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經濟帶助香港經濟上快車

2100多年前，漢代張騫出使西域，開拓絲綢之路。自此，一隊隊馱著彩綢與瓷器的駝隊穿越孤煙大漠，踏出了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商貿大道與文化交流之路。鬥轉星移，沙飛沙落，如今，古老絲路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

共同建設絲路經濟帶，著眼的是以合作促發展的大格局。建設絲路經濟帶，是以發展促穩定。歐亞腹地在世界經濟政治版圖占據獨特而重要的位置，但同時也是“三股勢力”較活躍的地區之一。在此背景下，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地區成為本地區各國的共識。

無論是在李克強總理年初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還是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抑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5月下旬蒞臨香港出席“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時做的主旨演講中，做國家“一帶一路”倡儀“超級聯系人”，已成為中央及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陳立基先生早在十年前便開始投資中亞地區和俄羅斯等國生意，是本港為數不多的“絲路通”之一，他於2014年即成立了“香港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並擔任理事長，多次舉辦“絲路”沿線國家專題研討會，向本港政商學各界推介“絲路經濟帶”。日前，本刊特邀中國中亞友協理事、人民日報前駐中亞和外高首席記者尹樹廣就有關問題對話陳立基先生。

尹樹廣：作為為數不多的港商，你在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前蘇聯國家有近十年的經商經曆，有許多甘苦。不少港人認為，“絲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法制環境差，貪腐嚴重，風險巨大，不值得投資。你是怎么看的?

陳立基：是的。正如你所言，在前蘇聯國家，我和我的貿易夥伴有多年的經商經曆，當然是甘苦自知，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至今仍處在困境的案例。我們在俄羅斯投資了油田;在哈薩克斯坦投資了種植大豆的農業項目;在塔吉克斯坦投資了煤礦;在吉爾吉斯斯坦我們下了定金於一個待開發的鋁土礦;在蒙古國我們也在探討怎么可以縮短運輸時間，把他們的鐵礦石和煤運到中國;我們還在調研在格魯吉亞建立一家玻璃瓶廠。這些投資和投資計劃有成功的，如俄羅斯油田項目，塔吉克斯坦的煤礦和哈薩克斯坦的種植項目則遇到了不少困難，在蒙古國、吉爾吉斯斯坦和格魯吉亞的項目卻仍然在調研考察之中，全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較弱，人口少，市場狹小，使我們做決定要特別謹慎。在投資和營運過程中也確實遇到很多挫折。這些國家無論在法律，還是在會計等領域與我們香港不同，所以我們的想當然就為我們帶來很多麻煩。我們更碰到了諸如語言、文化習俗、思維方式和營商遊戲規則差異巨大的挑戰，這讓我們損失了很多機會成本。加上人才的缺乏，也使我們走了不少彎路。

關於“絲路”沿線國家因法治環境欠缺和貪腐嚴重，導致投資風險過大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此觀點有其合理和正確的一面，也就是說，不能覺得因為絲路沿線國家大多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與中國有著特殊的夥伴關系，就認為可以放心大膽去投資，我們的經曆說明不是如此!另一方面，認為絲路國家法制環境惡劣、貪腐較普遍，就認為完全不值得投資，這又有所偏頗和言過其實了。

我認為、絲路沿線國家多數是前蘇聯國家，蘇聯解體使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隨之瓦解，到現在也不過是二十幾年時間，新的市場經濟體系或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之建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需要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的改善等諸多條件，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

目前的發展階段，既有上面所說的對投資的諸多不利因素，但也要看到若幹國家的改革措施和動力，正在逐漸產生作用!換言之，作為企業，等到投資環境改善、法制徹底健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時候，恐怕也沒有任何市場機會了!到那時候你可能只能到路沿線國家去旅遊，當看客了!

尹樹廣：特區政府5月主辦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張德江委員長親自蒞港並發表重要講話，你出席了全天會議並聆聽了張委員長演講。究竟香港人該如何把握好李克強總理所說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在香港四大優勢產業中，香港可在哪些領域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

陳立基：“一帶一路”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決策和國策，不是一個五年規劃或者計劃，所以，無論是從國家層面，還是香港政府層面，要想真正推進、實施和落實它，都是一個長周期的過程，不是開個會，領導人呼籲一下就立竿見影的!

我認為，“國家所需”也好、“香港所長”也罷，都應該從積極角度去理解，抓住核心去理解，而不是等著國家告訴你，等著中央政府告訴你“需要的清單”!也不應該是拿著所謂的優勢產業清單去套用。就這個問題的本身來說：在香港四大優勢產業中，香港可在哪些領域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這個問題非常難以回答，如果誰可以答出這個問題，我想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論壇、研討會或者研究機構了!這是一個必須經過具體實踐才能解答的問題。

尹樹廣：眾所周知，“一帶一路”中的合作項目大多是戰略性的，周期長、資金大，香港又有“揾快錢”的傳統營商思維，你覺得怎樣才能在“慢與快”間實現平衡呢?

