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企"，國企國資改革發展踏上新征程

2017年，中央企業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提高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深入開展瘦身健體、提質增效行動，大力推進重組整合，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企業改革取得明顯進展，收入利潤創曆史最好水平。國資監管系統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4.7%，利潤總額增長23.5%。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3.3%，上繳國家財政收入同比增長4.7%，為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作出積極貢獻。

面向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國企國資改革發展黨建作出重大部署，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加快國有經濟佈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成為新時代的新要求，引領國企國資改革發展踏上新征程。

所謂"新國企"，是指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通過改革改組改制，在自身內部基本建立了適應市場化要求的體制機制，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傳統國企相比已發生本質變化的國有企業。"新國企"保持鮮明"國"字特色，與傳統國企相比，不僅在形式上新，更體現在內涵上新。

回首過往，中央企業靚麗成績單中蘊含著哪些秘訣?面向未來，國企國資如何持續深化改革，惠及民生?

中共十八大報告為新時期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為國企改革描繪出完整、詳細的藍圖，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及相應配套文件又為推進國企改革的奠定了政策體系，國企改革下一步關鍵是基於指導思想、改革藍圖和政策體系實質推進。

但是，這並非易事。

正如《尚書•說命》所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當前，在實質推進國企改革過程中，還有幾個問題造成國企改革“執行難”。

一是國企改革的目標有待進一步明確。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了國企改革的目標，但是現階段又有一些反複，因此需要進一步地明確。從社會“可獲得感”角度來看，國企改革的目標不僅是國有企業自身做大做強做優，還包括給整個經濟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只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進行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才可以給整個經濟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二是國企改革的路徑有待進一步“上下結合”。改革開放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任何一項改革都是由上到下、由下到上、上下相結合地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整個框架和目標，但是在兩年多的改革推進中，上下結合方面並不是很夠，推進的力度也不是很快。

國企改革上下結合要做到：上面有框架，下面有試點。試點的前提是允許企業放開地進行探索，設立容錯機制。但是現在看來，國有企業改革並沒有真正建立起容錯機制。

三是國企改革的動力機制有待進一步平衡。也就是說，國企改革推進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不太平衡。在企業層面，推進改革的激勵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在激勵和約束並不對稱時，改革是很難推行下去。

四是國企改革的試點有待進一步系統化。央企層面推出“十項改革”試點，但是每個企業都只是進行單項試點，缺乏系統性。任何企業推行改革，都應該是綜合性的，只進行單項改革試點無法說明這項改革是否成功，企業發展好壞都不可能是某一項改革試點的結果。

要破解國企改革的“執行難”，下一步推進國企改革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一是必須以對每家國企進行分類並向社會公佈為前提。如果說這個新時期改革階段與前三個階段有什么重大區別的話，那應該是新時期國有企業改革是以國企功能分類為前提的。

一方面，在實踐層面，由於國有企業功能定位不清，面臨著盈利性和公益性的“使命沖突”，不僅企業無所適從、經營管理行為存在扭曲，而且無論國企是否盈利都會有來自社會的指責聲音;

另一方面，從理論層面，也需要明確具體國有企業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定位和作用。實際上，沒有對國企進行功能分類，成為當前制約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問題。只有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才能實質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也就是說基於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是其他國有企業改革任務的基本前提。

根據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指導意見，國有企業可以分為公益類，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以及主業處於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將會有不同的國資監管機制，混合所有股權結構中的國有持股比例要求不同，企業治理機制也有差異。

由於現有的國有企業大多是三類業務混合，因此需要推進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來實現企業功能定位和分類，具體需要通過建立以管資本為主的管理體制，利用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這兩類平台實現國有資本合理流動來保證國有企業動態地實現其功能定位。

這個過程本身又是與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結合的。在具體監管過程中要針對不同類型企業建立不同的治理機制，在戰略規劃制定、經營業績考核、資本運作模式選擇、人員選聘制度建設等方面建立不同監督管理機制，從而實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分類監管。

因此，實質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首先對每家國有企業進行功能定位和類型確定，並向社會公佈，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當務之急。

二是必須堅持整體協同推進的原則。新時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實質推進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各項改革任務和政策措施的協同性。無論是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和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還是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立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以及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這些改革任務都不是割裂的，在具體推進過程中需要注意其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例如，構建以管資本為主的管理體制，就要注意與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深化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改革相協調。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資監管，最為關鍵的改革任務是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這需要通過行政性重組和依托資本市場的兼並重組相結合的手段，將分散於各個行業、各個企業的國有資產的產權歸為這些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持有，這也是一個國有資本佈局戰略性調整的過程。

