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做電影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

最佳導演

2017年11月金馬獎頒獎現場，嘉賓曾誌偉宣佈最佳導演獲獎者為文晏時，現場同步播出給她的頒獎詞是：《嘉年華》是文晏的第二部導演作品，電影描述了一樁未成年少女性侵案，目擊者同為少女，鏡頭捕捉了被無力感層層包挾的青春，冷靜而不煽情的批判，反而更深烙人心。

與金馬獎幾乎同步，北京曝出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輿論場裡連續幾天發酵出排山倒海的憤怒，受此影響，許多人把《嘉年華》比作中國版的《熔爐》。

但事實上，很多抱著看一場中國版《熔爐》沖進電影院的觀眾大約會失望，《嘉年華》呈現的是一種中國大銀幕上很少出現的極簡和克制，沒有讓人抓心撓肝的臺詞，沒有讓人恨得牙癢癢的反派，沒有大段飽滿又催人淚下的音樂，文晏不想那麽做，不想讓自己的電影塞滿情緒出現在觀眾面前，被追問原因，她淡淡地答，不該去消費那些人的苦難。

單看外表，導演文晏給人一種很柔弱的錯覺，瘦而高，北京的空氣稍有不好，她一直有的咳嗽就加重了，以至於聲音裡帶一點兒沙啞，但語氣一直和緩輕慢。

早在金馬獎之前，這部電影已經獲得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提名。國外媒體不會揪住她問電影為什麽拍得如此克制。「這其實是特別中國的一個問題。因為真正的藝術電影，絕大多數優秀的作品都是克制的，電影表達本身就是克制的，只有垃圾電影才會煽情和宣泄。」

文晏對煽情一直保持著十足的警惕，《嘉年華》剪輯的時候，剪輯師楊紅雨嘗試「用一種傳統影片比較順暢的方式剪出來」，但是後來文晏把多余的氣口和鏡頭遊動全都剪掉了。「畫面變得很幹脆、利落，只要說完了要說的東西，剩下的馬上就剪掉了，沒有一點多余。我覺得她就是要這種冷靜和點到為止，一點抒情、一點煽的東西都不要。」

作曲文子第一次看樣片時，他的孩子剛出世不久，電影裡小文的遭遇讓他覺得心疼。文子有感而發寫了幾段音樂發給文晏，但統統被斃掉了，「大概是太溫暖」。過了幾天，文晏突然和他說，有一段音樂放在結尾特別合適——影片最後，女孩小米選擇出逃，走向未知，反復比對取舍之後，文晏覺得這時出現情緒才是恰當的。

克制之美

這份克制，懂得的人會知道它的好。但對於習慣了在爆米花電影中找尋刺激的普通觀眾而言，靜水流深的表達太寡淡，太不刺激了。11月底，在單向街主辦的一場名為「沒有永遠的旁觀者」的沙龍中，影片中飾演父親的耿樂不無激動地說：「如果我們習慣吃那些加了很多味精、佐料、食品添加劑的食物，突然給妳吃特別本真的東西，妳當然會覺得怎麽那麽索然無味。這是我們的舌頭，我們的感官，已經被這些低端的娛樂電影所洗腦了。」

文晏特別認同耿樂的說法，但沒有表露出多余的憤怒。藝術電影從來不容易，做出來也未見得有什麽切實的回饋。文晏很清楚，一部藝術電影的力量也許本就沒有多大，但她仍然極力捍衛自己心中好電影應有的體面：「其實沒什麽好驚訝的，本來就該是這樣子的，不同的東西會有分寸的區別，但是沒有一個電影說是通過宣泄達到了藝術的高度，從來沒有過。」

在藝術選擇上，她反感情緒化的表達；在現實生活中，她也懷疑情緒的意義。拍攝《嘉年華》的初衷也與此有關，創作劇本期間，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幼女被性侵的新聞出現，大家在朋友圈裡都很憤怒，但也只有憤怒而已，轉發之後，沒事了，心安理得了。前一秒是憤怒，後一秒可能就是美食和自拍。

選擇「嘉年華」作為片名也有這層意思：「我們生活在一個嘉年華似的時代，無比光鮮，無比喧囂，整日忙著從一個派對趕往另一個派對，光鮮背後的人和事會有多少人關註？」文晏覺得，情緒之外，還應該為那些不能發聲的孩子們做些什麽。

耿樂形容自己看完劇本的第一感受，拿手比著脖子，「氣得都到這兒了」。他說他當時就在想，一定要去見一下這個導演，看看對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結果認識之後才發現，文晏特別安靜，甚至說話都不會大聲，但內心堅定又有力量。

