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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神秘的身份之謎: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簡單

唐納神秘的身份之謎: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簡單

江青、唐納等人在杭州六和塔下的合影(資料圖)

2012年8月23日是唐納先生的忌日——離他逝世,已經整整24周年了。

“唐納”這個名字,知悉的人應該不少。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去國多年、近乎匿跡的唐納,重新回到了國人的視野中,成了普通民眾任意談論和想象的人物。

曾經“為情輕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報章上出現了不少介紹唐納其人的文字,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總括而言,這些文字中,除了曾與唐納共事的幾位老報人的回憶有些真材實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風捉影,輾轉抄襲,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間一本號稱以“紀實手法”寫成的《唐納浮沉錄》,將其主要的人生經歷幾乎描繪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節、人物關係大都出自虛構。

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唐納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離表面的真實也越來越遠。唐納生前對此習以為常,雖有怨憤也無可奈何。國內某家刊物曾發表一篇涉及唐納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知是否我於二十余年來看過諸如此類的文章太多了,并沒有引起很大的驚奇。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讓他亂抄亂襲去吧,我是不屑一理……這種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作家’我也見得多了,沒有對他們重視的必要。”

那么,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呢?

唐納夫人陳潤瓊編選的《馬季良(唐納)文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對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紹:本名馬繼宗,1914年5月7日生於蘇州,父親馬培甫時任津浦鐵路局洋務譯員,母親費文英。兩歲時過繼給大伯馬含蓀為嗣,從小喜愛詩文。少時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初級中學,畢業后考入省立蘇州中學。從1930年開始,他以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發表一些散文、短詩。“九一八”事變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吳縣共青團委和蘇州進步青年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者聯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與進步青年佘增濤(史枚)、項志逖(胡繩)、吳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經常議論國事,探討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吳縣縣委和共青團組織遭破壞,馬繼宗亦遭當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馬繼良,后又用季良、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約翰大學。1933年,以唐納、羅平、陳陀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后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因唐納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電通的導演看中,獲邀在喜劇片《都市風光》中出演男主角李夢華。他雖是初登銀幕,卻演得相當出色。正是在電通拍攝《都市風光》時,唐納與來自山東青島、本名李云鶴的藍蘋結識并相戀,在不久后發生了聳動視聽的婚戀風波,成為報刊花邊新聞中的男、女主角。

傳記作家葉永烈撰寫的《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對風波的前因后果記述甚詳: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納和藍蘋,與同為演員的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由導演鄭君里主持,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證婚,一時傳為佳話。5月底,藍蘋稱到濟南探視生病的母親,竟一去不返,并來信表示斷絕關係,如雷轟頂的唐納6月下旬趕去濟南,遍尋無著,絕望中在旅店吞火柴頭自盡,幸被茶房發現送醫及時搶救過來。其實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啟威的藍蘋聞訊來到濟南,在鄭君里勸說下和唐納回到上海。但兩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爭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納獲知藍蘋竟插足導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憤欲絕,一氣之下跑到吳淞口跳入長江,幸被路人救了上來……

但是,婚戀只是整個人生的一部分,單從這個視角認識和評判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還容易流於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藍蘋在到上海認識唐納之前,經前男友俞啟威引導和幫助,已於1933年2月在青島加入了中共;因為一度失去組織關係,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團。踏入影劇界時,她絕對是一個左翼文藝女青年。1937年,她為了高遠的政治理想,放棄上海相對安逸的生活,奔赴條件極為艱苦的延安。在上海為藍蘋舍妻棄子的導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從事左翼戲劇工作。藍蘋也好,章泯也好,盡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厭舊的記錄,政治上卻非碌碌之輩。與藍蘋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納,其時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與后來改名“江青”的藍蘋,有沒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視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并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回上海,他先任《時事新報》主筆,再任《文匯報》總編輯……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面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面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納除了演員、報人的職業身份之外,還有一個當年罕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的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注,稱唐納認識藍蘋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后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當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后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唐納三天兩頭來夏家,給史枚帶來許多外面的消息。兩人一起談形勢,談救亡,談文藝,談著談著,一篇評論就出來了。唐納那時主編《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專刊,上面許多鼓吹國防電影、宣揚救亡圖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間的產品。夏那時還只有旁聽的資格。聽著聽著,再加上讀了史枚推薦的不少進步書籍,也就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么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后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后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有可能當夏其言知道唐納是“C.Y.”時,實際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盡管唐納與藍蘋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依照中共組織部門以1937年七七事變引發抗戰全面爆發的劃線原則,唐納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黨,屬於“紅軍時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如果說演員、報人均為唐納的職業身份,那么中共黨員就是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當年向夏其言傳輸的革命理想那樣,是救亡圖存,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可以說,中共黨員這一政治身份,是解開唐納“人生秘密”的一把關鍵鑰匙。