因此，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是要與國有企業兼並重組協同推進的。企業兼並重組的意義，一方面在於通過股權運作、價值管理、有序進退等方式，促進資本合理流動和實現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開展投資融資、產業培育和資本整合等方式，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優化資本佈局結構，而這正是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目的所在。

現在不斷出現一些中央企業重組案例，但沒有與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相結合，屬於單方面推進，將來還會面臨再次重組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在改組組建國有資本運營、投資公司過程中，還需要綜合考慮到建立有效市場結構的需要，要注意到改革政策與競爭政策的協同。

國有企業在特定行業內的企業數量既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否則不是造成壟斷就是造成國有企業過度競爭。國有企業兼並重組和國有資本佈局調整要有利於形成兼有規模經濟和競爭效率的市場結構，有利於化解當前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產能過剩問題。

因此，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整體協同原則，要求在推出“1+X”系列國有企業改革政策體系同時，在“十三五”時期根據經濟新常態的要求對國有經濟佈局有一個整體規劃，以利於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整體協同推進。即使在國資委開展的10項國企改革試點的過程中，各項試點也不應該是只對一個企業單向推進。對於試點企業而言，單獨只進行某項改革試點，即使企業績效得到改善，這種改善實際上也很難說是由於該項改革取得了的效果。

因此，每個試點企業都應該是一個綜合改革試點。

三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尋求重點領域進行突破。在整體協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有兩個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是至關重要的，一是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二是石油、電信、電力、民航、鐵路等具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

這不僅是因為這兩類行業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前社會關註的重點，更是因為這兩類行業國企改革對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支持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對於第一類行業，其改革涉及化解產能過剩、處置“僵屍企業”和國有經濟在這些行業的逐步退出等難點和重點問題，這些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任務，能否成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有經濟佈局的優化和整體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具有全局戰略意義。

第二類行業雖然具有一定自然壟斷性，但並不是整個行業都是自然壟斷性的，自然壟斷性主要體現在行業中網絡環節。這些行業的改革，包括除網絡環節外整個行業對非國有企業的開放，也涉及這些行業國有企業戰略重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旨在形成自然壟斷性行業的主業突出、網絡開放、競爭有效的經營格局。

這類行業大多是基礎性行業，對整體經濟效率影響巨大。這些改革能否成功推進，對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以及下遊產業的成本降低、實體經濟的發展等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這兩類行業取得突破，是新時期國企改革是否得到實質推進的基本標志，雖然問題複雜、困難巨大，但必須下決心積極推進，否則無法表明新時期我國已實質推進了國有企業改革。

四是要以深化政府機構改革來構建國企改革動力機制。當前我國國企改革政策的“四梁八柱”都已經具備，但缺乏執行和實質推進，而執行的障礙在於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後，政府機構改革亟待深化，“組織跟著戰略走”，改革戰略的執行和推進需要政府組織構架的完善甚至重構。

因此，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國資委要將權力下放至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擺脫政府急、企業不急局面，真正建立企業自主改革的動力機制和容錯機制。

五是要克服一些“知行誤區”，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須認識到，混合所有制企業是“新國企”的主體。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雖然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有了日趨完善的政策體系，實踐推進也有了積極進展，但是，無論是在理論認知層面，還是在實踐操作層面，都存在這樣那樣的“誤區”，例如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於股權多元化改革，只強調多個法人持股，沒有認識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是不同性質的持股方的多元持股。

又如，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於國有資產流失，甚至等同於私有化，從而反對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上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並不必然帶來國有資產流失，關鍵是程序公正、交易公平、信息公開、法律嚴明。如果操作流程和審批程序規范、國有資產定價機制健全、第三方機構作用得到很好發揮、審計紀檢及內部員工等各個方面監管到位，完全可以做到守住國有資產不流失的“紅線”和“底線”。

在具體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進程中，要不斷探索完善法律制度，以法律制度建設為前提,重新構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即將走過40年的曆程，經過40年來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國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就了一大批“新國企”。

201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大陸企業已經達到109家，其中64家屬於國有企業，中央國資委監管企業達到48家。但是，這些企業還很難說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企業。為了與成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相適應，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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