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稅制改革將是一個減稅的改革

近年來，我國持續減稅降費，特別是今年以來，從年初確定全年為企業減負1萬億元目標，到近日國務院依法確定和鞏固營改增試點改革成果，一系列政策相繼出台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國家出台的一系列減稅政策為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後勁。“這其中，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稅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體現了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力度不斷加大。”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說。

稅務部門主動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一系列減稅措施，為企業創新發展注入能量，助力國家科技創新駛入“快車道”，努力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稅務部門通過落實一系列稅收扶持措施，加速稅收扶貧政策落地。據統計，今年前三季度，支持民生改善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減稅規模繼續擴大，減稅約790億元。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後減稅紅利將持續釋放，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新的貢獻。

日前，權威財稅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減稅降費政策的實施，對於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優化企業營商環境等發揮了積極作用。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簡並增值稅稅率;擴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范圍;加大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力度;出台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遞延納稅政策;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開展擴大創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范圍試點;清理涉企收費……我國近年來出台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可謂一套炫目的“組合拳”。

“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國持續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是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率先行動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改革，自2012年實施以來已累計減稅超過1.7萬億元。

我國在進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還著力清理規范收費基金，實施普遍性降費。在行政事業性收費方面，對體現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務或一般性管理職能的行政許可類、檢驗檢測類、登記檢索類、監督管理類等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全面清理，取消、停征了一批不合時宜的政府性基金項目，出台支持“雙創”、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收費基金優惠政策，促進經濟提質增效、支持企業發展擴大就業。

據統計，自2013年以來，中央層面已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了593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含中央和地方設立的收費項目)，每年可減輕社會負擔超過3200億元。與此同時，省級層面自主清理地方設立的收費項目，累計取消、停征和減免770多項收費，每年可減輕社會負擔超過470億元。

經過持續清理，中央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由185項減少至51項，減少幅度超過72%，其中涉企收費由106項減少至33項，減少幅度為69%;政府性基金由30項減少至21項，減少幅度為30%。各省(區、市)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減少至平均14項左右，其中涉企收費平均3項左右。

從2012年在上海開始試點，到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國全面推開，營改增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減稅效應持續顯現，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實現了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目標，營改增帶來的改革紅利不斷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營改增在實行減稅降負的同時，更有力地促進了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了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

除了營改增，國家出台的其他一系列減稅政策也有效地為實體經濟降成本、增後勁。比如，自2017年1月1日起，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稅的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體現了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稅收支持力度不斷加大。據統計，應納稅所得額在30萬元至50萬元間的小型微利企業戶均減稅達5.9萬元。

讓小微企業活起來、發展好，稅收優惠政策利好降低了企業稅負，增添了企業動力，激發了市場主體創業熱情。前3季度，全國新登記企業451萬戶，同比增長12.5%，日均新登記企業1.65萬戶。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減稅政策在支持創新中發揮出了重要作用。今年前3季度，支持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減稅超過2200億元，同比增長約50%。

“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很好地平衡了收入和支出的關系，在有效實施減稅的同時，每年用在民生方面的財政支出保持增長，尤其是養老、醫療等持續較快增長。”劉尚希說。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近年來，我國稅制改革根據中央部署有序統籌推進。下一步，以改革促減稅的步伐將繼續向前，以更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優化營商環境。”劉尚希表示。

近日，國務院廢止了營業稅暫行條例、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依法確定和鞏固了營改增試點改革成果，實施60多年的營業稅正式退出曆史舞台。

“在下一步的稅制改革和減稅中，增值稅制度改革十分重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怡認為，增值稅改革應該繼續優化稅率結構、完善抵扣機制。劉尚希也建議，應健全增值稅抵扣鏈條，進一步擴大增值稅進項抵扣范圍，同時加快推進增值稅制度立法進程。

在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方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認為，我國個稅改革應由目前按不同所得項目分別征稅的分類征稅模式，轉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計稅模式。通過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

“我國的稅制改革將是一個減稅的改革，在有效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形成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尚希說。