“潛伏”的報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為執政黨之前(甚至之后一個短時期),大多數中共黨員都處於秘密狀態,甚至在紅色根據地或革命隊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遠赴海外的唐納,從未有過公開黨員身份的機會。從一些涉及唐納的回憶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著共產黨人才會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參與婦女運動的童禮娟寫有《和許廣平相處的日子》一文,說1946年春節過后不久,在中共地下黨學委領導下,她和幾位同志一起參與籌建上海婦女聯誼會。許廣平、胡子嬰等被選為常務理事。為了擴大影響,婦聯會要辦會刊,因沒有經費,開頭用油印機印了兩期,不夠理想。許廣平出面聯系到《時事新報》的半個版面,黨組織安排她去協助許廣平做些具體工作。有一次,她應許廣平安排到許家與馬季良(唐納)見面。“那天我比約定的時間稍早些先到,稍后,馬季良來了,他中等個頭,穿一身灰色西裝,學者風度。我們就在前半間靠窗口圍桌而坐,主要是許先生和馬季良交談,我只在一旁聽著。許先生很謙虛,不時征求我的意見,我總是點點頭。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個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為《婦女生活》,因已有《學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這樣,可以保持名稱一致。”文中提到,《時事新報》是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辦,這個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沒有稿酬,排版看清樣等工作由她去報社處理。她又說:“《婦女生活》出了幾期,許先生又聯系到《聯合晚報》,這次是許先生寫了張字條讓我直接去聯合晚報社找主編馮賓符,馮和我談了些具體事情,刊名為《婦訊》……”還說:“《聯合晚報》是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以民營面目出現的一張報紙,因是晚報,都是上午去報社工作。由於許先生堅持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編輯方針,因而這兩個副刊團結教育了廣大婦女讀者。”

《聯合晚報》本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報紙,而《時事新報》是國民黨財閥孔祥熙掌控的報紙。但由於唐納任《時事新報》主筆,某些版面起到了與中共的報紙近乎相同的宣傳作用。魯迅夫人許廣平是婦女界左翼領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黨,唐納與她的合作當然不是個人行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納進入《時事新報》之事:“唐納當主筆,完全是受黨的委派,他的直接領導人是文委負責人夏衍。夏衍要唐納利用國民黨內部派系矛盾,把這張報紙作為一個很好的陣地,用來宣傳進步主張。”唐納能進該報主持筆政,憑借的是與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約翰大學先后同學的關係。該報有一次報道軍人和警員在戲院互毆的丑聞,軍警雙方揚言要來砸報社,唐納馬上請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這是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文宣機構的“潛伏”,類似事例不少。

