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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廣大之極,足以佔據一個人

藝術廣大之極,足以佔據一個人

“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就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只寫到八十回沒有寫完。”

——張愛玲

“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讀到程偉元和高鶚整理出來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紅樓夢》,這部震古爍今的文學經典巨作。”

——白先勇

繼餘秀華、北島等詩人之後,全季酒店攜手“理想國”,在這個春天邀請到了著名作家白先勇,以及多位紅學家和作家,一同品紅樓聽遊園,探尋傳統文化的美與情,在這場“全季·人文大賞——紅樓夢與我們的‘文藝複興’”的主題活動中,白先勇在解讀《紅樓夢》的同時,還攜手以北大為首的北京十八所高校學生昆曲愛好者,共同演繹校園傳承版《牡丹亭》。一場古典文化盛會,從一個側面呈現了這個時代的“文藝複興”。

白先勇的一生始終交織著“情”與“美”二字。如今八十高齡的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民族文化的複興,心中所掛念的無非就是一卷紅樓,一曲驚夢。他說,自己一生中有兩部古典著作對他影響最深,一個是《牡丹亭》,一個是《紅樓夢》。

白先勇以“從牡丹亭、紅樓夢到中華‘文藝複興’”為題進行了演講,細數了複興昆曲、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曆程,暢談“一個人的文藝複興”的赤子情深。他堅信《紅樓夢》與《牡丹亭》將成為當下文藝複興的中流砥柱,是形成我國文化認同的堅定基石,感悟《紅樓夢》作為一部超時代文學作品在中華“文藝複興”中的重要地位。

白先勇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有過那么輝煌的成就,每個人內心中有意識無意識地隱藏著一種痛處。“至少我在念書的時候就有這種希望在,有一天我們的文化也像歐洲那樣來一個文藝複興,使我們的古文化重新獲得新的生命,讓我們的漢唐、我們的宋朝那些最高成就以新的生命和面貌出現,讓全世界重新欣賞我們的文化,了解我們的文化,對我們的文化有一種尊敬。這是我們的渴望,相信我們整個民族這兩個世紀來都有這種渴望,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文化也會像西方文化那樣燦爛,那樣輝煌。”

他說,“西方文化是從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開始的,那么我們的文藝複興也可能從文學、戲劇、戲曲、小說、詩著手,我們也像歐洲文藝複興一樣,從我們的古文化裏面去找靈感。然後再結合現代文明,讓我們的古文明有一個新的生命。”

白先勇表示,自己的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所有華人世界裏的學生,至少一生中看一次昆曲,看了昆曲之後,才能發現我們傳統文化中最美的東西。而與此同時,他也希望大家在一生中一定要去閱讀《紅樓夢》。在他看來,《紅樓夢》是“天下第一書”,也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 被白先勇視為寫作的百科全書。

面對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不讀《紅樓夢》,並把它列為“死活讀不下去”的書之一,白先勇一聽急了,“這可不行,大學生不看《紅樓夢》,這還了得?一定要看《紅樓夢》,這是我們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

白先勇認為,年輕人讀不下去,關鍵還是一個怎么引導的問題。如何引導這很要緊。“昆曲《牡丹亭》也是一樣啊,開頭年輕人都不看的,後來反響這么熱烈,現在學生還自己來演,關鍵是如何引導。”白先勇說,《牡丹亭》與《紅樓夢》都不是容易理解的東西,要有一種啟發、解說以及引導。去年出版的《白先勇細讀紅樓夢》就是他在台大上課時的精華。“2014年,我在台大教《紅樓夢》,沒想到登記的學生有1000多個,因為沒有那么大的教室,後來只選了400多個。我講了一年半,每次一兩個鍾頭,等於是一部導讀。《紅樓夢》是最偉大的小說,因為我自己寫小說,所以我知道應該怎么去講。”

對於一生中該讀幾次《紅樓夢》,白先勇以自己為例,“我20多歲看一次,後來30至40歲,50至60歲,一直看到現在,也只是讀懂了七八成。”白先勇說,這本書是天書,太多的玄機,太多的人生哲學,太多的人情世故,沒有花時間去體驗,根本沒法讀懂。“經過自己的人生經驗,慢慢地才能讀懂,所以要看好幾次,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領會。”

除了出書,白先勇透露,自己接下來還希望在教育方面進行更多的探索,那就是如何在中國的大學、中學裏教《紅樓夢》。他認為,“念過《紅樓夢》,而且念通《紅樓夢》的人,和完全沒有念過《紅樓夢》的人相比,對於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處世的道理的理解,會很不一樣。”

在大學執教期間,白先勇就在講《紅樓夢》,也是一堂非常熱門的課。退休後,他拿出很多時間來推廣這部巨著,主要是版本問題。在白先勇看來,之前作為通行本《紅樓夢》底本的庚辰本,作為研究本很珍貴,但作為普及本卻存在一些問題,“程乙本是個非常好的版本,有著文字精確、人物性格統一等優點。然而,現在卻有些被‘邊緣化’。我想要做的,就是盡量推廣程乙本”。

