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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尊教重學三千多年

中華民族尊教重學三千多年

圖:北京成賢街口「國子監」牌樓老照片

從古至今,我國辦學校起碼有三千多年歷史,並建立了發達的學校教育系統。這是因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能是國人開蒙不久就形成的傳統意識。如今我們中國人對子女教育不遺餘力,被西方人形容為「近乎宗教信仰的程度」。

有文字記錄以來的歷代文獻,和近代出土的文物,可以揭示出我國古代學校的產生、發展、演變的完整歷史,從科目設置、教學,到師生休假規定。例如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年)學校改制之前,各地一般實行「旬假」制。即一個月三十天,分為三旬,每旬最後一天放假。此外,皇太后和皇上生日、孔子誕生日,各放假一天;清明、中元(陰曆七月十五),各放假一日;端午、中秋,各放假三天;暑假一個月;年假(春節)一個月。到了光緒三十三年九月,鑒於各校聘用洋教習漸多,漢唐以來傳統的旬假之期,與西方七天一星期的休息日相左。於是有的地方旬假也休,星期日也休,每月多休三天,一年達三十多天。最後朝廷斟酌權宜,確定正式採用七日一休辦法,星期日休息。

《尚書》載虞舜時代已辦學

我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尚書》記載,虞舜時代有「胄子」學。胄子,即國子,國之學子。這說明,我國古代從有文字記錄的歷史開始,就已經有學校的建置。夏、商、周時的學校,《孟子.滕文公上》指,夏代稱「校」,殷商稱「序」,周代稱「庠」(有文獻記作「殷曰庠,周曰序」,實際上是兩種名稱同時並存);留存至今的甲骨文可以證明,距今三千二百年以上的殷商時代,肯定是有學校的,甲骨文裏明確有「庠」、「序」、「學」、「瞽宗」等學校的各種稱呼。

西周時期學校分為「國學」和「鄉學」兩大類。國家級的「國學」,《周禮.春官宗伯》規定,大司樂掌管國家學政,樂師掌管國學:「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當時周天子和各地諸侯都辦學,周天子在宗周都城建立的學校叫「辟雍」,學校四周以河水環繞,謂之「辟雍圜水」;各地諸侯建立的學校叫「泮宮」,校前河水繞流半周,謂之「諸侯泮水」。泮,水半。辟雍、泮宮,都是王公貴族子弟入讀的學校;各地方學校為「鄉學」,供當地普通貴族子弟就讀。

在官辦學校興旺發達的同時,至東周春秋末期,私立學校開始興起,孔夫子創辦「杏壇」私學,是古代民間辦學第一人。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出現了古代最大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這與當時學校興旺、特別是民間辦學蔚然成風,密不可分。例如當時文化之邦齊國,都城臨淄「稷下」學宮名聞遐邇。一時名流鄒衍、淳于髡、慎到等會聚於此,孟子、荀子都曾在此任職,荀子更三度出任「祭酒」即校長。

漢武帝在首都長安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太學」,以五經博士為教授,西漢末年在校學生達一萬多人,東漢中期太學就讀學生達三萬人。三國兩晉門閥制度猖獗,公元二七八年,晉武帝在太學之外另闢「國子學」,面向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原來的太學面向六品以下官員子弟。

隋文帝合併國子學、太學為「國子監」,同時開科取士。同時實施的這兩個舉措,開啟了先秦至六朝一直實行的「貴族政治」,向宋代起「精英政治」的進步。唐代不愧開明、開放的偉大時代,一面沿襲隋制國子監,一面在國子監下,分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等不同類型的學校,「六學」並進;同時正式推行國家公務員「科舉」選拔制度。大量優秀人才通過學校培育出來,大批出類拔萃人才通過科舉考試,源源不斷輸入國家管治行列。於是造就了國家空前發展繁榮局面。宋元明清太學或稱國子監、國學,是國家最高學府。

