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廣大之極，足以佔據一個人

“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就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只寫到八十回沒有寫完。”

——張愛玲

“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讀到程偉元和高鶚整理出來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紅樓夢》，這部震古爍今的文學經典巨作。”

——白先勇

繼餘秀華、北島等詩人之後，全季酒店攜手“理想國”，在這個春天邀請到了著名作家白先勇，以及多位紅學家和作家，一同品紅樓聽遊園，探尋傳統文化的美與情，在這場“全季·人文大賞——紅樓夢與我們的‘文藝複興’”的主題活動中，白先勇在解讀《紅樓夢》的同時，還攜手以北大為首的北京十八所高校學生昆曲愛好者，共同演繹校園傳承版《牡丹亭》。一場古典文化盛會，從一個側面呈現了這個時代的“文藝複興”。

白先勇的一生始終交織著“情”與“美”二字。如今八十高齡的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民族文化的複興，心中所掛念的無非就是一卷紅樓，一曲驚夢。他說，自己一生中有兩部古典著作對他影響最深，一個是《牡丹亭》，一個是《紅樓夢》。

白先勇以“從牡丹亭、紅樓夢到中華‘文藝複興’”為題進行了演講，細數了複興昆曲、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曆程，暢談“一個人的文藝複興”的赤子情深。他堅信《紅樓夢》與《牡丹亭》將成為當下文藝複興的中流砥柱，是形成我國文化認同的堅定基石，感悟《紅樓夢》作為一部超時代文學作品在中華“文藝複興”中的重要地位。

白先勇認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有過那么輝煌的成就，每個人內心中有意識無意識地隱藏著一種痛處。“至少我在念書的時候就有這種希望在，有一天我們的文化也像歐洲那樣來一個文藝複興，使我們的古文化重新獲得新的生命，讓我們的漢唐、我們的宋朝那些最高成就以新的生命和面貌出現，讓全世界重新欣賞我們的文化，了解我們的文化，對我們的文化有一種尊敬。這是我們的渴望，相信我們整個民族這兩個世紀來都有這種渴望，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文化也會像西方文化那樣燦爛，那樣輝煌。”

他說，“西方文化是從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開始的，那么我們的文藝複興也可能從文學、戲劇、戲曲、小說、詩著手，我們也像歐洲文藝複興一樣，從我們的古文化裏面去找靈感。然後再結合現代文明，讓我們的古文明有一個新的生命。”

白先勇表示，自己的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所有華人世界裏的學生，至少一生中看一次昆曲，看了昆曲之後，才能發現我們傳統文化中最美的東西。而與此同時，他也希望大家在一生中一定要去閱讀《紅樓夢》。在他看來，《紅樓夢》是“天下第一書”，也是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　被白先勇視為寫作的百科全書。

面對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不讀《紅樓夢》，並把它列為“死活讀不下去”的書之一，白先勇一聽急了，“這可不行，大學生不看《紅樓夢》，這還了得?一定要看《紅樓夢》，這是我們最了不起的文化成就。”

白先勇認為，年輕人讀不下去，關鍵還是一個怎么引導的問題。如何引導這很要緊。“昆曲《牡丹亭》也是一樣啊，開頭年輕人都不看的，後來反響這么熱烈，現在學生還自己來演，關鍵是如何引導。”白先勇說，《牡丹亭》與《紅樓夢》都不是容易理解的東西，要有一種啟發、解說以及引導。去年出版的《白先勇細讀紅樓夢》就是他在台大上課時的精華。“2014年，我在台大教《紅樓夢》，沒想到登記的學生有1000多個，因為沒有那么大的教室，後來只選了400多個。我講了一年半，每次一兩個鍾頭，等於是一部導讀。《紅樓夢》是最偉大的小說，因為我自己寫小說，所以我知道應該怎么去講。”

對於一生中該讀幾次《紅樓夢》，白先勇以自己為例，“我20多歲看一次，後來30至40歲，50至60歲，一直看到現在，也只是讀懂了七八成。”白先勇說，這本書是天書，太多的玄機，太多的人生哲學，太多的人情世故，沒有花時間去體驗，根本沒法讀懂。“經過自己的人生經驗，慢慢地才能讀懂，所以要看好幾次，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領會。”

除了出書，白先勇透露，自己接下來還希望在教育方面進行更多的探索，那就是如何在中國的大學、中學裏教《紅樓夢》。他認為，“念過《紅樓夢》，而且念通《紅樓夢》的人，和完全沒有念過《紅樓夢》的人相比，對於中國人的哲學、中國人處世的道理的理解，會很不一樣。”

在大學執教期間，白先勇就在講《紅樓夢》，也是一堂非常熱門的課。退休後，他拿出很多時間來推廣這部巨著，主要是版本問題。在白先勇看來，之前作為通行本《紅樓夢》底本的庚辰本，作為研究本很珍貴，但作為普及本卻存在一些問題，“程乙本是個非常好的版本，有著文字精確、人物性格統一等優點。然而，現在卻有些被‘邊緣化’。我想要做的，就是盡量推廣程乙本”。

