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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晏:做電影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

文晏:做電影是一件很有尊嚴的事 

最佳導演

2017年11月金馬獎頒獎現場,嘉賓曾誌偉宣最佳導演獲獎者為文晏時,現場同步播出給她的頒獎詞是:《嘉年華》是文晏的第二部導演作品,電影描述了樁未成年少女性侵案,目擊者同為少女,鏡頭捕捉了被無力感層層包挾的青春,冷靜而不煽情的批判,反而更深烙人心。

與金馬獎幾乎同步,北京曝出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輿論場連續幾天發酵出排山倒海的憤怒,受此影響,許多人把《嘉年華》比作中國版的《熔爐》。

但事實上,很多抱著看場中國版《熔爐》沖進電影院的觀眾大約會失望,《嘉年華》呈現的是種中國大銀幕上很少出現的極簡和克制,沒有讓人抓心撓肝的臺詞,沒有讓人恨得牙癢癢的反派,沒有大段飽滿又催人淚下的音樂,文晏不想那麽做,不想讓自己的電影塞滿情緒出現在觀眾面前,被追問原因,她淡淡地答,不該去消費那些人的苦難。

單看外表,導演文晏給人種很柔弱的錯覺,瘦而高,北京的空氣稍有不好,她直有的咳嗽就加重了,以至於聲音點兒沙啞,但語氣直和緩輕慢。

早在金馬獎之前,這部電影已經獲得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提名。國外媒體不會揪住她問電影為什麽拍得如此克制。「這其實是特別中國的個問題。因為真正的藝術電影,絕大多數優秀的作品都是克制的,電影表達本身就是克制的,只有垃圾電影才會煽情和宣泄。」

文晏對煽情直保持著十足的警惕,《嘉年華》剪輯的時候,剪輯師楊紅雨嘗試「用種傳統影片比較順暢的方式剪出來」,但是後來文晏把多余的氣口和鏡頭遊動全都剪掉了。「畫面變得很幹脆、利落,只要說完了要說的東西,剩下的馬上就剪掉了,沒有點多余。我覺得她就是要這種冷靜和點到為止,點抒情、點煽的東西都不要。」

作曲文子第次看樣片時,他的孩子剛出世不久,電影小文的遭遇讓他覺得心疼。文子有感而發寫了幾段音樂發給文晏,但統統被斃掉了,「大概是太溫暖」。過了幾天,文晏突然和他說,有段音樂放在結尾特別合適——影片最後,女孩小米選擇出逃,走向未知,反復比對取舍之後,文晏覺得這時出現情緒才是恰當的。

克制之美

這份克制,懂得的人會知道它的好。但對於習慣了在爆米花電影中找尋刺激的普通觀眾而言,靜水流深的表達太寡淡,太不刺激了。11月底,在單向街主辦的場名為「沒有永遠的旁觀者」的沙龍中,影片中飾演父親的耿樂不無激動地說:「如果我們習慣吃那些加了很多味精、佐料、食品添加劑的食物,突然給妳吃特別本真的東西,妳當然會覺得怎麽那麽索然無味。這是我們的舌頭,我們的感官,已經被這些低端的娛樂電影所洗腦了。」

文晏特別認同耿樂的說法,但沒有表露出多余的憤怒。藝術電影從來不容易,做出來也未見得有什麽切實的回饋。文晏很清楚,部藝術電影的力量也許本就沒有多大,但她仍然極力捍衛自己心中好電影應有的體面:「其實沒什麽好驚訝的,本來就該是這樣子的,不同的東西會有分寸的區別,但是沒有個電影說是通過宣泄達到了藝術的高度,從來沒有過。」

在藝術選擇上,她反感情緒化的表達;在現實生活中,她也懷疑情緒的意義。拍攝《嘉年華》的初衷也與此有關,創作劇本期間,每隔段時間,就有幼女被性侵的新聞出現,大家在朋友圈都很憤怒,但也只有憤怒而已,轉發之後,沒事了,心安理得了。前秒是憤怒,後秒可能就是美食和自拍。

選擇「嘉年華」作為片名也有這層意思:「我們生活在個嘉年華似的時代,無比光鮮,無比喧囂,整日忙著從個派對趕往另個派對,光鮮背後的人和事會有多少人關註?」文晏覺得,情緒之外,還應該為那些不能發聲的孩子們做些什麽。

耿樂形容自己看完劇本的第感受,拿手比著脖子,「氣得都到這兒了」。他說他當時就在想,定要去見下這個導演,看看對方到底是個怎樣的人。結果認識之後才發現,文晏特別安靜,甚至說話都不會大聲,但內心堅定又有力量。

