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拉美在農業領域互補性很強

“2015年，中拉農產品貿易額達到334億美元，其中，93.4%是拉美國家的產品進到中國，可見這個貿易、空間、市場對拉美是多么重要。”10月14日，中國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司長隋鵬飛在第十屆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上說，“來自拉美的農產品占到了中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的27%。”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在拉美農業投資累計超過30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全球各大區裏面都是排在前面的，尤其是在巴西，中國企業的投資領域和內容比較多。”隋鵬飛說。目前，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主要集中在大豆、玉米、油棕和水稻等產品。

中拉農業合作的快速發展源於雙方的高度互補性。“中國和拉美的耕地面積均占世界的10%，但前者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為20%，後者則僅為8%。這種資源配置和人口布局就決定了中拉的合作潛力巨大。”隋鵬飛說。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未來10年，中國對糖、禽肉和羊肉的人均消費將增長20%左右。與此同時，對魚肉、植物油、水果、蔬菜和小牛肉等的需求將增長10%到20%左右。

如此強勁的需求將對拉美農業增長起到拉動作用。“智利農業去年增長了6%，是整體經濟增長的三倍，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智利農產品的需求。”智利駐華大使賀喬治指出，2016年上半年，智利對華農產品出口增長了20%。

中拉五年合作規劃顯示，農業是雙方重點推進的六大合作領域之一。目前，中國和拉美16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合作備忘錄，和其中的13個國家在合作協議下建立了聯委會或工作組來推動合作的具體落實。另外，中國-加勒比經貿合作論壇專門設立了農漁業論壇，中國-拉美合作論壇設了農業部長論壇。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歐美列強就對通過領土擴張和走私貿易來分享拉美的豐富資源帶來的利潤，當時外國對拉美的投資主要集中於有利可圖的采礦業和商業，對農業的大規模投資則是19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農業跨國公司通過技術援助、同當地種植業者訂立收購合同或合資等方式投資拉美農業，在一些國家農業的某些領域占據重要位置，對拉美農業和農村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拉美地區消費市場日益擴張和經濟增長，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到拉美投資，農業跨國公司的經營也傾向於多元化，不僅包括原材料的開發，也包括了農機、化肥、農藥、種子等產前投入和產後的加工和營銷。

歐盟一直是拉美投資的主要來源地。近十年來，歐盟在拉美的投資年均達到300億美元，占當年拉美吸引外資的40%左右，是該地區最大的外資投入，包括食品和飲料等與農業相關的投資占其中的7%。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10年，全球的農業投資出現了投資流量和存量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跡象。UNCTAD把這一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土地的可獲得性和農業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不僅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吸引投資較多，拉美國家吸引投資也在不斷增加。巴西是拉丁美洲吸引農業外資最大的國家，外資流量從2002-2004年的1.53億美元，增加到2005-2007年的4.21億美元。厄瓜多爾、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和秘魯也吸引了相當規模的外資。

《2012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中國農林牧漁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已達14.6億美元，占2012年全年878億美元的1.7%。截至2012年，中國農林牧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49.6億美元，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5319.4億美元的0.93%。在中國2.186萬多家境外企業中，農林牧漁境外企業1012家，占全部境外企業數的4.6%。總體看，中國農業對外投資以及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很小，不到2%。2012年中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區域，從流量上看主要分布在俄羅斯、澳大利亞、東盟等地，分別占當年在各經濟主體中各行業總流量的30%、6.0%和4.9%;從存量上看，則是俄羅斯、東盟、澳大利亞，分別占當年在各經濟主體中各行業總量的26.2%、3.5%和1.7%、1.2%。這種目標區域分布也符合中國對外投資“走出去”由近及遠的發展變動規律。中國對拉美的投資主要是資源型投資，除加勒比地區的金融及服務性投資之外，中國對拉美外資流入的行業集中在油氣資源開發、采礦和鋼鐵業、制造業等領域，對農業的投資規模較小。隨著中國對外農業投資規模的增加，拉美將會成為未來最有潛力的地區之一。

中國農業對外投資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的政府資助農業對外援助項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時主要是在東道國發展大型國有農場，比如在非洲生產糖或茶葉。1971年，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農業對外援助范圍從亞洲、非洲擴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區，接受援助的國家增加到66個，主要發展中小型農業示范項目。1980年以後，在對外無償援助的同時，開始以“守約、保質、薄利、重義”為方針進行對外農業合作，基本原則是雙方互利、推動東道國和投資國的經濟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項目。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對外援助的思路和方式進行了調整，既切實幫助受援國發展經濟、社會事業，又積極支持中國農業企業開拓、發展國外市場。先後設立了221個農業合作項目，提供農業機械和設備。這些活動也結合了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國家幫助，比如優惠貸款、出口信貸和外交支持等。21世紀初的“走出去戰略”，則鼓勵包括農業在內的中國企業在優先領域到國外投資，政策導向是排除對外投資的障礙，刺激對外投資。這些都為中國農業的對外投資提供了巨大機會。可以說，我國農業的對外投資經曆了從對外援助到對外農產品投資，進一步到投資於土地和水資源的過程。