跟《嘉年華》呈現出的克制疏離一樣，文晏的氣質中自帶一份清冷，骨子裡有她自己的東西，做了10年藝術電影，她已經很堅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她的搭檔、剪輯師楊紅雨形容，文晏是那種表面上看上去柔柔弱弱，「但她骨子裡其實是相當硬的，就是很堅持自己，她不會用一種特別激烈的表達去堅持，她會很客氣，但是不會動搖自己一些根兒上的東西，不會輕易被左右」。

圈子內外

當導演，文晏並非是科班出身，大學在美國學平面設計和藝術史，接觸電影全因興趣，那時她經常穿梭在林肯中心和紐約現代博物館，那些地方收藏了大量的藝術電影，會定期舉辦放映活動。這是文晏生命中一段精神世界特別豐沛滿足的日子。

進入電影圈時，「當導演」還是一件很有門檻的事，行業遠不像今天這般浮躁功利，文晏只能從基礎的跟組、寫劇本學起。「那時大家不會說我要當導演，（現在）小孩都可以說這話。」

2007年，她有了自己擔任獨立制片的第一部作品《夜車》，當時刁亦男也是導演新手。文晏憑借巨大的閱片量練就了藝術直覺，從服裝到攝影，從拍攝手法到呈現方式，都給過刁亦男不少建議，也親自參與剪輯。和傳統制片人更關註演員陣容、制作規模、片子的商業屬性不同，文晏的心思和精力，更多放在了支持導演加心無旁騖的創作上。

接下來再度合作《白日焰火》，8年時間經歷波折無數，但文晏一直「不離不棄」。刁亦男曾在采訪中透露，作為制片人的文晏，到後來對拍攝素材熟悉得可以不看畫面就剪。

2014年，《白日焰火》一舉拿下柏林電影節最高獎金熊獎及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成為當年最受關註的華語電影。

進入電影的圈子，拍片、拿獎、名利雙收幾乎成了大家默認的邏輯。某種意義上說，文晏直接參與構築了中國電影的另一副面孔，但她本人卻極其看淡「圈子」。

合作《牛郎織女》的導演尹麗川說，差不多10年前，一群玩獨立電影的朋友組織過一個叫「火鉤」的團體，遇到電影節，文藝青年相互取暖，大家一起組織party，文晏永遠是聚會上最安靜的那個，話少，只是特別溫柔地笑。

大部分時候，文晏習慣保持自己的疏離，同為制片人的戢二衛說起文晏，「很難約，即使約出來也只吃芳草地樓下的沙拉」。她是嘈雜混亂之中懂得自持的人，市場再怎麽狂飆，她內心很篤定的一個念頭是：「做電影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

戢二衛提到，文晏和刁亦男兩人有個共同的地方：《白日焰火》名利雙收後，兩個人都跟消失了似的，圈子裡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麽。「《白日焰火》在柏林拿的獎分量那麽重，有不少人想找他倆掛名做監制和策劃，給他們個過路錢，這在電影圈裡太慣常了，但他們一次都沒這樣做，沒用自己的聲名去收割什麽。」

表達

制片人的經歷練就了文晏的決斷和鎮靜，2013年，她編劇並導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水印街》，題材原因，該片並未在國內公映。觀察一位導演的格局和風格，最好的窗口也許就是她的處女作。文晏拿劇本給女主演何文超看的時候，對方驚訝於一個看上去柔柔弱弱、「能把棉襖穿得特別阿娜」的女導演，試圖借助一個愛情故事的殼兒，講述生存於當下社會的禁忌和邊界。影片講述了一對年輕戀人的故事，有著特殊職業的女孩和男孩一次偶遇，兩人卷入一場紛爭，生活從此徹底改變。

「就好像說兩個孩子在路上玩，不小心踩到一個什麽讓他們受傷的東西，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是那個東西的錯，可它就造成了傷害。」何文超說，文晏的作品跟她本人一樣，她並不是一個激烈的人，從《水印街》到《嘉年華》，文晏一直保持著觀察和審視的姿態，在電影上，她欣賞「詩意的留白」，不會輕易做什麽判斷。

生活中的文晏是一個腦子停不下來的人，電影是她表達的出口。《水印街》最初的靈感是城市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攝像頭，窺伺無處不在，人的隱私邊界在哪裡？而《嘉年華》劇本誕生的原因是她從微信朋友圈中感受到一種旁觀者的無力感。「以前還得回家打開電視才能看到新聞，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麽。現在妳拿著手機，隨時隨地都在目睹著幾十件、上百件事。我們是旁觀者，但我們在做什麽？我們在轉發微博、微信，下一分鐘我們又在轉發晚餐。我們到底在起什麽樣的作用，我們是在消費這些事件嗎？我們是在消費別人的苦難嗎？」