跟《嘉年華》呈現出的克制疏離樣,文晏的氣質中自帶份清冷,骨子有她自己的東西,做了10年藝術電影,她已經很堅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她的搭檔、剪輯師楊紅雨形容,文晏是那種表面上看上去柔柔弱弱,「但她骨子其實是相當硬的,就是很堅持自己,她不會用種特別激烈的表達去堅持,她會很客氣,但是不會動搖自己些根兒上的東西,不會輕易被左右」。

圈子內外

當導演,文晏並非是科班出身,大學在美國學平面設計和藝術史,接觸電影全因興趣,那時她經常穿梭在林肯中心和紐約現代博物館,那些地方收藏了大量的藝術電影,會定期舉辦放映活動。這是文晏生命中段精神世界特別豐沛滿足的日子。

進入電影圈時,「當導演」還是件很有門檻的事,行業遠不像今天這般浮躁功利,文晏只能從基礎的跟組、寫劇本學起。「那時大家不會說我要當導演,(現在)小孩都可以說這話。」

2007年,她有了自己擔任獨立制片的第部作品《夜車》,當時刁亦男也是導演新手。文晏憑借巨大的閱片量練就了藝術直覺,從服裝到攝影,從拍攝手法到呈現方式,都給過刁亦男不少建議,也親自參與剪輯。和傳統制片人更關註演員陣容、制作規模、片子的商業屬性不同,文晏的心思和精力,更多放在了支持導演加心無旁騖的創作上。

接下來再度合作《白日焰火》,8年時間經歷波折無數,但文晏直「不離不棄」。刁亦男曾在采訪中透露,作為制片人的文晏,到後來對拍攝素材熟悉得可以不看畫面就剪。

2014年,《白日焰火》舉拿下柏林電影節最高獎金熊獎及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成為當年最受關註的華語電影。

進入電影的圈子,拍片、拿獎、名利雙收幾乎成了大家默認的邏輯。某種意義上說,文晏直接參與構築了中國電影的另副面孔,但她本人卻極其看淡「圈子」。

合作《牛郎織女》的導演尹麗川說,差不多10年前,群玩獨立電影的朋友組織過個叫「火鉤」的團體,遇到電影節,文藝青年相互取暖,大家起組織party,文晏永遠是聚會上最安靜的那個,話少,只是特別溫柔地笑。

大部分時候,文晏習慣保持自己的疏離,同為制片人的戢二衛說起文晏,「很難約,即使約出來也只吃芳草地樓下的沙拉」。她是嘈雜混亂之中懂得自持的人,市場再怎麽狂飆,她內心很篤定的個念頭是:「做電影是件很有尊嚴的事。」

戢二衛提到,文晏和刁亦男兩人有個共同的地方:《白日焰火》名利雙收後,兩個人都跟消失了似的,圈子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麽。「《白日焰火》在柏林拿的獎分量那麽重,有不少人想找他倆掛名做監制和策劃,給他們個過路錢,這在電影圈太慣常了,但他們次都沒這樣做,沒用自己的聲名去收割什麽。」

表達

制片人的經歷練就了文晏的決斷和鎮靜,2013年,她編劇並導演了自己的第部長片《水印街》,題材原因,該片並未在國內公映。觀察位導演的格局和風格,最好的窗口也許就是她的處女作。文晏拿劇本給女主演何文超看的時候,對方驚訝於個看上去柔柔弱弱、「能把棉襖穿得特別阿娜」的女導演,試圖借助個愛情故事的殼兒,講述生存於當下社會的禁忌和邊界。影片講述了對年輕戀人的故事,有著特殊職業的女孩和男孩次偶遇,兩人卷入場紛爭,生活從此徹底改變。

「就好像說兩個孩子在路上玩,不小心踩到個什麽讓他們受傷的東西,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是那個東西的錯,可它就造成了傷害。」何文超說,文晏的作品跟她本人樣,她並不是個激烈的人,從《水印街》到《嘉年華》,文晏直保持著觀察和審視的姿態,在電影上,她欣賞「詩意的留白」,不會輕易做什麽判斷。

生活中的文晏是個腦子停不下來的人,電影是她表達的出口。《水印街》最初的靈感是城市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攝像頭,窺伺無處不在,人的隱私邊界在哪?而《嘉年華》劇本誕生的原因是她從微信朋友圈中感受到種旁觀者的無力感。「以前還得回家打開電視才能看到新聞,知道世界上發生了什麽。現在妳拿著手機,隨時隨地都在目睹著幾十件、上百件事。我們是旁觀者,但我們在做什麽?我們在轉發微博、微信,下分鐘我們又在轉發晚餐。我們到底在起什麽樣的作用,我們是在消費這些事件嗎?我們是在消費別人的苦難嗎?」