唐納在《時事新報》為時不長,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紅,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應邀擔任《文匯報》總編輯,與總主筆徐鑄成,副總主筆陳虞孫、宦鄉及採訪主任孟秋江等主持這份立場偏左的報紙,也有不少出色表現。最耐人尋味的一次,是在國共和談徹底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納突然乘火車由滬至寧,偕該報駐寧記者鄭永欣去梅園新村訪晤中共代表周恩來。據鄭永欣的回憶文章《石頭古城“逐鹿”記》所述,整個過程不到半小時,唐納只問了一個問題:周先生,您返延安,國共破裂勢不可免,《文匯報》將何以自處?周恩來答道:“你們照常工作嘛,這要臨機應變,倒是一個復雜問題哩。”鄭永欣接著問:周先生此去何時回來,和談之門有重開希望嗎?周的回答是:我們希望越快回來越好,取決於國民黨實現政協決議的誠意。從戰場形勢發展來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許可以與你們在南京再見。唐納是專程而來,當晚即乘夜車返滬,并關照不發消息,要對外保密。這顯然不是一次尋常的訪問,從唐納來去匆匆的經過看,更像是向周恩來作當面請示,討教在環境惡化時同國民黨當局進行斗爭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動默契。

據后來統計,當時《文匯報》編輯部內,有十六七名地下黨員,來自三四個不同的系統,有的在組織內是上下級關係,但在報館上班時卻裝作互不熟識,如陳虞孫與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卻又不是同一系統而無組織關係,如夏其言與唐納。不用說,《文匯報》是一份特殊的報紙,唐納則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報人。

為香港《文匯報》創刊幕后牽線并出任總編輯

唐納的中共黨員身份,是由與其兩度共事的老報人徐鑄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間接筆法。他1980年代初撰寫的《報海舊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節“吳紹澍與《正言報》”,提到1947年5月《文匯報》被國民政府查封后,次年與吳結伴同游台灣,“事有湊巧,回滬不久,有一位黨員同志從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對我說,民革已在港成立,準備辦一機關報,李任潮先生堅決要我去主持……”成立於香港的民革,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字任潮。此處提到的“一位黨員同志”是誰呢?徐數年后撰寫《我所認識的李濟深》一文揭開了謎底: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馬季良同志(唐納)忽由港來滬,對我說:‘李任潮先生他們已在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準備辦張報,李任潮一定要你去當總編輯。’”兩處文字說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對,不難明白,前一書里的“一位黨員同志”就是唐納。

徐鑄成有關香港《文匯報》緣起的回憶文字,有幾個大同小異的文本。還有一個版本,順帶說到了唐納當時從香港到上海的任務: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當我百無聊賴、‘甲胄生蟣’的時候,忽然一天下午,來了個不速之客——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匯報》的總編輯,報紙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來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訴我,此來是奉派護送華崗同志過滬去山東解放區的,‘順便給你帶來一個口信。’”這個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準備辦機關報,李濟深屬意徐鑄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華崗,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8月成為共產黨員,歷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國共談判時的中共代表團顧問,1947 年3月國共和談破裂后隨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協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統戰工作……唐納此行是為了護送他去解放區而路經上海,冒著一定的風險。這說明,他這時擔當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務。因為前一年《文匯報》被查封時,唐納、陳虞孫、宦鄉等都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被捕,因而分頭隱蔽或遠遁他鄉。唐納當時回到蘇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險猶在,卻又悄然潛回滬上。所以,徐鑄成才“愕然良久”。

唐納上海之行捎給徐鑄成的口信,為正在尋求出路的《文匯報》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還給準備赴港與“民革”商談合作的徐鑄成提供了張建良、夏衍的聯系方式,專門交代通過張的安排即可見到潘漢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導“民革”與《文匯報》的合作。

按照唐納提供的聯系方式,徐鑄成離滬赴港,先后見到了張建良、夏衍和潘漢年,還拜訪了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等民革高層,代表上海《文匯報》順利地洽談了合作事宜。最終,唐納不僅參與了香港《文匯報》的創刊,并出任總編輯,除了負責編務外,還為總主筆兼管經理部的徐鑄成分擔經濟壓力及對外聯絡。如果說潘漢年是整個方案的策劃者,唐納就是步步推進的落實者;即使稱唐納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匯報》的催生者,也不為過。2012年7月,香港老報人容若在《明報月刊》撰文稱,香港《文匯報》從一開始就是共產黨“控股”的報紙,唐納是“該報組班的幕后牽線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無可置疑。