中國在拉丁美洲農業的投資主要基於中國對農產品的強勁需求和拉美國家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這使得中國和拉美在作物種植、加工、家畜和林業等方面展現出巨大的投資合作機會。這也促使中國農業企業擴大規模，通過海外投資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由於這一領域的投資項目通常是不公開的，只能從國內外的公開數據中看出一些端倪。

諸如巴西等拉美國家對外資擁有土地具有嚴格的限制，所以中國企業在拉美投資采用合資的形式較多，在各個合資企業中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也相對較低。中國對拉美的農業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興建農產品生產基地。在土地和資源充裕的國家獨資興建種植基地。2.建立國外農產品加工基地。3.興建大型基礎設施。4.參與當地貿易和物流。投資主體也趨於多元化，由早期的政府主導向多元化發展。有國有企業(包括部屬和地方所屬)、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甚至還有私營企業，也有專業外貿公司、生產性企業、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等，規模有大有小。

國外的研究表明，中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有在拉美農業投資的計劃。比如捕魚的配額限制使得秘魯漁業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但中國漁業集團通過在當地一家漁業公司投資1.03億美元，使得中國在秘魯捕魚的配額逐步增加到6%;中國的貿易商中成糖業購買了牙買加9200萬美元的資產，其中包括3萬公頃土地50年種植甘蔗的租賃合同，第一期計劃再投入1.27億美元擴大甘蔗種植面積，建立加工廠。第二期還有可能投資2.21億美元建立一個精煉廠和一個乙醇廠。從私人投資來看，2009年2月，浙江海寧市斜橋鎮華豐村728戶出資554萬元入股建立糧油種植合作社，由合作社參與巴西農莊的運營，在巴西生產的糧食主要運往國內，中國缺什么巴西種什么，運到中國的大豆與東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費用基本持平。此外，中糧集團、黑龍江農墾、重慶糧食集團、浙江卡森集團、山東冠豐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等各種類型的企業也在拉美國家投資。

目前，中國在海外的農業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及中亞地區，確認的耕地面積分別為2565269公頃和108300公頃，占中國海外耕地投資的52.5%和22.2%，而拉美和非洲的比例相對較小，只有15.8%和9.5%。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主要在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牙買加等少數幾個國家，主要項目集中在大豆、小麥、水稻、甘蔗、棕櫚油種植及加工、貿易等方面。

2015年，我國大豆進口達到了8169萬噸，數量同比增加14.4%，是國內生產量的6.8倍，約占世界大豆貿易量的70%，國內消費量的87%，這在所有農產品中進口依存度是最高的。

近年來，我國大豆進口量增長迅速。農業部數據顯示，1996年，我國從大豆淨出口國轉變為大豆淨進口國。2000年，大豆進口量達到1000萬噸。2010年，達到5000萬噸，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連續突破了6000萬噸、7000萬噸和8000萬噸的水平。這主要是由於國內需求不斷上漲、生產卻下滑，不得不依靠進口來滿足缺口。

“中國進口大豆去年已經突破了8000萬噸，將近一半是來自巴西。”隋鵬飛說。作為巴西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農產品進口情況可謂舉足輕重。

巴西穀物出口商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巴西今年1月至5月大豆出口量達3230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27.2%，來自中國的需求成為拉動巴西大豆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年5月，中國進口大豆約766萬噸，同比增長25.1%，其中從巴西進口的大豆約700萬噸，占91.4%。

拉美農業資源豐富，氣侯環境適宜，生產條件優越，擁有不少別具特色、品質優良的農產品。著名的潘帕斯草原不僅是“南美的糧倉”，還擁有大面積品質優良的天然草場。拉美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條件已經吸引了中國企業的目光。

“中國擁有13億多的人口，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加快推進時期，農產品市場的需求非常大。這種互補性將給雙方農業企業合作帶來更大空間和更多的選擇。”內蒙古伊利集團副總裁王寶全說。

據介紹，伊利已經從烏拉圭引進了近萬頭奶牛用於自建農場，還從拉美進口各種原輔料用於食品生產，包括哥倫比亞的咖啡粉，巴西的果膠，智利的卡拉膠、果糖粉、橘粉，墨西哥的胭脂紅等。

盡管伊利尚沒有對拉美進行實際的投資，但王寶全表示，已經對拉美市場進行了深入調研。“伊利已經完成了對歐洲、北美洲、大洋洲的戰略布局。拉美的草場和牧場條件非常優越，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國家的畜牧業也非常發達。我們期待未來與拉美國家農業企業有更加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除了經貿往來，中拉農業合作還重點關注農業的科技創新。近年來，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國家在選擇培育優質高產作物、農業生物技術、作物病蟲害防治等方面加強科技研發，並取得了豐碩成果。現在，這些國家希望將它們的農業技術推廣到中國。