如前所述，除《紅樓夢》外，昆曲則是他另外一個心頭好。白先勇與昆曲結緣很早，1945年年底，他在上海看到了梅蘭芳與俞振飛聯袂出演的《牡丹亭》，覺得曲調美不可言，“假如那天唱的不是《遊園驚夢》，可能錯過了也不一定。人生奇怪得很”。

昆曲雖好，但怎么才能讓年輕人更容易接受?2002年，白先勇受邀來到香港，為為一千多名十幾歲的學生講昆曲。這對他來說，算是教書生涯的一次大挑戰，“要學生們認真聽我說兩個鍾頭，怎么做?於是我想辦法，邊講邊示范演出，果然他們聽得很入迷，這給了我很大啟發”。

於是，白先勇開始挑選年輕演員來出演《牡丹亭》，同時做出一些必要改編，努力使其更接近年輕人的審美。他覺得，老師父們的《牡丹亭》當然是好，但也要以年輕演員來吸引年輕觀眾，“那是我的初衷。昆曲是有過危機的，要快點訓練一群年輕演員接班，快把一大批大學生召喚到戲院來看”。

在各方努力下，2004年，由白先勇和江蘇省蘇州昆劇院的表演藝術家改編創作的青春版《牡丹亭》開始世界巡演，獲得成功。他開始四處奔波、接受採訪，著魔一樣推廣昆曲。

不以為然者亦有。京劇演員裴豔玲認為，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旁門左道，“如果你家有人學戲，你願意用他這個版本開蒙，還是願意用梅蘭芳的開蒙?道理很簡單嘛”。

白先勇似乎並沒因此氣餒。2017年，由江蘇省蘇州昆劇院與白先勇合作的昆劇新版《白羅衫》首次亮相香港舞台，吸引了大批觀眾;2018年4月，已經81歲的白先勇與其他嘉賓一起，為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昆曲)傳承基地揭牌，由他擔任總制作人的校園傳承版《牡丹亭》亦順利首演。

喜歡一人一事，一時容易，一世卻難。經常有人驚訝於白先勇對昆曲幾十年來的執著熱愛，他自己形容為“念念不忘”，在他眼中，昆曲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江南韻味，特別能打動人，“一聽到《遊園驚夢》的曲子，真是心一下子動了”。

無論是談昆曲，還是講《紅樓夢》，在白先勇心裏，最終目的是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時光流逝，母親、父親早已離他遠去。他說，晚年有兩大心願：推廣昆曲《牡丹亭》和《紅樓夢》。此外，還想為父親寫傳記，“第三本正在寫。寫完了，我的心願也就了了”。

網絡上時常流行“死活讀不下去”的名著排行榜，《紅樓夢》往往高居榜首。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或許在於，學界對《紅樓夢》汗牛充棟的研究，過度依賴於某些材料而加以曲折考索，而在文學一面卻有所缺失。

一個顯例便是：許多稍微了解紅學研究的愛好者，乃至不少紅學家，其閱讀取向是“讀《石頭記》不讀《紅樓夢》”。具體來說，是只讀八十回沒有結局的殘本，而不讀一百二十回的全本。盡管後四十回存在若幹不如人意之處，但作為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結局，當然會影響觀感。在“新紅學”興起以前，《紅樓夢》長期以一百二十回的面貌流傳於世，並贏得了大量讀者，足見“足本”在閱讀上的價值實為最高。據說，紅學大師俞平伯臨終前曾寫下這樣的話：

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

這晚年議論也許不免過激之處，但勇於直視自己的學術局限，正確認識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的價值，這種治學勇氣和批判精神值得敬重。“閱讀《紅樓夢》，研究《石頭記》”，應該是較為平正的態度。

胡適建立的“新紅學”學術范式，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通過大量新史料推動《紅樓夢》的解讀與研究，其學術貢獻不可謂不巨。以一部白話小說而稱之為“學”，並由此推動了文史學界的范式轉換，更可謂稀有。這一方面是胡適本人學術功力使然，另一方面則很大程度得力於連續出現的《紅樓夢》抄本文物。這十餘種抄本多標有“脂硯齋”的評語或署名，且自稱與作者曹雪芹關係密切，故被統稱為“脂批本”。今見脂批多為殘本，回數以八十回為限，內容則多涉及小說創作過程、史事原型、真正結局等問題，因此被紅學家認為是《紅樓夢》研究的權威文獻——也正是由於脂硯齋的聲明和暗示，所以有學者乃提倡讀八十回的《石頭記》：這是經過脂硯齋認證的曹雪芹原作。