和主持人陳曉楠的對談中，文晏說起自己時常會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一種「熟悉事物裡的荒謬感」，在《嘉年華》中，她借耿樂之口問了一句「那公道呢」，算是對所有「熟悉的荒謬」做出了自己的一番回擊。

文晏心中疑惑的都是大命題。有時候她覺得這個時代離真相非常遠：「我小時候覺得真相是很簡單的，現在真相是最令我迷惑的東西，可能是我一輩子無法了解的東西。」從《水印街》到《嘉年華》，關於「真相」的討論貫穿始終，攝像頭下的窺伺，收音機裡的新聞，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她希望觀眾能通過電影，去思考這些跟時代與自身都息息相關的命題。

韌性

踐行這些思考並不容易，在一個高度娛樂化的時代，嚴肅和理智從來不受歡迎。《嘉年華》拍得辛苦，開拍第四天，由於制片組的一個小事故，文晏摔傷了。

第二天，錄音師張陽琢磨著是不是可以放假，因為大家都說導演前一天去醫院了。但到了片場，文晏除了活動少點兒，其余完全跟平常一樣。張陽本來以為沒事，結果三四天之後，大家無意中閑聊，才知道文晏摔斷了肋骨。張陽說，從開拍第三天一直到殺青，除了幾個關係親近的，好多人從頭到尾都不曉得文晏是帶著護具在工作。

當時楊紅雨正好過去探班，「腰上裹著固定的那個東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妳也看不到她怎麽委屈啊。她不會說哎喲，我太疼了什麽的。她也沒有特別說，啊，妳們都不用管我什麽的，我沒事兒，她也不會說這種話。」這是楊紅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別硬的東西，她不會給自己找什麽借口，「在現場就跟沒這事一樣，該做什麽做什麽，她那個韌性特別大。」

合作多年，楊紅雨已經習慣了文晏骨子裡不同於外表的韌性，《嘉年華》的剪輯過程中，她至少被文晏弄崩潰過三次。楊紅雨合作過的大部分導演都是把握整體方向，具體細節留給剪輯師處理，但文晏經常會在家裡動手剪一剪片子。楊紅雨彎曲起兩手的食指來回點著，模仿文晏的樣子，「就一點點挪來挪去的，一板一眼，像小孩一樣摸索。」

「有好幾次我都已經覺得八九不離十了，這版挺舒服的，整個節奏都挺好，再有點小改動就可以了。但她會自己在家悄悄動，等過了一個多星期，我再來看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了，又變成了一個新的東西……」

這樣的剪輯後來得到了國際知名電影學者裴開瑞 (Chris Berry) 的肯定：「我完全被它的對話以及情節抓住了，它的臺詞中沒有任何廢話讓我感到無趣，它的主題也在影片的剪輯後得以完整體現，它是一部特別特別精致的影片。」

在楊紅雨看來，文晏永遠處在一個不滿意的狀態中，不滿意吧，她也不抓狂，韌勁兒在骨頭裡的人，永遠是個行動派。楊紅雨記得，片子當時送到法國做混錄，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須把畫面剪定，結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國的前兩天，文晏還和她又改了一個鏡頭。

到了片子首映的時候，楊紅雨看完，發現文晏竟然又對片子做了一些小調整。「妳可以想象，這個片子只要還沒進電影院，她到最後一刻都在改。」

回響

金馬獎和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多多少少幫助了《嘉年華》的票房，最終數字是2200多萬，對藝術片而言，差不多可以算個好結果。

文晏倒不糾結這些，她又說起早些年在美國學習的日子：「當時的一部入門電影應該算是《四百擊》了，今天大家還會經常提起，非常震撼，非常喜歡，然後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一系列電影，老祖母瓦爾達如何自由穿梭於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還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羅西里尼和後來的費里尼、安東尼奧尼，還有天馬行空的佈努埃爾，等等，所有這些人都不斷地在告訴妳，電影是特別神奇的一個東西，對，太神奇了。」采訪的大部分時候，文晏都保持了十足的平靜，但說起與那些與偉大電影邂逅的瞬間，眼睛裡是帶著光的。

但以莊重和思考為美的古典時代早就結束了，一部現實題材的電影所能帶來的回響，在眼下這個時代的嘉年華中，註定會被許多喧囂稀釋和掩蓋。

時代的急切和淺薄時常讓文晏心驚，路演中很多媒體的提問讓她感覺哭笑不得。「有的采訪就直接說，導演，請妳解讀妳電影中的這五句臺詞。我說我為什麽要去解讀，那我做電影幹嗎？妳說妳如果長在60年代，妳看伯格曼的電影，妳可能說伯格曼妳跟我解釋一下妳這句臺詞是什麽意思嗎？」