如前所述,除《紅樓夢》外,昆曲則是他另外一個心頭好。白先勇與昆曲結緣很早,1945年年底,他在上海看到了梅蘭芳與俞振飛聯袂出演的《牡丹亭》,覺得曲調美不可言,“假如那天唱的不是《遊園驚夢》,可能錯過了也不一定。人生奇怪得很”。

昆曲雖好,但怎么才能讓年輕人更容易接受?2002年,白先勇受邀來到香港,為為一千多名十幾歲的學生講昆曲。這對他來說,算是教書生涯的一次大挑戰,“要學生們認真聽我說兩個鍾頭,怎么做?於是我想辦法,邊講邊示范演出,果然他們聽得很入迷,這給了我很大啟發”。

於是,白先勇開始挑選年輕演員來出演《牡丹亭》,同時做出一些必要改編,努力使其更接近年輕人的審美。他覺得,老師父們的《牡丹亭》當然是好,但也要以年輕演員來吸引年輕觀眾,“那是我的初衷。昆曲是有過危機的,要快點訓練一群年輕演員接班,快把一大批大學生召喚到戲院來看”。

在各方努力下,2004年,由白先勇和江蘇省蘇州昆劇院的表演藝術家改編創作的青春版《牡丹亭》開始世界巡演,獲得成功。他開始四處奔波、接受採訪,著魔一樣推廣昆曲。

不以為然者亦有。京劇演員裴豔玲認為,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旁門左道,“如果你家有人學戲,你願意用他這個版本開蒙,還是願意用梅蘭芳的開蒙?道理很簡單嘛”。

白先勇似乎並沒因此氣餒。2017年,由江蘇省蘇州昆劇院與白先勇合作的昆劇新版《白羅衫》首次亮相香港舞台,吸引了大批觀眾;2018年4月,已經81歲的白先勇與其他嘉賓一起,為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昆曲)傳承基地揭牌,由他擔任總制作人的校園傳承版《牡丹亭》亦順利首演。

喜歡一人一事,一時容易,一世卻難。經常有人驚訝於白先勇對昆曲幾十年來的執著熱愛,他自己形容為“念念不忘”,在他眼中,昆曲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江南韻味,特別能打動人,“一聽到《遊園驚夢》的曲子,真是心一下子動了”。

無論是談昆曲,還是講《紅樓夢》,在白先勇心裏,最終目的是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時光流逝,母親、父親早已離他遠去。他說,晚年有兩大心願:推廣昆曲《牡丹亭》和《紅樓夢》。此外,還想為父親寫傳記,“第三本正在寫。寫完了,我的心願也就了了”。

網絡上時常流行“死活讀不下去”的名著排行榜,《紅樓夢》往往高居榜首。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或許在於,學界對《紅樓夢》汗牛充棟的研究,過度依賴於某些材料而加以曲折考索,而在文學一面卻有所缺失。

一個顯例便是:許多稍微了解紅學研究的愛好者,乃至不少紅學家,其閱讀取向是“讀《石頭記》不讀《紅樓夢》”。具體來說,是只讀八十回沒有結局的殘本,而不讀一百二十回的全本。盡管後四十回存在若幹不如人意之處,但作為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結局,當然會影響觀感。在“新紅學”興起以前,《紅樓夢》長期以一百二十回的面貌流傳於世,並贏得了大量讀者,足見“足本”在閱讀上的價值實為最高。據說,紅學大師俞平伯臨終前曾寫下這樣的話:

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

這晚年議論也許不免過激之處,但勇於直視自己的學術局限,正確認識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價值,這種治學勇氣和批判精神值得敬重。“閱讀《紅樓夢》,研究《石頭記》”,應該是較為平正的態度。

胡適建立的“新紅學”學術范式,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通過大量新史料推動《紅樓夢》的解讀與研究,其學術貢獻不可謂不巨。以一部白話小說而稱之為“學”,並由此推動了文史學界的范式轉換,更可謂稀有。這一方面是胡適本人學術功力使然,另一方面則很大程度得力於連續出現的《紅樓夢》抄本文物。這十餘種抄本多標有“脂硯齋”的評語或署名,且自稱與作者曹雪芹關係密切,故被統稱為“脂批本”。今見脂批多為殘本,回數以八十回為限,內容則多涉及小說創作過程、史事原型、真正結局等問題,因此被紅學家認為是《紅樓夢》研究的權威文獻——也正是由於脂硯齋的聲明和暗示,所以有學者乃提倡讀八十回的《石頭記》:這是經過脂硯齋認證的曹雪芹原作。