營改增試點的推進和營業稅的逐步退出，經曆了5年多時間。為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解決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導致的重複征稅問題，2012年1月1日起，我國率先在上海實施了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其後，營改增試點先後進行了擴大試點地區和試點行業的改革。2016年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

將所有營業稅行業都改為繳納增值稅，實現增值稅全面代替營業稅，結束1994年以來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的體制，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重要的財稅改革舉措和減稅政策。

營改增有利於消除重複征稅、有效減輕企業負擔。微宏動力系統有限公司是浙江湖州開發區新能源行業中的代表性企業。“營改增給我們帶來了實惠。”該企業財務總監杭鐵根高興地說：“今年以來，我們已經增加了固定資產進項抵扣3183萬元，僅新建廠房便增加了不動產進項抵扣320萬元，大大減輕了生產經營的負擔。”

最新統計顯示，試點實施以來已累計減稅1.7萬億元。特別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截至今年6月份直接減稅8500多億元，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對營改增進行第三方評估得出結論，“營改增試點改革的目的得以實現，並取得了成效，對於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

此次國務院發布《決定》，廢止營業稅暫行條例，同時對增值稅暫行條例作相應修改。“自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營業稅暫行條例實際已不再執行。在試點順利、穩健推進並取得決定性成果後，國務院依法確定和鞏固改革成果，進一步穩定各方面預期，這個決定非常切合時機。”中國法學會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表示。

營改增既直接為企業減稅降負，又促進了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成長。特別是全面推開營改增以來，多重改革紅利不斷釋放，體現在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和制造業轉型升級、拓展小微企業生存空間、帶動了創業創新等諸多方面。

營改增減輕納稅人稅負有利於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促進增加就業。第三方評估模型測算表明，營改增試點行業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新設企業、近三分之一的剝離企業與營改增試點相關。另一方面，營改增促進了服務業的分工再細化，孕育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對促進就業形成了推動作用。以南京市為例，2016年全市新增城鎮就業人數21.52萬人，較營改增之前大幅攀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營改增在促進就業上的積極作用。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我國制造業企業運行更加規范，抵扣鏈條不斷完善，助推“中國制造2025”路線圖全面鋪開。山東淄博的琪能機械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額346萬元，促進了企業加大研發和產品升級。“營改增釋放的紅利，給制造業轉型升級帶來了難得的機遇，也讓企業發展更有底氣。”公司負責人嶽琪介紹，減輕稅負的琪能機械增加研發投入，近兩年加大投產變速箱齒輪項目，投產已達150萬元。

通過加強政策頂層設計和對企業的政策輔導，難度較大的金融業營改增順利推進。河北魏縣遠洋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是一家向農戶、個體工商戶、小型及微型企業發放小額貸款的小型金融機構，年營業收入在1000萬元左右。“我們加大進項發票取得，嚴格把控費用報銷管理，在營改增推行半年後就少繳了5萬元左右的稅款。”該公司董事長呂學哲說。

按照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現行有關稅收的暫行條例都要逐步上升為法律。因此，如何推進增值稅立法也備受關注。

“增值稅立法先要厘清改革思路，應立足長遠發展，通盤考慮我國稅收制度體系的選擇和設計。”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建議，在增值稅立法前，應全面梳理相關稅收政策，加以歸類、整合，並在此基礎上根據形勢變化和政策本身的施行效果加以取舍、修訂，以有利於稅收征收管理。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表示，增值稅立法是構建稅收法律制度體系的重中之重，需要充分遵循中性、公平和效率原則，將征稅范圍、稅基、稅率、減免稅政策等稅收要素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維護稅收法律的穩定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實現稅收分配的規范性、明確性和可預測性。同時，在立法過程中注意為繼續推進增值稅改革預留空間，使其既有利於加快推進立法，又有利於加快深化改革。

劉劍文認為，增值稅制度在我國的實踐已比較成熟，但由於增值稅是第一大稅種，而且涉及面廣，因此完成立法需要一定的時間。“未來的增值稅法應該注重操作性和執行力，將是稅制改革和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標志性成果。”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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