和主持人陳曉楠的對談中,文晏說起自己時常會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到種「熟悉事物的荒謬感」,在《嘉年華》中,她借耿樂之口問了句「那公道呢」,算是對所有「熟悉的荒謬」做出了自己的番回擊。

文晏心中疑惑的都是大命題。有時候她覺得這個時代離真相非常遠:「我小時候覺得真相是很簡單的,現在真相是最令我迷惑的東西,可能是我輩子無法了解的東西。」從《水印街》到《嘉年華》,關於「真相」的討論貫穿始終,攝像頭下的窺伺,收音機的新聞,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她希望觀眾能通過電影,去思考這些跟時代與自身都息息相關的命題。

韌性

踐行這些思考並不容易,在個高度娛樂化的時代,嚴肅和理智從來不受歡迎。《嘉年華》拍得辛苦,開拍第四天,由於制片組的個小事故,文晏摔傷了。

第二天,錄音師張陽琢磨著是不是可以放假,因為大家都說導演前天去醫院了。但到了片場,文晏除了活動少點兒,其余完全跟平常樣。張陽本來以為沒事,結果三四天之後,大家無意中閑聊,才知道文晏摔斷了肋骨。張陽說,從開拍第三天直到殺青,除了幾個關係親近的,好多人從頭到尾都不曉得文晏是帶著護具在工作。

當時楊紅雨正好過去探班,「腰上裹著固定的那個東西,疼得都不行了,但是,妳也看不到她怎麽委屈啊。她不會說哎喲,我太疼了什麽的。她也沒有特別說,啊,妳們都不用管我什麽的,我沒事兒,她也不會說這種話。」這是楊紅雨眼中文晏身上特別硬的東西,她不會給自己找什麽借口,「在現場就跟沒這事樣,該做什麽做什麽,她那個韌性特別大。」

合作多年,楊紅雨已經習慣了文晏骨子不同於外表的韌性,《嘉年華》的剪輯過程中,她至少被文晏弄崩潰過三次。楊紅雨合作過的大部分導演都是把握整體方向,具體細節留給剪輯師處理,但文晏經常會在家動手剪剪片子。楊紅雨彎曲起兩手的食指來回點著,模仿文晏的樣子,「就點點挪來挪去的,眼,像小孩樣摸索。」

「有好幾次我都已經覺得八九不離十了,這版挺舒服的,整個節奏都挺好,再有點小改動就可以了。但她會自己在家悄悄動,等過了個多星期,我再來看的時候已經面目全非了,又變成了個新的東西……」

這樣的剪輯後來得到了國際知名電影學者裴開瑞 (Chris Berry) 的肯定:「我完全被它的對話以及情節抓住了,它的臺詞中沒有任何廢話讓我感到無趣,它的主題也在影片的剪輯後得以完整體現,它是部特別特別精致的影片。」

在楊紅雨看來,文晏永遠處在個不滿意的狀態中,不滿意吧,她也不抓狂,韌勁兒在骨頭的人,永遠是個行動派。楊紅雨記得,片子當時送到法國做混錄,日程表都排好了,在那之前必須把畫面剪定,結果就在把片子送到法國的前兩天,文晏還和她又改了個鏡頭。

到了片子首映的時候,楊紅雨看完,發現文晏竟然又對片子做了些小調整。「妳可以想象,這個片子只要還沒進電影院,她到最後刻都在改。」

回響

金馬獎和紅黃藍幼兒園事件多多少少幫助了《嘉年華》的票房,最終數字是2200多萬,對藝術片而言,差不多可以算個好結果。

文晏倒不糾結這些,她又說起早些年在美國學習的日子:「當時的部入門電影應該算是《四百擊》了,今天大家還會經常提起,非常震撼,非常喜歡,然後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系列電影,老祖母瓦爾達如何自由穿梭於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還有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羅西尼和後來的費尼、安東尼奧尼,還有天馬行空的努埃爾,等等,所有這些人都不斷地在告訴妳,電影是特別神奇的個東西,對,太神奇了。」采訪的大部分時候,文晏都保持了十足的平靜,但說起與那些與偉大電影邂逅的瞬間,眼睛是帶著光的。

但以莊重和思考為美的古典時代早就結束了,部現實題材的電影所能帶來的回響,在眼下這個時代的嘉年華中,註定會被許多喧囂稀釋和掩蓋。

時代的急切和淺薄時常讓文晏心驚,路演中很多媒體的提問讓她感覺哭笑不得。「有的采訪就直接說,導演,請妳解讀妳電影中的這五句臺詞。我說我為什麽要去解讀,那我做電影幹嗎?妳說妳如果長在60年代,妳看伯格曼的電影,妳可能說伯格曼妳跟我解釋下妳這句臺詞是什麽意思嗎?」