“巴西在農業技術方面已經是一個非常領先的國家。我們可以跟中國分享這方面的經驗，通過引進我們的農業技術，提高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實現大規模生產。”巴西駐華大使館農業參贊安德萊婭·貝爾托利尼說。

墨西哥艾特爾現代農業發展公司是世界玉米生產的頂級公司，連續16次創造墨西哥玉米高產紀錄。2013年，該公司的玉米種植技術作為中墨農業技術合作典范被推廣到中國。經過在內蒙古自治區的試驗，目前，該公司已經開始在黑龍江、吉林省大面積種植。

“無論是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推動農業科技創新、實現農業經濟轉型來講，中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艾特爾公司總裁埃內斯托·克魯斯說，“我已經同五個省市建立深入的合作。對任何一個有信心在這裏發展的企業家來說，中國都會為他們提供絕對開放、絕對優惠的條件，這是一個廣開國門的國家。”

隋鵬飛表示，中國和拉美的農業技術交流合作領域越來越寬。中國已和智利建立示范農場，和巴西成立科學聯合實驗室，和古巴建立農業示范園，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成立農業創新園。

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合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障礙包括利用方式單一、政策支持力度不夠、農業企業規模偏小、國際競爭力較弱、人才儲備不夠和海外經營經驗缺乏、東道國投資環境變化等。

(一)國內因素

農業對外投資形式單一，風險較大。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以跨國貿易為主，面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時，抗風險能力弱，風險大。雖然中國農產品進口規模逐年擴大，但大宗農產品進口沒有穩定的渠道，也沒有建立海外農產品生產、倉儲、物流、港口、加工、國際貿易一體的全球供應鏈，難以規避日益頻繁的國際市場波動與安全風險。

政府支持不到位。從政府的支持政策來看，一是直接補助費用少，要求嚴，中小型企業很難申請;二是缺乏專門的農業對外開發項目企業的融資支持政策;三是還沒有針對農業對外投資保險險種;四是仍存在對涉外企業雙重征稅問題。在政府服務管理方面缺少統一的管理協調機制，使得對外投資項目的審批程序多、耗時長，同時監管服務也不到位，還沒有建立相應的法律支持體系等，這些情況都影響了我國對拉美農業投資的規模和速度。(宋洪遠等，2012)

企業缺乏競爭力。從單項投資規模看，中國農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平均只有幾十萬美元，與發達國家約600萬美元的平均規模相去甚遠。農業企業規模小，多數企業也沒有完整的自主技術研發和推廣體系，這導致企業在技術應用上成本較高且適應能力較差，在與其他國家農業跨國集團競爭時處於劣勢，進而阻礙中國對拉美的農業投資進程。

語言和文化障礙。拉美國家通行西班牙語，中國每年的西班牙語專業畢業生僅千名左右，通曉西班牙語、又熟悉拉美國家法規和文化等情況的專業人才更少。由於極度缺乏了解投資國市場情況、當地風土人情、產業政策，以及懂外語且具有農業跨國經營管理經驗的人才，導致企業的營銷方案設計、營銷策略、廣告的創意與投放、後期經營等一體化全程服務技術、水平和理念不足。(陳偉，2012)人才的短缺，客觀上阻礙了中國企業對拉美國家投資開展各種農業經濟活動。許多企業既有拉美投資的願望，也有投資的實力，但由於缺乏海外經營經驗，苦於不知如何操作。

(二)國外因素

國際輿論壓力。我國農業在拉美的投資，同時也面臨國際輿論的多重壓力，一方面，“新殖民主義”、“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無論是對中國農業海外投資還是對東道國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因素”一直被國際輿論炒作追捧，一旦中國農業企業海外投資，東道國就高度關注，增加審批流程、抬高農地價格和進入門檻，致使我國農業企業在拉丁美洲等地租種土地等成本升高，極大增加了我國投資的難度。

多變的農業政策。尤其是農業政策，容易受到當地利益集團牽制而經常變動。比如2010年8月，巴西政府已經發文限制國外企業和個人購買巴西土地。但為了鼓勵外國公司積極投資巴西農業，巴西政府出台一項允許外國人租賃土地的政策，取代過去嚴格限制外國人購買土地的法令。(華亭，2011)阿根廷也正在審核一項提案，即限制外國人在阿根廷擁有農業用地最多為1000公頃/單位，外國人擁有的土地最多只能占阿根廷農業用地的20%，同時，在這20%裏面，一個國家擁有的比例最高只能到30%。這些政策變化使中國只能改變投資模式，通過投資基建設施來獲取農作物的承購。