然而,脂批本盡管種類眾多,材料豐富(批語約八千條,異文更不計其數),但卻沒有說明一個重要的問題:脂硯齋到底是什么人?他(或者她)與曹雪芹是什么關係?紅學家爭論甚久,有說是曹雪芹叔父的(根據是裕瑞《棗窗閑筆》)、有說是其兄輩的(胡適等。對於具體是哪位兄長,則更有進一步的分歧)、有說是曹雪芹本人化名的(俞平伯等)。更“離奇”的,則是周汝昌認為脂硯齋乃曹雪芹續弦的妻子,即《紅樓夢》中史湘雲的原型,這見解多少有點令人驚詫。此外,就脂批內部而言,脂硯齋與署名批者如畸笏叟、梅溪、棠村、松齋等又是什么關係,是同一人抑或親朋好友?這些人與曹雪芹又有何關係?凡此種種,歧見紛紜。紅學家爭論不下,但共識則是相信脂硯齋及相關批語在《紅樓夢》研究的權威地位。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學者歐陽健立足於這些歧見,嘗試辨析脂批本作為文物和文獻的疑點,撰寫了近百萬字的《還原脂硯齋:二十世紀紅學最大公案的全面清點》一書。其核心結論是認為脂批文物全部是為了迎合胡適而制造的贗品,與之相關的“新紅學”研究均系根據偽本的錯誤研究。這對《紅樓夢》與紅學,都是極重大的沖擊。但與某些民間“紅學家”的任意思辨不同,這部書的結論雖然驚世駭俗,但解讀材料用功紮實,總體方法上也基本是沿用胡適的考據路數,是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學術著作。

本書出版後曾得到不少紅學家的批評,其中的硬傷和過度推論也已被反駁。但持平而論,盡管歐陽健的“程前脂後”說等結論還很難成立,但他在脂批本中發現的大量疑點卻是很重要的學術問題,而且多數並未得到紅學家的妥善解釋。從“懷疑”而非“定案”的角度來閱讀《還原脂硯齋》,會發現本書精義卓見不少。

而且,在此基礎上仍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即:

在很多基本信息尚未明確的情況下,脂硯齋是否可以被定義為《紅樓夢》的權威?

即使脂硯齋是較早的《紅樓夢》讀者,是否其批語都值得不加批判地據信?

讓我們不妨再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即選擇讀《石頭記》還是《紅樓夢》?由於不少讀者相信脂硯齋的話,認為《石頭記》是曹雪芹原筆,所以拋棄了帶有後四十回的《紅樓夢》。那么這就需要對脂硯齋的相關論述作一點反思。

今之脂批本絕大多數均以《石頭記》作書名,相關批語稱及本書時也多言《石頭記》,可以確定的是,脂硯齋認同《石頭記》這一書名。但脂硯齋的態度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曹雪芹的態度。

《紅樓夢》第一回楔子提及了本書的書名:

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改《石頭記》為《情僧錄》。(甲戌本多出“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句),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此處表明了《紅樓夢》所涉五個書名的前後關係及所謂“題名者”,從文氣觀之,幾個書名顯同指《紅樓夢》一書。按照字面意思來看,曹雪芹創作的這部小說應該定名為《金陵十二釵》。這顯然是難以成立的說法。從文章風格來看,很可能是曹雪芹在故弄狡獪,重在審美,而未必蘊含什么深意(魯迅說),其他四個書名很可能都是為“紅樓夢”打掩護的別名。按照通行本的情況,正文僅提及了四個書名,而讀者卻稱本書為“紅樓夢”,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紅樓夢”已經成為曹雪芹寫在書名頁上的定名,而其他四個書名或是曾用過的舊名,或是楔子中的虛構。這樣看來,甲戌本的增文也很有可能是文學上的畫蛇添足。

作為外證,除脂硯齋以外的早期讀者也多將本書稱之為《紅樓夢》。與曹雪芹同屬旗人圈,並且很可能與曹雪芹認識的明義,在《綠煙瑣窗集》中言:“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約為同時的永忠、弘旿,也同樣稱本書為“《紅樓夢》”。陳維昭在《紅學通史》中指出,早期《紅樓夢》讀者分為“以脂硯為中心的評批集團”與“以永忠、明義、墨香等人為中心的閱讀圈子”,並指出兩個圈子“置身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世界”、“讀到的是明顯屬於兩個系統的曹雪芹手稿”。

《石頭記》《紅樓夢》均系曹雪芹手稿,而除在《石頭記》上寫下批語的幾人以外,一百多年內幾乎沒有人知道脂硯齋的存在,其流傳情況也頗有謎團。唯一較早提及脂硯齋的是裕瑞(1771-1838)《棗窗閑筆》(其真偽同樣有爭論),描寫《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時卻說:

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見抄本,卷額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

這段史料的解讀學界也有爭議,但很清楚的是,裕瑞(一般被認為是脂硯齋的支持者)所讀到曹雪芹創作的小說,其定名是《紅樓夢》而非《石頭記》。

換句話說,就本問題而言,不論我們如何看待脂批文物的真偽,“石頭記”都只是早期流傳中的小眾版本,而且甚至不能代表曹雪芹的最終意見。鑒於這一現象在脂批中屢屢存在,因此本文的結論也具有相當的普適性。即:

作為一般的文學閱讀而言,應以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作為文學典范。盡管其中有後人補續之文,但大致上並不甚背離曹雪芹的定稿和旨意,而且是《紅樓夢》得以成為名著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研究來說,《石頭記》系統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但除卻“新紅學”已有的范式以外,更應該用批判的眼光全面檢核相關批語的可信效度。

根據中國青年報、騰訊文化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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