與潘漢年關係非同一般

徐鑄成是無黨無派的職業報人,任上海《文匯報》時對同事中誰是中共地下黨員不清楚也無意了解。但到香港《文匯報》時期,他結識了過去聞名而不相識的夏衍和潘漢年,也認識了張建良,與這些共產黨人接觸日多。他在回憶文章《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中說:“潘漢年同志經常關心《文匯報》的情況。他的工作很忙,要經常聯系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還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經常和我見面,我有事和張建良同志聯系,或請馬季良同志轉達。”這是已經寫出來的。筆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導下讀研究生時,還聽他講過一些沒有寫出來的掌故,其中說到唐納是潘漢年系統的人;潘漢年、張建良和唐納是結拜兄弟,潘是老大,張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納的這兩位“結拜兄弟”,當年都是神通廣大、聲名赫赫的人物。潘漢年的不凡功業,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廣為人知。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從中央“特科”開始負責情報和保衛工作,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長期出沒於敵佔區和國統區,把公開的統戰工作與秘密的情報工作結合得出神入化,既結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獲得了極有價值的情報,是隱蔽戰線上功績卓著的領導人。張建良這個名字相對寡聞,但其本名“華克之”卻很有傳奇色彩。在他還不是中共黨員的1935年11月,就策劃并委派孫鳳鳴以記者身份混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會場,原定的刺殺目標蔣介石沒出現,結果刺傷了汪精衛,震驚全國。據郝在今的《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記述,1937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前來投奔的華克之,考慮到國、共正在商談合作抗日,不宜將他留下,遂建議他去華南擔任中共與李濟深等人的聯絡人。於是,他到了華南,化名張建良,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周旋於日本人、蔣介石、汪精衛的勢力之間,獲取許多重要情報,完成不少難度頗大的使命。

在滬港與唐納兩度共事的《文匯報》退休編輯任嘉堯,也在《唐納胸懷祖國情系家園》的文章中提到,唐納和袁牧之、鄭君里、趙丹志同道合,是結拜兄弟, “又與潘漢年義結金蘭”,但沒有提到張建良。前述潘、張、唐“結拜兄弟”的說法,尚屬一家之言,還需更多的資料印證,但至少說明唐納與潘、張尤其是潘之關係非同一般,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解放前夕為何離國遠去

香港《文匯報》創刊於1948年9月9日,而唐納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辭呈,距他擔任總編輯不到3個月。此時,人民解放軍捷報頻傳,報社同仁心情振奮,準備有朝一日回到內地。所以,徐鑄成驚訝地問:“現在全國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們都準備‘青春結伴好還鄉’,你怎么忽思離國遠去?”并對他懇切挽留。次日,潘漢年對徐說:“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堅留了。”后來報社設宴,為唐納餞別并合影留念。《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版)記述此事時還說了一句:“幾十年后,我才恍然欽佩季良的先見之明。”

任嘉堯在《故舊憶唐納》中也談及此事,說唐納心頭有難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愿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稱,唐納私下告訴一位年輕的編輯:“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難保有命。”證諸與江青熟識的鄭君里、王瑩、趙丹、郁風等人“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唐納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過,這只是一種“事后諸葛亮”式的假設。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語境中,以避江青之禍來解讀唐納出國之舉,無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確的,但現今看來過於簡單化,也經不起仔細推敲。例如,“藍蘋”的第一個男友俞啟威,后改名黃敬,從青島出獄輾轉到北平,參與領導“一二·九”運動,經過多年革命斗爭歷練,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長、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國家科委副主任,於1958年2月病故。雖說他在工作上曾受過毛澤東嚴厲批評,但顯然與江青無關。又如,導演章泯后來回到妻兒身邊,解放后歷任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在“文革”中安然無事,於1975年去世。

