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聞】永遠懷念康冀民大使

康冀民（上圖左二、下圖中）與張祥霖、蔡思聰、劉錫蓀、張 喻、冼為鏗等參觀大三巴和媽閣廟。

加入國際組織是衡量一個國家、地區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標誌，也是該國家或地區受到國際上廣泛認同的重要標誌。

為澳門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加入有關國際組織

在《中葡聯合聲明》中規定：“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澳門’的名義發表意見。對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參加。”

在十二年過渡期中，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就對澳門已加入的國際組織進行審議，對未加入和有可能加入的國際組織，積極推動其加入。過渡期內，澳門先後加入有關國際組織共三十八個。重要的有關貿總協定、國際海事組織、世界旅遊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亞太經濟與社會理事會、國際航空協定、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國際奧林匹克理事會、國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等。還確定了兩個國際公約適用於澳門：一個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個是《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澳門參加上述國際組織，為開展國際交往和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礎，為澳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保護澳門公產不變為私產

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祖國、政權交接，是葡萄牙共和國政府把澳門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不是澳葡政府交給當地澳門人的交接。政權交接包括：財產、財務、檔案等完整的交接；而且葡萄牙離開澳門時，不能給特區政府留下債務。也就是說澳葡政府所有的土地、公共建築、各政府部門的所有辦公設備，以及以政府名義經營或參股的企業，都必須完整無缺地移交給中國政府。

由於《中葡聯合聲明》規定保障私人財產，如果在一九九九年回歸前，澳葡政府把有些財產出售給葡萄牙私人機構，我國收回澳門時，這些資產雖在澳門，但不能歸特區所有。因此，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正式進駐澳門後，特別關注這方面問題。例如：澳葡政府一度曾想將當時政府公務員居住的宿舍樓房七百多套，出賣給葡國一家私營公司。中方發現後，進行交涉並及時制止，保護了公產不被私有。

批地問題——為澳門特區政府留下一筆儲備金

《中葡聯合聲明》中規定：“澳門葡萄牙政府從新批和續批土地契約中所得的各項收入，在扣除開發土地平均成本後，由澳門葡萄牙政府和日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平分。屬於澳門葡萄牙政府所得的全部土地收入，包括上述扣除的款項，用於澳門土地開發和公共工程。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土地收入，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儲備基金，存入澳門註冊的銀行。”

過去，澳葡政府每年從批地中獲得大筆收入，大多用於建一些與澳門居民生計不密切的項目上。進入過渡期後，要按《聯合聲明》執行。在《聯合聲明》公佈前，澳葡政府就採取突擊批地和允許有的項目以免開投標方式批出。進入過渡期後，由中葡土地小組代表兩國政府，處理澳門土地契約及有關事項等土地問題。

《聯合聲明》中規定，批地“每年限於二十公頃”，後來土地小組根據澳葡政府建議，在一九八九年，改為四十三公頃。在中方土地小組監察下，批出的土地都用來進行有益於澳門社會繁榮穩定的建設項目，如：國際機場、九澳深水碼頭、港澳新口岸、垃圾焚化爐、由半島到氹仔及機場的第二座大橋、改造葡京酒店前的廣場等，這些項目都是澳門實際需要的，對發展澳門經濟、改善環境衛生等起到了良好作用。

把數百年來都由澳葡政府批地方式，改為公開拍賣競投批地的做法，提高了批地透明度，增加了批地收入。另外，還訂出了土地基金投資和管理辦法。截至一九九八年底，土地基金本息共八十四億澳門元，給澳門特區政府留下一筆非常寶貴的儲備金。

建設澳門國際機場   架起一座空中橋樑

澳門以前沒有機場，空運必須借助香港機場，這種狀況限制了澳門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

葡方向中方提出過三次建議，在澳門建設國際機場，中央政府都積極回應“支持”。但在機場建設中幾經波折。一開始，中方有些單位不解，澳門建國際機場，為甚麼要由澳葡政府負責，而不是由中國民航總局負責？

康大使解釋說：“澳門將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在過渡期間，仍由澳葡政府負責管理。如果有需要中方協助辦的事宜，將通過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進行，磋商解決。”在以後的磋商會議，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視情況和根據需要，邀請國內有關單位，作為聯絡小組的顧問列席會議。

第二，建機場方案問題，葡方提出在海中打樁建跑道，最後經多方調查研究，確定用砂石填海建跑道的方案。

第三，澳門有無必要建國際機場？中方有的單位對建澳門機場提出異議：認為沒必要在澳門建國際機場，因為香港有國際機場，周邊廣州、深圳、珠海都有機場，不必在這樣近的地方重複建設。而且澳門與珠海相連，澳門機場離珠海市區較近，飛機起飛、降落噪音大，會影響珠海市民生活，甚至會影響深圳機場的客源。還有人認為澳門機場是私人機場，不應支持建設。在有相當阻力的情況下，澳門國際機場開始動工建設了。

