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所有大國都來參與“一帶一路”

“要想富，先修路”，是當代中國的一句流行語。基礎設施是發展的先決條件，尤其是交通基礎設施網絡，更是市場聯結產業經濟帶的紐帶。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變化，與全國范圍的基礎設施革命緊密結合。2000年以來，僅僅15年左右的時間，中國就基本形成覆蓋各省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遠距離輸變電、無線通信、油氣管線、港口機場、全球定位等立體交叉網絡體系。在此過程中，中國逐漸形成和具備為整個歐亞大陸提供基礎設施網絡的經驗和能力。中國的基礎設施網絡建成，為亞洲基礎設施網絡聯通打下堅實基礎。可以預測，通過“一帶一路”的全面推進，實現歐亞大陸基礎設施網絡的全面聯結即政策通、民心通、資金通、產業通、道路通，這將不是一句空話。

“量力而行”是中國人在工作中一貫倡導的穩健務實、實事求是的方法。“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非常宏大，不可能由中國一家來“包打天下”。要根據中國的能力、實力和東道國的可接受度，來逐步推進“一帶一路”的具體項目。例如，中東歐國家非常歡迎“一帶一路”項目到它們那裏落地，於是形成“16+1”模式。但是16個國家一起上有困難，只能從捷克、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幾個國家開始，從改造陳舊鐵路系統入手，見效後可以形成更大范圍、更多領域的項目。

“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就是抓住重點、兼顧一般。“一帶一路”倡議的空間范圍覆蓋60多個國家，與中國的距離遠近不同，合作夥伴的密切程度也不同。這需要選擇一批國家作為戰略支點，重點建設“一帶一路”項目。目前的重點地區主要是東南亞、中亞等地區;重點國家主要有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尼和哈薩克斯坦等。如果我們不分輕重、一哄而上，勢必出現項目成功率很低的混亂局面。

“兩廂情願”，原意是指男女之間需要雙方發自內心的愛慕才能結成良姻。在“一帶一路”的項目合作中更是需要雙方、甚至是多方自願，絕不能強加於人，採取單邊主義甚至強權主義的做法。中國方面要根據當地的實際需要選擇項目，東道國也要根據各方的能力和利益相關度來進行選擇。目前中國與一些國家本身的基礎設施戰略規劃結合，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為重大項目落地奠定了基礎。

“預則立，不預則廢”，是指對重大事件的戰略前景要進行預測和預判，做好預案，才能確定其取得成功的路徑。毋須諱言，“一帶一路”在其實現過程中將面對各種風險，包括安全風險、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文化風險、生態風險等等。每一個大類下面，還可以細分若幹專項風險。而且每種風險都不會單獨存在，而是幾種風險交織共生、相互作用。中國應和東道國合作夥伴共同分析預測大項目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制定防范措施和危機反應機制。一個重大項目的建設周期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使用周期長達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進行戰略預測是保證重大工程取得長期效應的前提條件。

“由亂而治”是中國政治文化理念的一個總結，講的是“亂”與“治”的辯證關係。“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不乏動亂甚至局部戰爭，它們對“一帶一路”的推進肯定有消極影響。動亂需要治理，“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恰恰可以成為國際合作進行全球治理或地區治理的實驗區。例如，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必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它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直接內容，卻是其中的必要條件。打擊毒品、非法移民、洗錢等跨國犯罪活動，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可能形成新的國際合作機制。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這是政府與民眾、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等幾種互動關係的概括。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外朋友總有人問起，“一帶一路”究竟是市場行為還是政府行為，國內學者也有人質疑這是政府大包幹。應該是政府倡導和推動的市場和產業一體化進程，其最終主體是企業。因為一個巨大的基礎設施網絡，需要極大的協調組織機制，在這方面中國政府的能力是舉世公認的。“一帶一路”倡議要在幾十個國家中落實，更需要政府間的合作機制。然而，項目競標、投資建設、經營管理等微觀主體是企業，依據的是市場規則，政府不可能充當主體。因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者缺一不可。

“有容乃大”、“兼容並蓄”，這是中國文化形成過程的主要特征，在“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就體現為“開放、包容”。中國倡導“一帶一路”，不等於中國一家單幹，更不是排擠其他大國或制度、價值觀不同的國家。中國不主張搞排他性的盟國體系，也不會在“一帶一路”進程中擴張勢力范圍。西方國家從自己的曆史出發來解釋“一帶一路”，這可以理解。但是西方也應實事求是，了解和理解中國的真實意圖和行為。

中國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長期受到超級大國及其盟國體系的排擠，深受其害，不會再去重複那一套。相反，我們歡迎美國、日本、歐盟、英國等西方國家參與“一帶一路”進程，它們中有的已經成為亞投行成員，具體投入有關項目。最近有些大國正在策劃組成聯盟，在地緣政治上控制海上通道，在地緣經濟上阻擋“一帶一路”的推進。其實，沿線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巨大需求，中國一家不可能都包下來。我們希望所有大國都來參與“一帶一路”，多多益善。

“多與少取、只與不取”，這是中國的傳統義利觀，前提是“取之有道”。在此基礎上，通過共同利益、合作共贏而建構的新義利觀，是“一帶一路”利益結構形成的倫理基礎。君子並非只講“義”而不講“利”，關鍵在於“道”。這個“道”的基礎就是共同利益，越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則越符合道義，就越有持續生命力。中國企業要警惕自己的行為過於把盈利作為第一考慮，造成“竭澤而漁”的後果。中國和各國也要防止把“一帶一路”看作是政府援助項目，對成本、盈利等基本核算手段置之不顧，造成另一種“竭澤而漁”。二者都是不可持續的。取之有道、持之以恒，此乃“一帶一路”之利義也。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響下，形成了重農抑商的思想，抑商政策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漢文帝曾詔告全國;“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管子·輕重乙》提出“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荀子·富國》中說：“工商重則國貧”。重農抑商主要表現是統治者反複強調農業為本業，穩固農業生產基礎，多方面限制商業活動。從穩固封建統治的角度看，重農抑商政策大大延續了中國封建社會曆代王朝的統治地位，但是，到了封建社會末期，在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活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後，堅持重農抑商政策，把商、農發展對立起來就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阻礙作用。

重農抑商政策嚴重的阻礙了商品經濟的形成，同時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形成了重農抑商政策，但是封建主義的政策，經過了幾千年的沉澱，則反映地主階級的文化，成為社會矛盾的主導文化。這些文化對農民的心理影響還是存在的。抑商政策的嚴重後果不僅是從根本上限制了工商業，更重要的是，使農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農本”和“輕商”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農民的擇業視野狹窄，長期固守於土地，相安於農業，受束縛而不自知。很明顯，重農輕商的觀念是農村產業開發的一大文化障礙。

當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民謠雲：“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等開張”;以及“十億人民九億股，還有一億忙跳舞”。話是誇張了，但也可以看出，現在的“經商熱”和“炒股熱”，是何等的人潮洶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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