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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文學和政治兩支筆的叛逆者──追懷以色列著名作家奧茲

手握文學和政治兩支筆的叛逆者──追懷以色列著名作家奧茲

圖:以色列着名作家阿摩司.奧茲上月底逝世(資料圖片

二○一八歲末本望平安過去,豈料只剩三天的時候,友人從耶路撒冷發來微信說,以色列着名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於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逝世。噩耗傳來,我其實倒也並不感到震驚,因為早就知道他身患癌症。但是,說實話,還是有點出乎意外,因為聽說他一直在治療,效果不錯。我曾相信,憑藉以色列的醫療條件,他還是可以轉危為安的。五月份,他平靜地度過七十九歲生日,有望來年慶祝八秩大壽。可是,他竟匆匆走了。我當即請託耶路撒冷的朋友,向奧茲遺屬轉致深切的悼念之情。

我同奧茲相識整整二十七年,其間曾三次晤面。那是一九八九年初,我奉派到埃及首都開羅作常駐記者,負責整個中東地區的新聞報道。那時,中國同以色列尚未建交,兩國人員沒有任何交往。然而,巧逢其時,我到開羅不到三個月就奉命去以色列作「內部採訪」。當時,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中以關係正常化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我與幾位同事接連四次赴以色列,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做些溝通工作。在主要採訪以色列領導人之外,我提出順帶採訪幾位作家,以便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先做些文化交流。以色列外交部當即給我開列一個受訪作家名單,我先後採訪了其中的四五位,唯獨名聲顯赫的阿摩司.奧茲因在國外沒能見到。回到開羅,同以色列駐埃及學術中心主任約西.吉納特教授見面時,我隨口談到這一憾事。沒料到,他卻將此記在心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旬,在中以兩國建交前夕,他電話通知我,奧茲前來開羅講學,很願意接受採訪。

我當即趕到吉納特教授家中,奧茲和夫人已先一步到達。奧茲個頭不高,一頭棕髮,滿面紅光,顯得結實而幹練。他用希伯來文寫作,用英語交談。一落座,他就說,我是他接觸到的第一個中國人;我回應說,他有很高的知名度,我肯定不是他的第一個中國讀者。他接着告訴我,他的作品尚未大量譯成中文出版。他樂意借我之筆向「世界上最廣大的中國讀者群」敞開心扉,讓他們了解他,讀懂他。就這樣,我們好似一見如故,一口氣交談兩個多小時。後來,我寫了一篇介紹他的生平和創作的專文發表在國內的文學期刊上。

那次採訪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一是他一開始就說:「我是個叛逆者,先是反叛家庭,走向社會;後是反叛權貴,走向民眾。」二是他談到寫作時說,他手中有兩支筆,一支為文學,另一支為政治,兩者同時並用。

坦率地說,我聞此有點懵懂。他顯然覺察到,轉而就自報家門道:他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耶胡達.阿利耶.克勞茲納出生在烏克蘭,母親法妮婭.穆斯曼出生在波蘭。他們都是肆虐於歐洲的排猶運動的受害者,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帶着心靈的創傷」先後移居當時處於英國統治下的巴勒斯坦。父親博學多才,懂多種語言,喜歡比較文學,一心想做教授。但是,時運不濟,他未能如願,只好充任圖書館管理員以養家餬口。母親溫柔善良,富有同情心,文學天賦甚高,也找不到稱心的職業,只能當教師。一家人擁擠在一套逼仄的單元住房裏,除幾架子圖書外,別無長物。父親愛書如命,寧願餓肚子,也捨不得賣掉一本換取麵包,同時又是一個熱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為爭取以色列建國曾參加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下鬥爭。

以色列一九四八年建國後,父親在政治上持極右翼觀點,同阿拉伯人勢不兩立。母親無法忍受生活上的貧困和精神上的折磨,同丈夫經常爭吵,不幸罹患憂鬱症,在兒子十二歲時自殺身亡。在這樣一個家庭氛圍中成長的奧茲,心情苦悶、壓抑。他同父親從思想到情感距離越來越大,不時發生衝突。他回憶說:「每當與父親頂撞起來,總是母親出面調解。她是我們父子衝突的緩解器,兩代人鴻溝上的棧橋。沒有她之後,家庭氣氛更加緊張,一切都變得不可收拾。」因此,母親去世不到兩年,他就憤然離家出走,前往位於以色列中部的胡爾達基布茲落戶,並斷然將姓氏「克勞茲納」改為「奧茲」。在希伯來語中,「奧茲」的意思是「力量」和「勇氣」。時年剛剛十五歲的他,以此明志,表示與父親決裂,「決心踏上新的生活之路」。

基布茲是二十世紀初從蘇聯和東歐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創建的一種農業集體組織。這種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所有成員一律平等,衣食住行嚴格遵循集體生活準則。奧茲認為,基布茲這種社會組織是「猶太文化道德傳統與革命社會主義的一種鬆散結合物」。在這裏,他白天勞動夜晚讀書。他喜歡讀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喜歡讀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他憤世嫉俗,思想漸趨激進。在參加集體勞動過程中,他在棉田和果園幹過活,當過拖拉機手、集體食堂服務員,還當過小學教師。這樣,一幹就是三十多年。他把直到眼下仍顯得有點粗糙的雙手伸給我看,聲稱「這是勞動的獎賞」。他還不無自豪地說,在基布茲的生活中,他找到了從書本上找不到的「社會主義理想」。

根據以色列法令,奧茲從十八歲起服兵役三年。退役後,他回到基布茲,被保送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書,攻讀哲學和文學。畢業後,他又回到基布茲,繼續幹最普通的農活。他回憶說:「在基布茲裏,幹任何活都是自覺自願,沒有強制。那裏的自由空氣和集體觀念,給予我無限的希望。」正是這種新的生活,激發了他的文學創作熱情。從二十四歲起,他嘗試着寫小說。基布茲成員發現他有文學創作天賦,就給他放創作假。開始,每周給他一天的創作時間,後改為每周兩天,最後是每周三天,即半勞動半寫作。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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