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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小說 香港》

重返《小說 香港》

圖:趙稀方致力於尋找十九世紀西方描寫香港的文字記錄,圖為十九世紀油畫中的香港港口 網絡圖片

北京三聯書店初版於十五年前的《小說香港》,是內地研究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早在二○○○年,內地現代文學研究大家王富仁閱罷該書書稿,旋即譽之以「代表我國現有對香港小說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向世界推薦的價值」。今年八月,香港三聯書店重版了《小說香港》,以饗讀者,初版與再版之間,隔了十五年,然而,該書致力於解決的若干核心議題—尤其是與香港的「歷史想像」相關的諸如城市在東西之間的歸屬、島與大陸的關係、香港意識的生長等話題—至今仍是極具學術生長力而又富有現實意義的。

《小說香港》將香港的城市文化和文學實踐放在其自身的生長脈絡裏,對於香港歷史與文學的獨特性始終堅定地予以正視。該書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首席研究員趙稀方認為,在歷史、文化和權力的共同作用下,香港的文化身份是變動不居的,他在舊版序言指出:「既然對於香港的歷史敘述無不受制於各自的立場,那麼香港的文化身份究竟能否得到呈現呢?怎樣得以呈現呢?這是我們在論述香港時,不得不首先面對的問題。」因此,他不吝筆墨,力圖對「英國殖民書寫」、「中國國族敘事」和「香港意識」三重架構之中的香港文化身份的產生進行探究。

後殖民理論為根底

這種極具歷史感的探究以趙稀方教授所擅長的後殖民理論為根底,是以頗見力度與深度,亦與文本分析互為表裏,故而細細讀來但覺珠玉滿目,卻絕不枯燥。以第一章第一節「殖民書寫」為例,趙稀方嘗試運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中、英雙方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迥然不同的歷史敘述,通過對史料/文本的解析,勾勒出意識形態的建構過程。在這一節裏,他選取香港第一部編年體史書艾特爾(E. J. Eitel)的《中國的歐洲》(Europe in China)、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遐邇貫珍》(由英國人編撰)以及查爾頓.道爾(W. Carlton Dawe)的《黃與白》(Yellow and White)、克萊威爾(James Clavel)的《大班》《望族》、毛姆的《彩色的面紗》等諸種小說作為分析對象,以形塑開埠百年來有關香港的英國敘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現今常見的關於香港的英文小說大多創作於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在趙稀方意中,如能找到十九世紀出版的描寫香港世情的英文小說,則可更真實地展現彼時西方世界對香港的想像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他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尋覓到了1895年在英國和美國同時刊行的小說集《黃與白》,而香港史《中國的歐洲》也恰恰出版於同一年,這樣,趙稀方教授「對於早期英人香港想像的考察,既有了歷史文本,又有了小說文本」,如他先前所料,早期英文小說與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出現的英文小說對於香港的想像確實存在着顯著的差異:前者字裏行間昭彰的種族歧視,已悄然轉換為「體面的輸入文明的現代性啟蒙事業」。在《小說香港》中,趙稀方稱許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對於歷史的質詢,十分精彩又出乎意料」,而這讚語同樣適用於《小說香港》。自然,對稀見小說文本的徵用,也使得《小說香港》的論述更顯工穩厚重。

研究方式不落窠臼

城與史,書與人,《小說香港》的洞明,比比皆然。正如對於香港歷史的敘述受制於歧異的立場,有關香港的文學實踐也受制於作家本身的位置。在香港作家也斯看來,香港的故事很難說,「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也斯們的本土/我城,也正是張愛玲們暫寄身心的異鄉。在張愛玲們眼中,為出人意表的故事提供背景,大抵就是香港的位置。

人間天上,若有某一處城池的傾頹,足以撐起白流蘇離奇的際遇,那一定是香港;若有某一處的山河適合安放遺落的半部紅樓,那一定是香港。李歐梵判得分明:如果上海是張愛玲的「自身」(self)的話,香港就是她的「她者」(other),沒有這個異國情調的「她者」,就不會顯示出張愛玲如何才是上海人。凡「在上海的現實中不能發生的事,……都可以在香港發生」。上海作家王安憶的說法或許更為直白,「它(香港)對於我來說,其實並非是香港,而是一個象徵,這名字也有一種象徵的含義,一百年的歷史像個傳奇,地處所在也像個傳奇。」透過對文本的細切解讀,趙稀方敏銳地捕捉到了外來及香港本土作家在書寫香港故事時姿態的差異,《小說香港》一方面深入考察了聞一多、張愛玲、王安憶等內地作家想像香港時懷抱的「中原心態」,另一方面以「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的都市性」、「大眾文化的空間」為切口對具體的小說作品進行系統分析,以凸顯香港作家的「本土經驗」。

「本土經驗」也正是《小說香港》下篇的總題,如趙稀方教授所言:「『小說香港』除在小說中見證歷史想像之外,還想在『小說─香港』的互動關係中建立視察香港小說的視角。」二十世紀中期以後,香港作為現代都市的身份浮現,香港文學的發展自此與都會的流動變貌緊密聯繫在一起,香港小說也因之呈現出別具一格的現代都市性。作為「本土」的香港,其「經驗」不同於別家,在其中任何一個局部,《小說香港》展開研究的方式都是不落窠臼的,比如,將對香港通俗小說的評價上升到文化批評的高度,認為「都市性、商業性及其殖民性的維度鑄就了香港通俗文學的特殊品格,使其成為了最具香港性的文化標誌。」從而給予了以梁鳳儀、亦舒為代表的都市言情小說和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重新出場的資格。

《小說香港》一書難求

《小說香港》係趙稀方教授據其完成於一九九八年的博士學位論文《香港小說的城市文化觀照》改訂而成的,也就是說,遠在二十年以前,他便已聚焦於香港文學的歷史生成及香港文學在中國文學之中的定位問題。如其所論:「內地所有的香港文學史都襲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框架,以新舊文學的對立開始香港新文學的論述,這一從未引起疑問的做法其實是大可質疑的」,他認為,「香港的歷史語境與內地不同」,既然近代以來港人所存在的歷史時空和香港自身的地域文化難以化約,就不能簡單地套用「新/舊」文學的框架來建構香港文學史,因而,他嘗試以理論工具為支撐,將香港文學從新文學的「大」敘述中剝離出來。這樣的研究理路出現在二十年前的內地,不可謂不出奇,二○○三年,《小說香港》受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資助出版後,在海內外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亞洲周刊》在二○○三年六月號推薦的內地、港、台出版的三部優秀圖書之中,內地部分推薦的便是《小說香港》,香港文學評論雜誌《香港文壇》同年八月號亦推出了「趙稀方《小說香港》評論專集」。有論者認為,北京三聯版《小說香港》的出現,「標誌着大陸香港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新起點,其在理論建構、文學分析等方面表現出來的宏闊視野、學術深度和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無疑將影響並改變人們對香港文學的印象與研究路向。」

時至今日,北京三聯版《小說香港》早已一書難求,在知名二手書網站上的標價甚至已經躍升至原書售價的十倍之多,高度還原了原版內容的香港三聯版《小說香港》,甫一登陸內地網上書店,便在「人文.歷史」類「熱賣榜」上升至首位,也自是意料中事。在香港三聯版新序中,趙稀方特別提及,這本研究香港文學的書「終於能夠在香港出版,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聽取香港學界和讀者批評意見的好機會。為尊重歷史起見,我對於原著沒做什麼大的改動。」由北京三聯到香港三聯,一部書,雙城記,光陰易過,難得的是江湖夜雨浸過,猶能不移的情懷。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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