高稅負。拉美主要國家均存在程度不等的稅種繁雜、稅率水平較高等問題，企業稅收負擔相對沉重。在阿根廷從事漁業捕撈經營的增值稅稅率21%，所得稅稅率35%，出口稅稅率10%。巴西的稅收整體較為複雜，稅率效率偏低，稅率較重，進入拉美地區稅率較重的國家行列，共計各項稅收58種。公司納稅幾乎占到經營成本的40%，巴西的稅率甚至超過美國，大約是2倍於墨西哥稅率。(盧俊坤，2012)巴西作為拉美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1990年以後才開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對國外投資者給予優惠，但具體操作中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優惠。

嚴厲的勞工政策。拉美國家為保證當地就業，對中方工作人員的數量和比例有嚴格限制，不能超過他們規定的上限。墨西哥《勞動法》規定，公司員工中外籍員工所占比例不得超過10%。技術或專業人員原則上必須是墨西哥公民。秘魯則規定，外籍勞工的薪資一般不得超過員工總薪資的30%，且與外籍勞工簽訂的勞動合同最長不得超過3年。此外，許多拉美國家工會勢力強，隨時可能發動罷工，對投資有一定影響。

此外，對外資的限制也很多，比如巴西規定外國投資者必須通過巴西的審批同意且符合國家規定。外資企業采取國民待遇，外資投資必須是合資形式，巴西公司控股等。加上拉美國家的基礎設施落後、地區治安狀況不佳等原因，都限制了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進程。

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和拉美的農業投資合作應以中國到拉美投資為主。同時，根據實際需要，也要積極引導拉美國家利用其優勢農業產品和技術到中國投資，比如阿根廷、巴西的肉牛繁殖、飼養，巴西的生物質能源以及墨西哥的食品釀造和加工等，目的是引進現代化農業項目，提高農業發展水平，而不是補充國內農業資本的不足，因此需要更加重視引進的質量。

其一，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越來越成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已在拉美國家建立或正在建設多個農技示范中心，同時在拉美培養了一批農業技術專家和管理人才。而許多中國的企業在拉美的跨國經營也積累了經驗，在大豆、玉米、水稻等糧食作物和木薯、甘蔗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加工以及遠洋漁業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二，潛力仍集中在資源利用方面。以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內需求來看，對拉美地區的農業投資還是應該以利用資源為主。一是可供開發新農業用地的潛力還很大。據世界銀行統計，目前拉美可耕地的利用率僅為10%，墨西哥、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和巴西等國都有數百萬公頃的土地未被充分利用，作為未來新的農業產區潛力巨大。二是已經開發利用的農業用地生產率低。如果利用我國的生產技術進行投資改造，可以大大提高拉美的土地產出;三是拉美土地肥沃，價格仍然相對便宜，特別是那些遠離大城市或人煙稀少的農村地區，土地價格更低。

其三，民間投資極具發展空間。中國在拉美的農業投資具有容易被視為掠奪國際資源的行為，不應以國有企業為主進行，而應以私人企業或上市公司為主體，這樣就將國家的戰略性目標寓於企業的商業性行為當中。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制定相關政策，同時提供必要的行政、外交、資金等方面的支持，使中國企業在拉美建立包含從種子、化肥、農藥，到種植養殖，到加工、儲運、貿易，直到零售的覆蓋各環節的跨國農業產業鏈，並從與拉美國家的農業投資合作中獲益。

為了更好地促進中國對拉美的農業投資，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完善國家對外農業投資管理和服務機制。國家建立統籌中國農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服務機構，簡化審批程序，減少項目審批限制，適當放松外彙管制。同時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動，擴大和拉美國家間雙邊、多邊的區域國際合作機制，向相關國家派駐農業參贊等，提供東道國的各種市場、政策、投資等各方面的信息，並給予預警，協調解決國內企業在東道國投資遇到的問題，維護我國海外權益。

財政金融支持。對對外投資企業實行稅收減免和優惠，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成立對外農業投資基金和保險基金，解決相關企業融資難問題，同時給予保險補貼，免去企業的後顧之憂。如果海外生產的農產品銷往國內，也可予以適當的運回補貼等。

人才培養。針對我國拉美投資人才缺乏的情況，通過高校、企業、社會等多渠道培養合格人才。通過培訓，培養掌握東道國法律、經濟和產業政策、稅收政策、勞動力資源、文化傳統，同時還熟悉國際市場和規則、國際貿易、市場營銷、經營管理的高素質複合人才，盡快彌補我國相關人才不足的問題。

鼓勵整合優勢資源。進行境內外並購重組和產業鏈上下遊的企業成立戰略性聯盟，擴大企業規模，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鼓勵企業從農業生產型為主轉向加工、倉儲、物流等利潤較高的部門，建立國際營銷網絡，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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