第四，在機場建設工程進行中，又遇到了供砂不及時的問題，影響了工程進展。第五，在工程進行過程中，由於物價上漲等因素，原來的預算不夠，需要追加投資，又發生了資金問題。

民航條文列基本法

中方有人認為“澳門機場是個無底洞”，不知要投入多少資金才能建成。有人提出“三不政策”，即不增加投資，不為機場貸款、擔保，不買優先股等。還有人提議：把中方已入的股轉賣出去。甚至說：搞不成機場，已入股資金損失也在所不惜。對此聯絡小組針鋒相對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這種做法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是釜底抽薪。

第六，為要不要把澳門機場用原則性的法律條文列入澳門基本法，發生了爭論。在北京港澳中心召開的第六次澳門基本法全體會議上，討論這提案是否作為本次的議題。只有康冀民和澳門委員黃漢強舉手贊成，結果沒有列入本次會議的議題。這情況通過電波在澳門電視臺轉播了現場實況，澳門人看了電視，很為澳門國際機場的命運擔憂。之後，在一次分組討論時，康冀民又提到澳門機場問題，堅持應把澳門國際機場原則性的法律條文列入澳門基本法，否則將來澳門國際機場立法無依據。經過爭論和說服，才將澳門國際機場原則性法律條文列入澳門基本法。該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自行制定民用航空的各項管理制度。

支持建設澳門機場

第七，當機場要建成時，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地區商談航空協議，要成立有幾方面代表組成的“航空範本小組”，進行內部協商，取得一致意見以後，再同有關國家或地區和商議飛行之事。此時，中國民航總局提出：“不應由澳門出面談，應由民航總局與有關國家商談航空協議。”康大使指出：“中國民航總局不能包辦代替澳門去談，澳門今後實行的是‘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不屬於民航總局管理。”於是中國民航總局提出：“那我們就不參加‘航空範本小組’。”

在籌建機場的問題上，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不僅要做葡方工作，還要做好中方有關部門的工作。康大使說：即辦外交又辦內交。反覆講澳門機場建成的意義，便於澳門開展國際交往活動，促進澳門經濟發展，體現出它是高度自治的自由港。這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有積極意義。這個機場涉及到有關部門比較多，大家認識不盡相同，尤其是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還不夠。聯絡小組中方堅決執行中央的方針和政策，頂著各方壓力，大力支持澳門機場的建設。

澳機場是政治機場

由中葡兩國和澳門地區三方共同投資組成澳門第一家航空公司——澳門航空公司，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正式掛牌成立。一九九五年，聯絡小組磋商解決了澳門機場導航問題，達成了《澳臺通航協議》，這對於海峽兩岸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九日，澳門機場試航，同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通航典禮。這機場不僅成為大陸與臺灣密切聯繫的一座空中飛橋，也是中國通往葡語國家的一座空中橋樑。澳門國際機場不僅是經濟機場，而且是政治機場。

中國銀行參與發行澳門幣及澳門幣在中國內地銀行掛牌問題

澳門幣自一九○六年起至七十年代末，其發行均受葡萄牙政府的監管和控制。一九八○年澳門政府單獨成立發行機構，繼續委託葡資大西洋銀行發鈔，並確認大西洋銀行為澳門幣唯一的發鈔銀行。一百多年來，大西洋銀行一直掌握澳門幣的發鈔權。《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行使或繼續行使澳門幣的代理職能。”

發鈔體現一國兩制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三至十六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確定支持澳門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銀行掛牌，使澳門幣可以在中國內地兌換，提高了澳門幣的流通能力和地位。一九九三年，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就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參與澳門幣發行問題磋商，原來準備中銀和大西洋銀行共同發鈔，但因雙方看法相差太遠，實際操作也很困難，後經反覆磋商，於一九九四年就澳門發鈔問題達成協議。協議中規定：澳葡政府指定大西洋銀行和中國銀行，自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起，行使和繼續行使發行澳門幣的代理職能。上述兩行代理發鈔的第一期合約期限為十五年。合約期滿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根據《中葡聯合聲明》和有關法律的規定，指定代理發鈔銀行繼續行使發鈔代理的職能。中銀和大西洋銀行在第一期合約期間各自發鈔額度為百分之五十。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澳葡政府舉行兩家銀行新版澳門幣的發行儀式。中國銀行參與發行澳門幣是體現主權的象徵。允許有葡方資本的大西洋銀行在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後，繼續發行作為法定貨幣的澳門幣，這種做法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這是“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金融問題上的體現。