音樂啟蒙教學與時並進

《尚書.虞書》記錄,舜帝繼位後,任命夔為樂官,負責國之學子的教育:「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說明教學內容方面,虞舜時代是以禮、樂和詩歌教育國之學子。虞帝一方面讓國子們養成,正直而溫和、寬容而有原則、剛毅而不暴虐、簡約而不傲慢的品德;另一方面教授他們詩歌等文化知識,務必使他們德才兼備。

今人可能不理解,虞帝時代為什麼讓典樂官管理國子學?國子學教學內容為什麼是道德和詩歌、音樂?如果我們把時光撥回到四千年前就會發現,音樂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夔是當時最大的文化人。一九八七年河南舞陽賈湖,出土了距今八千一百至七千年前三十多支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八孔之分,具備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賈湖骨笛是世界上最早的七聲音階樂器。由此可推論,中華先民文化起源,最先是從音樂方面突破的。到四千年前堯舜時代,音樂和樂律應該很發達了,因為此前黃帝時代,已經發明了以「聲共振原理」為依據的度量衡體系,稱為「黃鐘」─黃帝之鐘。至於文字等學問,當時可能還沒有,或者不成熟。司馬遷指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虞舜時代文明、道德呈現大發展趨勢,與國子學以禮、樂、詩歌為教學內容相一致。

時代發展,文明進步,學校首要是普及知識。周代按照學習程度,分為大學、小學兩類。小學就是啟蒙基礎教育。其次是要傳播當時的先進文化。周代官學和孔夫子創辦的「杏壇」私學,繼虞舜時禮、樂、詩歌三科之後,增加為禮、樂、射、馭、書、數「六藝」。射、馭、書、數四門,是商周科技文化發展進步的成果。國學中心大禮堂就是「辟雍」,周王親自講學;圜水南畔教室為「成均」,學習樂舞;水北「上庠」,學習典籍;水東「東序」,學習干戈體育;水西「瞽宗」,學習禮德。這種專館專用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清代國子監。

國學育人才補科舉不足

明清科舉考試鼎盛,通過科舉考試出身的人,獲全社會廣泛認同;但從鄉學、縣學、府學,直至國家最高學府「太學」一路走來,不少人也出類拔萃,備受推重。人們經常抨擊科舉制度,未能選出真才實學的讀書人。事實上,國學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科舉的缺限,其地位是科舉無法替代的。

清代著名詩人和文學家、書院教育家吳嵩梁,科舉之路並不順暢,至嘉慶五年(一八○○年)五十多歲才中舉人,進士則屢試不第,就一直在國子監任教。吳嵩梁文名、詩篇流傳到國外,在當時朝鮮、琉球、日本影響很大。朝鮮吏部判書(部長)金魯敬、金正喜父子,侍郎、著名詩人和畫家申緯,與他交情尤深,稱他為「詩佛」,製作梅花龕,奉其畫像及詩卷於龕中。嘉慶十年(一八○五年),在京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請入北京國子監進修,嵩梁以國子監博士(教授)的身份,作「琉球學」導師和管理人。此時他已經譽滿京城,朝廷上下都公認他德才兼備。不能因為人家考不上進士就埋沒人才,於是吏部在推薦官員時,直接以他國學博士的身份,上報道光帝,道光帝任命他為內閣中書(處級官員)。道光朝內閣有五位中書才華出眾、天賦異稟,被稱為「薇垣五名士」:龔自珍的才,魏源的學,宗稷辰的文,吳嵩梁的詩,端木國瑚的經術。龔自珍、魏源都是近代啟蒙思想家,這是至今廣為人知的。

同時,國學在京城的存在,活躍着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繁榮的標誌。明初太祖朱元璋時,就特別器重太學生。《明史》稱:「太祖首重太學,教育之法備舉,人才輩出,號稱最盛」,接着永樂帝、明宣宗、明英宗時代,太學教育興旺發達,一時南北兩京兩座太學,名師薈萃,人才輩出。明太祖常常直接選拔太學生出任地方官。永樂皇帝直接選拔太學生賈諒,進宮輔導皇太孫即後來的宣德皇帝讀書;直接提拔太學生王哲擔任監察御史,巡按遼東,等等。故《明史》稱永樂時太學生,「位有至卿貳者」,即由太學生最終升至內閣首輔。