然而，脂批本盡管種類眾多，材料豐富(批語約八千條，異文更不計其數)，但卻沒有說明一個重要的問題：脂硯齋到底是什么人?他(或者她)與曹雪芹是什么關係?紅學家爭論甚久，有說是曹雪芹叔父的(根據是裕瑞《棗窗閑筆》)、有說是其兄輩的(胡適等。對於具體是哪位兄長，則更有進一步的分歧)、有說是曹雪芹本人化名的(俞平伯等)。更“離奇”的，則是周汝昌認為脂硯齋乃曹雪芹續弦的妻子，即《紅樓夢》中史湘雲的原型，這見解多少有點令人驚詫。此外，就脂批內部而言，脂硯齋與署名批者如畸笏叟、梅溪、棠村、松齋等又是什么關係，是同一人抑或親朋好友?這些人與曹雪芹又有何關係?凡此種種，歧見紛紜。紅學家爭論不下，但共識則是相信脂硯齋及相關批語在《紅樓夢》研究的權威地位。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學者歐陽健立足於這些歧見，嘗試辨析脂批本作為文物和文獻的疑點，撰寫了近百萬字的《還原脂硯齋：二十世紀紅學最大公案的全面清點》一書。其核心結論是認為脂批文物全部是為了迎合胡適而制造的贗品，與之相關的“新紅學”研究均系根據偽本的錯誤研究。這對《紅樓夢》與紅學，都是極重大的沖擊。但與某些民間“紅學家”的任意思辨不同，這部書的結論雖然驚世駭俗，但解讀材料用功紮實，總體方法上也基本是沿用胡適的考據路數，是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學術著作。

本書出版後曾得到不少紅學家的批評，其中的硬傷和過度推論也已被反駁。但持平而論，盡管歐陽健的“程前脂後”說等結論還很難成立，但他在脂批本中發現的大量疑點卻是很重要的學術問題，而且多數並未得到紅學家的妥善解釋。從“懷疑”而非“定案”的角度來閱讀《還原脂硯齋》，會發現本書精義卓見不少。

而且，在此基礎上仍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即：

在很多基本信息尚未明確的情況下，脂硯齋是否可以被定義為《紅樓夢》的權威?

即使脂硯齋是較早的《紅樓夢》讀者，是否其批語都值得不加批判地據信?

讓我們不妨再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即選擇讀《石頭記》還是《紅樓夢》?由於不少讀者相信脂硯齋的話，認為《石頭記》是曹雪芹原筆，所以拋棄了帶有後四十回的《紅樓夢》。那么這就需要對脂硯齋的相關論述作一點反思。

今之脂批本絕大多數均以《石頭記》作書名，相關批語稱及本書時也多言《石頭記》，可以確定的是，脂硯齋認同《石頭記》這一書名。但脂硯齋的態度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曹雪芹的態度。

《紅樓夢》第一回楔子提及了本書的書名：

作者自雲：因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改《石頭記》為《情僧錄》。(甲戌本多出“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一句)，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此處表明了《紅樓夢》所涉五個書名的前後關係及所謂“題名者”，從文氣觀之，幾個書名顯同指《紅樓夢》一書。按照字面意思來看，曹雪芹創作的這部小說應該定名為《金陵十二釵》。這顯然是難以成立的說法。從文章風格來看，很可能是曹雪芹在故弄狡獪，重在審美，而未必蘊含什么深意(魯迅說)，其他四個書名很可能都是為“紅樓夢”打掩護的別名。按照通行本的情況，正文僅提及了四個書名，而讀者卻稱本書為“紅樓夢”，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紅樓夢”已經成為曹雪芹寫在書名頁上的定名，而其他四個書名或是曾用過的舊名，或是楔子中的虛構。這樣看來，甲戌本的增文也很有可能是文學上的畫蛇添足。

作為外證，除脂硯齋以外的早期讀者也多將本書稱之為《紅樓夢》。與曹雪芹同屬旗人圈，並且很可能與曹雪芹認識的明義，在《綠煙瑣窗集》中言：“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其書未傳，世鮮知者，餘見其鈔本焉。”約為同時的永忠、弘旿，也同樣稱本書為“《紅樓夢》”。陳維昭在《紅學通史》中指出，早期《紅樓夢》讀者分為“以脂硯為中心的評批集團”與“以永忠、明義、墨香等人為中心的閱讀圈子”，並指出兩個圈子“置身於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世界”、“讀到的是明顯屬於兩個系統的曹雪芹手稿”。

《石頭記》《紅樓夢》均系曹雪芹手稿，而除在《石頭記》上寫下批語的幾人以外，一百多年內幾乎沒有人知道脂硯齋的存在，其流傳情況也頗有謎團。唯一較早提及脂硯齋的是裕瑞(1771-1838)《棗窗閑筆》(其真偽同樣有爭論)，描寫《紅樓夢》的成書過程時卻說：

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見抄本，卷額本有其叔脂研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

這段史料的解讀學界也有爭議，但很清楚的是，裕瑞(一般被認為是脂硯齋的支持者)所讀到曹雪芹創作的小說，其定名是《紅樓夢》而非《石頭記》。

換句話說，就本問題而言，不論我們如何看待脂批文物的真偽，“石頭記”都只是早期流傳中的小眾版本，而且甚至不能代表曹雪芹的最終意見。鑒於這一現象在脂批中屢屢存在，因此本文的結論也具有相當的普適性。即：

作為一般的文學閱讀而言，應以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作為文學典范。盡管其中有後人補續之文，但大致上並不甚背離曹雪芹的定稿和旨意，而且是《紅樓夢》得以成為名著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研究來說，《石頭記》系統值得繼續深入探討，但除卻“新紅學”已有的范式以外，更應該用批判的眼光全面檢核相關批語的可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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