她希望電影能夠一如既往帶來思考和心靈的交流，但是如今，倒越來越像一門需要沿街叫賣的生意，這讓她心痛。

《人物》采訪的前一天，《嘉年華》在視頻網站上線，文晏有點無奈地笑：「全是各種彈幕，這真的是太奇怪的一個事情了。」

這不該是藝術片的欣賞方式。文晏拿《嘉年華》的聲音舉例，張陽是個很有想法的錄音師，和她經常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但兩人爭論磨合之後，最終聲音的效果特別好。

「我們花幾個月的時間做聲音，混錄混了三個星期，每天一場戲一場戲地去混，海的聲音，風的聲音，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在幫助敘事，幫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緒。」但今天，中國觀眾基本不具備欣賞這種質感的能力。「爛片太多了，他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些東西，他習慣聽那種沒有質感的、空的、一下子壓過來的聲音。」

——會覺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負了嗎？

聽到這個問題，文晏稍微停頓了一下，臉上轉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這是中國的一個現狀，我沒覺得被辜負，是觀眾辜負自己，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是可以給人生帶來美好的，他們完全享受不到，也體會不到電影的價值。」

力量

影像世界切換回現實世界，沒有英雄的年代，能夠獨立思考、頭腦清楚的人，就是文晏眼中的英雄。給《嘉年華》勘景期間，文晏有一次碰到一個八九歲的女孩獨自玩耍，身邊什麽人都沒有。她忍不住問，小姑娘回答說，因為爸爸媽媽都在幹活，他們從外地來打工，「這個小女孩完全不設防地跟著我們，跟我們聊天，她剛剛從外地轉學來到這個城市，我就會特別擔心，就想幸虧是我們，如果換了別人怎麽辦？」

後來文晏再回到同一個地方時，兩次都沒有看見小女孩，擔心得不行，跑到那一片的房子裡去問，終於找到了小女孩的媽媽，說是她爸爸帶她出去了——文晏懸著的心，這才算放下來。同時她也在想，這些父母一直打工、缺乏陪伴的孩子，他們的成長是什麽樣子，是不是能夠得到很好的教育？在人人都心安理得地當一個旁觀者的時候，文晏希望借助電影讓作為旁觀者的每個人思考一下自己所承擔的責任。

11月底，《嘉年華》在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小劇場做了一次放映活動。崔永元說自己看片子的時候，覺得導演是一個很絕望的人，對現實不太抱有希望。他問文晏：妳覺得這個世界能變好嗎？

文晏回答說，自己應該算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我覺得真正的悲觀主義者，都帶有一絲絲樂觀，也就是我們在做事的時候，都帶有一絲希望。」

文晏從不迷信一夜之間的改變。「我覺得我們只能去做，只能寄希望妳做了，然後會有更多的人去做，改變我覺得都是一點點帶來的，它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一夜之間發生的改變都是災難性的。」

她更信奉生長的力量。這次挑選的兩位小演員給了她特別多的鼓舞，她想自己12歲的時候，什麽都不懂，但現在的孩子，能夠把握得很好。她也觀察周圍朋友們的孩子：「那些真正把孩子當成一個人來對待的父母，他們的孩子都成長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們不去禍害他們，不去教給他們特別愚蠢的東西，這些孩子都是有希望的。」

說到這些時，文晏的韌勁兒一下子顯現出來：「妳就得一點點做啊，我也做不了更大的事情，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做了一點，那這個改變就是可觀的，所以就不能患得患失，妳就是做了，妳希望說看過我電影的這幾十萬觀眾裡面有幾萬他們做了改變，那這就是進步，這就是往前走的惟一方式。」

文晏敬佩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她接觸了不少律師、公益人士、誌願團體，現實常常讓人無力，但同樣只有現實，才能給出真正的力量。在另一場活動上，文晏說了這麽一段話：「我覺得要正視現實，這種無力感是現實生活給我們的。我不會覺得超人給我力量，反而看到這些真實的人在那樣的境遇下，性格中還有一點不服輸的東西，有一點點的掙紮，一點點的努力，這個反而給我力量。」

奧迪說：

始終拍攝文藝片的文晏對電影商業市場並不關註，她是溫柔而堅定的女性電影人，捕捉更具現實感的好故事的同時，也收獲了尊重和榮譽。

【華發網根據人物周刊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