事實上,很難排除唐納出國另有目的,而且,這不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他的蘇州中學同學、后來成為經濟學家的吳大琨寫有《回憶三十年代初期的蘇州革命斗爭》一文,回顧了同學少年時期與唐納、史枚等人從事街頭抗日救亡宣傳的往事。對於唐納,該文有個腳注:“離開蘇中后,唐納繼續為革命事業和文化事業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遠去海外。建國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漢年,潘對我說:‘唐納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卻去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其實唐納也許是為了避免江青日后對他不利才遠行的。”此注說出一項事實和一項猜測,事實是:潘漢年說唐去美國系他派遣;猜測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對他加害。對這種猜測無需贅言,而事實如果確鑿的話,那么唐納當年赴美就是富有戰略目光的潘漢年對海外情報工作設點佈網的一步棋。吳大琨的說法,也恰與徐鑄成回憶的潘漢年叫他“不必堅留”唐納互為印證,顯示唐之離港赴美與潘有關。

確實,無論英文水平、社會經驗還是交際能力,唐納都是派往海外最恰當的人選。況且,他還有與已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的戀人陳潤瓊相聚的理由,而陳父又是前國民政府高級外交官。這種家庭背景以及可能產生的人際關係,對在海外立足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至於唐納本人,可謂公私兼顧,兩全其美。潘漢年對吳大琨說的那句“他卻去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是他當時身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地位所限,對并不完全知曉內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場,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斷言,如果唐納當年像同事們一樣回到內地,十有八九會在1955年潘漢年一案發生時遭受牽連。受“潘案”波及者數以百計,遍及各地。而以唐納與潘漢年關係之密切,必定像張建良(華克之)那樣被逮捕并判刑。即使僥幸活著等到平反和恢復名譽,也是24年后的1979年了。也就是說,唐納若在國內,其厄運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經降臨,而這與那時還“偶爾露崢嶸”的江青沒多大關係。這樣看,客居海外的唐納終究還是幸運的。

1948年底,唐納從香港到美國后,在紐約的中文報社、印刷廠工作不足兩年,即轉往法國巴黎,與陳潤瓊成婚,育有一女。他倆以經營中餐館為業,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病逝,終年74歲。

《江青傳》一書在結尾部分交待了與傳主有關的幾位人士的結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之后,唐納曾返中國大陸,重游上海,感慨萬千。“不過,他幾度回來,行蹤保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

葉劍英、羅青長的不尋常接見

唐納首度返國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對人說,唐納初抵上海,即與其夫婦見面敘舊,又在鄭君里夫人黃晨陪同下,到鄭的墓地獻花致哀,隨后就去了北京。唐納確實極為低調,不光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對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約見,想必有他的考慮。

那么,唐納在北京見了哪些人,辦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難揣測和判斷,但多年后終於有個讓人見出端倪的線索浮現。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發專題“改革八賢”,其中一篇長文《葉劍英:最后十年》配發了四張圖片。有一張是合影,文字說明為:“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左二為葉選寧,左一為葉選基。”照片上,唐納站在居中的位置。這足以令人大吃一驚!

熟知現當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葉劍英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戰爭年代,他屢任方面軍或全軍參謀長,多次與聞重大事變,曾參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兼管南方地區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報、統戰事務等;羅青長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是國家情報安全部門頭號主管;葉選寧為葉帥次子,以后出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葉選基是葉帥侄子,也參與部分機要。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想到,若僅僅是個在法國開餐館的老華僑,闊別多年回國,怎么可能獲得葉劍英這樣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接見,且由國家情報安全機構主管而非僑務部門官員陪見。唐納1978年底在北京獲得如此規格的禮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經擁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這樣超乎尋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說是“認祖”,也可算是“歸宗”了。

這次會面時葉劍英講了些什么,而唐納又講了些什么——由於唐納未及寫出回憶錄即已辭世,有關內容可能只會留存在某個部門的檔案里了。但有一點應可確定:唐納曾是一名共產黨員,并且是特殊戰線上的一員。

對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個領域留下足跡的歷史人物,能否徹底拂去籠罩在他身上的那層神秘霧紗,這要期待有關檔案的公開之日了。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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