陳立基：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個是政府層面，一個是企業層面。政府層面，應該出面與中央政府主管部門保持經常性溝通和協調，看看在絲路沿線國家的所謂大項目、慢效益項目，上下左右、周邊有沒有香港優勢的行業和領域，比如大項目會需要融資，會需要建設與施工，會需要項目管理，那建設、施工和管理就會有人員的流動，以及人員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大項目也必然會涉及很多的合同，那就有合同管理人員的巨大需求，以及對熟悉合同法律條款的人員之需求等等，這必然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方式。

企業層面，則需要在絲路沿線的國家耐心尋找商機，除了中小項目自身可以運作之外，大型項目也需要與相關的“大項目”業主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也很難在事前做出“快慢平衡”之決策。

尹樹廣：特首梁振英一直強調香港要做“超級聯系人”，你從管理者的角度出發，認為香港可以做“超級經理人”。如何理解這一角色?能否舉例說明?

陳立基：我個人理解，大多數人都沒有理解透徹“超級聯系人”和“超級經理人”之角色的含義，或者說他們理解了，但是也不敢說，說了也推行不下去!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不理解香港與內地的曆史變遷以及這種變遷中帶來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說，他們理解了，但是都用在恰好相反的作用點上了!“超級聯系人”或者“超級經理人”，顧名思義，就是超級中間人，那么中間人的作用，自然是撮合上家和下家，撮合買賣雙方，撮合供需雙方，那就不能說你會幹什么、你能幹什么和你想幹什么，而是上下兩家需要什么，你就以“超級聯系人”的身份去撮合什么，這裏面可能涉及很多領域和行業，以香港特別的身份去協調和推進。

尹樹廣：你在塔吉克斯坦和格魯吉亞等國都有投資項目，請介紹一下這些國家的主要機遇是什么?主要風險有哪些?

陳立基：主要機會包括，中亞地區主要是前蘇聯的水果(包括幹果)、蔬菜、棉花的種植基地。蘇聯時期，工業品、機械設備等均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地，現在則是“中國制造”填補了這些地區對工業制成品的需求。所以、中亞地區投資領域可能在農業和食品加工業及其周邊產業，會有一定需求。

格魯吉亞與中亞地區有些類似，但是有個特殊的產品就是葡萄酒。格魯吉亞是人類葡萄釀酒的發源地，據考證，距今8，000年前，格魯吉亞地區已經有葡萄釀酒的曆史。

尹樹廣：“香港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成立於2014年，你任理事長。請問，中心做了哪些基礎性工作?有哪些具體成果?

陳立基：基礎性工作主要有：一，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基礎研究;二，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舉行了系列“絲綢之路主題研討會”，已經舉辦過三次，分別以中亞、塔吉克斯坦和格魯吉亞為主題，三次研討會的主要嘉賓分別是上屆上合組織秘書長梅津采夫、現任上合組織秘書長阿利莫夫和格魯吉亞國家主權基金“夥伴基金”主席大衛先生。各界對研討會反響熱烈，提出了許多問題，“財爺”曾俊華也出席過活動並致詞，顯示了特區對中心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尹樹廣：近年來，你多次出席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海合作組織各項活動，到過捷克等東歐國家考察。這些地方都好像待開發的“處女地”，你在這些地區會有什么計劃?

陳立基：正如上面談到的，這些地區既有風險，也有商機，談不上“處女地”(可能對香港是陌生之地)，世界銀行、亞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一直致力於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的改革，以及發展基礎設施、中小企業的改造等等，所以，這些國家並非“處女地”，歐美、日本、韓國和中國大陸等，已經在這些國家有多年的經營和運作，只不過這些國家政治環境相對不夠穩定，可能出現“城頭大王旗”頻頻更換的情況，歐美國家搞上幾年就覺得不太好，走了;日本人和韓國人又來了;再過幾年，中國企業進入，日韓的企業又有撤資現象。總之，有商機，但是要靈活和分散風險。總體看，加強對絲路沿途地區的綜合研究，特別是敢於“走出去”到那裏考察營商環境，在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機遇環境下，抓住有利的項目進行投資，是對香港商界的重大機遇和挑戰!

絲路複興，正當其時。共同建設絲路經濟帶倡議的提出，既順應了世界經濟融合加速發展、區域合作方興未艾的世界潮流，也反映了全球經濟重心逐漸東移、新興國家逐步崛起的世界大勢。2008年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沉著應對，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引擎。共同建設絲路經濟帶，將促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新格局。

而從更廣闊的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背景看，絲綢之路連接了世界幾乎所有的文明形態。正如習主席在演講中所言：“兩千多年的交往曆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

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我們相信，絲路經濟帶這一創新的大合作模式將重現古老絲路的輝煌，成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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