“東方基金會”問題

東方基金會是葡萄牙成立的非官方社團組織，它的宗旨是要與東方有關國家進行文化交流。其經費來源主要靠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提供。澳葡政府與澳門娛樂有限公司簽訂了專營合約：只允許澳門娛樂有限公司獨家在澳門經營賭業，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每年向澳葡政府交很低的稅，但要求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每年向葡萄牙的東方基金會提供經費作為回報條件。

澳門錢只能澳門用

聯絡小組中方多次提出澳門的錢只能用於澳門的建設項目，葡國的組織不能拿澳門的錢。但葡方說：“這是私人機構，不屬於政府管理。”中方指出：“這是政府行為，不是純私人機構的行為。”但澳葡政府一直拖著不予理睬。拖延多年，最後康大使提出：“凡澳葡政府簽訂的跨越一九九九年專營合約，未經中葡聯合聯絡小組認可，到一九九九年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不予承認。”這樣葡方才不得不同意。

《澳門組織章程》問題

一九一七年葡萄牙為澳門制訂了《澳門組織章程》。這作為澳門最基本、最高法律，這是澳門政治、行政、財務、立法組織的基本依據。它規定了澳門的法律地位及澳門在不抵觸葡萄牙憲法和該章程原則的情況下，享有行政、經濟、財政及立法自治權，也就是說澳門僅是“內部公權法人”。

在過渡期內將這部《澳門組織章程》翻譯過來時，葡方有人借譯名之際，把《澳門組織章程》譯為《澳門憲章》欲長期保留下來，聯絡小組中方發現後，認為這和為澳門特區政府所制訂的基本法相抵觸。於是提出在過渡期內，凡對今後回歸有影響的大原則問題，葡方均應同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磋商，並取得共識。但在這個問題上，葡方沒有和我們磋商，澳葡政府就在一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澳門《政府公報》上把《澳門組織章程》公佈為《澳門憲章》。當時，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正在西安進行旅遊磋商有關問題。康大使想到了新聞媒體，於是向澳門隨團採訪記者發表談話，指出葡方把《澳門組織章程》譯為《澳門憲章》是不符合葡文原意的，甚至是別有意圖之嫌。特別是已經將此憲章公佈於眾，更加重了此事的錯誤性。記者很快發稿，此稿見報後，引起澳門人的警覺，反應很大。葡方卡達林諾大使得知後向康冀民大使說：“願意內部磋商解決……。”借此機會，康大使向卡大使提出四條原則：凡涉及澳門法律和其他重大問題，要符合《聯合聲明》規定；要有利於澳門的經濟發展，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要與澳門基本法相銜接；需雙方磋商一致。卡達林諾大使點頭表示同意，並說：“知道了中方的立場。”此後，在澳門便不再有《澳門憲章》的提法了。

為澳門制訂基本法

中國政府將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在此之前，要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制訂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澳門基本法。該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澳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委員會由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各方面人士和專家組成共四十八名，康大使身兼雙職是中葡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同時也是基本法起草委員。他從始至終和其他委員一起經過四年多努力工作，制訂出澳門基本法九章一百四十五條。澳門基本法是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法律保障；是特區根本大法；是澳門制訂有關法律、法規的依據。澳門基本法雖然只是在澳門實施，但也是全國人民都要遵守的法律。實踐證明澳門基本法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它對澳門回歸後迅速發展繁榮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康大使在澳門期間還解決了土生葡人、居民身份證等問題。澳門能夠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他說：祖國強盛是關鍵；“一國兩制”的政策好；澳門同胞祖國情結濃。

為國貢獻情繫澳門

康大使為國家奉獻了一生。從中學時代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後參與籌建文化部；在中蘇關係破裂時，他被派到蘇聯；在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國兩黨關係不好時，被派到南斯拉夫工作，他不畏任何困難，調查研究，和許多同志一起反映情況，最終恢復了兩國兩黨的關係；在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下臺政變前，他敏銳看到許多情況，反映了上去；最後他又為澳門平穩過渡和澳門回歸做了六年多工作，為澳門付出了大量心血，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同時制訂了談判回歸的許多方法和措施，使澳門回歸工作能順利進行。他認真執行黨和國家的外交路線，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誠懇待人，一切為澳門人和澳門的未來著想。澳門回歸後，他仍然時時關心著澳門的變化和發展。冀民，我相信，澳門人民會永遠記住你！

【來源：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