她希望電影能夠如既往帶來思考和心靈的交流,但是如今,倒越來越像門需要沿街叫賣的生意,這讓她心痛。

《人物》采訪的前天,《嘉年華》在視頻網站上線,文晏有點無奈地笑:「全是各種彈幕,這真的是太奇怪的個事情了。」

這不該是藝術片的欣賞方式。文晏拿《嘉年華》的聲音舉例,張陽是個很有想法的錄音師,和她經常有意見不致的地方,但兩人爭論磨合之後,最終聲音的效果特別好。

「我們花幾個月的時間做聲音,混錄混了三個星期,每天場戲場戲地去混,海的聲音,風的聲音,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在幫助敘事,幫助塑造人物和她的情緒。」但今天,中國觀眾基本不具備欣賞這種質感的能力。「爛片太多了,他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些東西,他習慣聽那種沒有質感的、空的、下子壓過來的聲音。」

——會覺得自己的辛苦被辜負了嗎?

聽到這個問題,文晏稍微停頓了下,臉上轉而有了坦然的神色:「不,這是中國的個現狀,我沒覺得被辜負,是觀眾辜負自己,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是可以給人生帶來美好的,他們完全享受不到,也體會不到電影的價值。」

力量

影像世界切換回現實世界,沒有英雄的年代,能夠獨立思考、頭腦清楚的人,就是文晏眼中的英雄。給《嘉年華》勘景期間,文晏有次碰到個八九歲的女孩獨自玩耍,身邊什麽人都沒有。她忍不住問,小姑娘回答說,因為爸爸媽媽都在幹活,他們從外地來打工,「這個小女孩完全不設防地跟著我們,跟我們聊天,她剛剛從外地轉學來到這個城市,我就會特別擔心,就想幸虧是我們,如果換了別人怎麽辦?」

後來文晏再回到同個地方時,兩次都沒有看見小女孩,擔心得不行,跑到那片的房子去問,終於找到了小女孩的媽媽,說是她爸爸帶她出去了——文晏懸著的心,這才算放下來。同時她也在想,這些父母直打工、缺乏陪伴的孩子,他們的成長是什麽樣子,是不是能夠得到很好的教育?在人人都心安理得地當個旁觀者的時候,文晏希望借助電影讓作為旁觀者的每個人思考下自己所承擔的責任。

11月底,《嘉年華》在中國傳媒大學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小劇場做了次放映活動。崔永元說自己看片子的時候,覺得導演是個很絕望的人,對現實不太抱有希望。他問文晏:妳覺得這個世界能變好嗎?

文晏回答說,自己應該算是個悲觀主義者。「但我覺得真正的悲觀主義者,都帶有絲絲樂觀,也就是我們在做事的時候,都帶有絲希望。」

文晏從不迷信夜之間的改變。「我覺得我們只能去做,只能寄希望妳做了,然後會有更多的人去做,改變我覺得都是點點帶來的,它不是夜之間發生的,夜之間發生的改變都是災難性的。」

她更信奉生長的力量。這次挑選的兩位小演員給了她特別多的鼓舞,她想自己12歲的時候,什麽都不懂,但現在的孩子,能夠把握得很好。她也觀察周圍朋友們的孩子:「那些真正把孩子當成個人來對待的父母,他們的孩子都成長得非常好。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我們不去禍害他們,不去教給他們特別愚蠢的東西,這些孩子都是有希望的。」

說到這些時,文晏的韌勁兒下子顯現出來:「妳就得點點做啊,我也做不了更大的事情,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做了點,那這個改變就是可觀的,所以就不能患得患失,妳就是做了,妳希望說看過我電影的這幾十萬觀眾面有幾萬他們做了改變,那這就是進步,這就是往前走的惟方式。」

文晏敬佩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她接觸了不少律師、公益人士、誌願團體,現實常常讓人無力,但同樣只有現實,才能給出真正的力量。在另場活動上,文晏說了這麽段話:「我覺得要正視現實,這種無力感是現實生活給我們的。我不會覺得超人給我力量,反而看到這些真實的人在那樣的境遇下,性格中還有點不服輸的東西,有點點的掙紮,點點的努力,這個反而給我力量。」

奧迪說:

始終拍攝文藝片的文晏對電影商業市場並不關註,她是溫柔而堅定的女性電影人,捕捉更具現實感的好故事的同時,也收獲了尊重和榮譽。

華發網根據人物周刊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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