現存北京國子監位於東城,元明清三朝沿用六百多年,至今已有七百三十多年歷史。落成於元成宗大德十年(一三○六年),依據「左廟右學」古制,與東鄰京城孔廟並列建立。如今不少高考考生,考試前後還專誠到廟行禮。正門外東西街叫「成賢街」,街的東西兩端各建莊嚴牌樓一座。進入街裏不久就是「下馬碑」:「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必須對文化、孔夫子保持敬意。

北京國子監元明清沿用

國子監坐北朝南,呈南北向長方形,三進院落,佔地面積二萬七千多平方米。院內古柏參天,肅穆謐靜。建築布局以「辟雍」大殿為中心,左右建築對稱排列。中軸線上的建築依次為集賢門、太學門、琉璃牌坊、辟雍殿、彝倫堂、敬一亭。

集賢門是國子監大門,門內院子東西設有井亭,東側的敬持門與孔廟相通。太學門為二門,門對三間四柱七樓廡殿頂式琉璃牌坊,牌坊正面是乾隆御書「圜橋教則」,背面「學海節觀」。這高大、莊嚴的牌樓,宣示中華民族對文教的至高崇尚。太學門裏為第二進院落,院內有御碑亭等。

辟雍四面圜水,漢白玉欄杆的圜河形如疊璧。大殿面闊、進深均為三間,共九間,四角、重簷、攢尖頂,黃琉璃瓦覆蓋,上加寶頂。平面長寬均為十七點七米。殿前簷為乾隆御題「辟雍」殿牌,殿內寶座上方懸「雅涵於樂」匾,殿頂置蟠龍藻井。為適應大禮堂開闊空間的要求,此殿採用古建築「減柱造」,殿內約三百一十六平方米的空間裏,沒有一根立柱。皇帝親臨國子監「臨雍講學」,是一個王朝文治繁盛的象徵,清代自康熙皇帝都到此發表高論。其中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春天的一次最隆重,「圜橋觀聽」者三四千人。

在辟雍殿的兩側,各有廂房三十三間,是授課講書的教室,統稱為「六堂」:東為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西為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六堂南邊各有房十間,與太學門相連。

辟雍殿北面為彝倫堂。彝倫堂前兩側有四廳,東為典薄廳、繩愆廳,西為典籍廳、博士廳,是管理教務和教師辦公的處室。

彝倫堂北邊第三進院為教師辦公區。正中敬一亭,東廂房是國子監祭酒(校長)辦公的地方,西廂房是司業(副校長)辦公的地方。

各省選貢生獲名師執教

明清國子監的監生以「貢生」為主,是各省按限額,每年從各地選送的優秀學生。其中分官生和民生兩大類,還有一些有特殊貢獻的,如軍功生等。明清國子監學生最多時上千人。這些學生還分內班、外班。內班住校,外班走讀不住校。學生宿舍就在校舍附近,最遠處達到國子監南面的方家胡同。

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總理監事;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任教職。學生共分三級,按六堂分教。清雍正以後,更設立管理監事大臣,由皇帝親自指派,直接對皇帝負責。孔尚任在康熙帝南巡時,被破格提拔為國子監博士。到京後住在宣武門外,距太學十五里地。每月堂期六次,一年往返二千二百里。他自己總結十年博士,在館六載,行程一萬三千二百里地。

元、明、清六百多年中,國子監人才濟濟。元朝國子監的首任祭酒是著名學者許衡,元代著名書畫家家趙孟頫,明朝政治家張居正、徐階、丘濬,教育家李時勉,文學家袁中道、袁宏道,清朝文學家吳偉業、孔尚任,學者劉墉、法式善、紀曉嵐、翁同龢、王懿榮等,都曾出任國子監祭酒等職,可謂極一時之選。

【來源: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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