一路」各個城市。

除了「深圳模式」之外,「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城市在引進外資方面還可以參考的範本如「南海模式」(民間資本),「東莞模式」(加工貿易),「佛山模式」(製造業名城)等等,可以說總有一個經濟發展模式值得「一帶一路」相關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借鑒。

【作者: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 梁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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