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主力軍：國企的融合之道

今年年初，位於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韋政府內閣通過決議，要求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資企業必須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或者在4月1日之前將至少51%的企業股份交予津巴布韋黑人公民。但是在4月1日，津巴布韋政府決定暫時擱置本土化計劃，暫時不收繳那些沒能按照《本土化與經濟權利法》交出控股權的外資企業的執照。

雖然“本土化計劃”被暫時擱置，但對於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投入諸多人力物力財力的中國國企來說，這類“本土化”政策無異於一種提醒：“一帶一路”上也有風險，“走出去”時要警惕。

3月23日，津巴布韋青年發展、本土化與經濟授權部部長朱沃宣布，此前一天該國政府內閣已全票通過決議，將推進“外資本土化”，要求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3月31日前向津巴布韋投資管理局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如果不能在30天寬限期內提交該計劃，這些外資企業的營業執照將被“直接吊銷”。

所謂“外資本土化”，指外商獨資企業必須在規定期限內向津巴布韋的黑人轉讓51%的股份，否則將會被定為“不合規”企業予以“整頓”。朱沃表示，內閣的做法是為了確保本土化法規得到貫徹，同時幫助改善津巴布韋黑人的經濟狀況。

不過，在設定的最後期限4月1日，津巴布韋政府突然決定，暫時不收繳那些沒按照《本土化與經濟權利法》交出控股權的外資企業的執照。

4月7日，外交部副部長張明會見應邀來華訪問的津巴布韋外交部常秘畢馬。會見中，張明希望津方在推進本土化法案、整合鑽石礦過程中，能從兩國友好合作大局出發，按照兩國投資保護協定和本國法律，切實保護好中國在津企業權益，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營造有利環境，增強中國投資者赴津投資興業的信心。

畢馬表示，津方本土化法案中關於外資企業須將51%股份出售給當地人的規定僅限於礦業領域。在其他領域，外資企業可以同津方通過協商確定股權比例，沒有硬性規定，外資投資活動可以照常開展。最近津政府整合9個外國合資的鑽石礦，不是要將鑽石礦國有化，而是建立統一的合資公司，以更好地利用本國資源，使津巴布韋人民真正從中受益。

畢馬強調，這次整合行動也涉及南非、俄羅斯、澳大利亞、阿聯酋等多國在津巴布韋的合資企業，絕不是針對中國企業。津方將依照本國法律及同中國簽訂的投資保護協定，保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願同中方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問題，歡迎中國企業赴津投資。

雖然此次“外資本土化”政策被暫時擱置，但類似政策在津巴布韋並不是突如其來的“新政”。

中國商務部網站顯示，2007年，津巴布韋頒布本土化和經濟授權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業中，津本地人所占股份不少於51%，外國人和白人擁有的企業必須將51%的股份出售給當地黑人或政府，新投資企業必須為本土人預留51%以上股份才能獲准經營。

2008年，津巴布韋通過《本土化和經濟授權法案》，成為國家法律。今年3月23日所公布的決議與該法案在內容、條款上幾乎毫無變更。2010年頒布本土化和經濟授權(總)條例，之後陸續出台礦業、制造業、金融業和旅遊業等行業的實施細則。2008年和2013年上台的兩屆津巴布韋政府，都為此設立了專門的一個職能機構——津巴布韋青年發展、本土化與經濟授權部。

對中企影響有限，但風險值得警惕

中國大使館提供的數據表明，目前已經有超過1萬名中國商人在津巴布韋經商和生活，在我國駐津巴布韋使館經商處注冊的中資企業有45個。根據津巴布韋投資局核准的數字，2015年，津核准外商投資額(含合資企業)為31.63億美元，中國是津巴布韋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國，核准投資額約為1.89億美元。

自2011年起，津巴布韋已成為中國在非投資的熱點，連續3年成為中國對非投資前3位的國家，其中2011年在津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為4.6億美元，2013年6.02億美元，均列中國在非洲國家投資的首位。目前，有多家企業從事工程承包業務，主要涉及通訊、水利、電力及房建等領域。

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地，“外資本土化”政策對在津的中國企業有何影響呢?

中國駐津巴布韋經商參贊李耀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類本土化政策並非“突如其來”，也不是只針對中國企業，所有的外國投資者都面臨本土化的命運;而且，本土化政策針對每個行業的規定不盡相同，在礦業等資源行業、農業等保留行業政策嚴格，在電力等津急需的領域在政策執行時間上有一定空間。

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帶一路”研究所副所長儲殷教授判斷，津巴布韋投資環境較差，風險也較大。“外資本土化”政策在多年前就被津巴布韋政府提出了，但並未徹底落實，4月1日再次擱置，說明此類政策在津國內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對以國企為代表的在津中國企業影響有限。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研究室主任楊立強教授，對津巴布韋采取此類政策“完全理解”，因為津巴布韋希望通過“本土化”的措施限制外資，並以此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而此類對外資的規制措施，各國普遍都有采取。

儲殷強調，此類政策雖然影響不大，但的確說明了中國的很多企業在進入“一帶一路”沿線上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國家時，往往會面臨各種風險。

他認為，“一帶一路”沿線上，有不少國家政府信用缺失、政權更迭較快、政府管理能力不足，這些都會給“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帶來風險。

楊立強表示，在“走出去”時，中國的國企和民企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國外基本不看你是國企還是民企，你頂的標簽、扛的招牌都是中國企業”，因此應當平等看待“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一帶一路”上，國企可能會遇到哪些風險

國資委新聞中心發布的《“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路線圖》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國資委監管的110餘家央企中有107家在境外設立了8515家分支機構，分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的央企達80多家。

國資委的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額約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7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境外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的增長加速了中國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進程。2014年中國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強，已有1家進入前10名，5家進入前30名。

國資委原主任張毅此前曾透露，“十二五”以來，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總額從2.7萬億元增加到4.9萬億元，年均增長16.4%;營業收入從2.9萬億元增加到4.6萬億元，年均增長12.2%，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業境外經營單位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和利潤占比分別達到12.5%、18.7%和10.6%。

種種數據都表明，在津巴布韋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建設能力較強的國企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廣泛關注。但是，國企面前的“一帶一路”也並非坦途。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郭朝先表示，許多亞非國家政局不穩定，可能帶來國家信用缺失、恐怖襲擊等政治風險。此外，由於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較為落後，支付能力不足，後發進入當地市場的中國企業也面臨著盈利空間較小等經濟風險。

在儲殷看來，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結構主要偏向於周期長、資本多的礦產和基建等行業，建設周期越長、資本越多，在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面臨的風險也越大，“投資結構的問題不解決，那就肯定是高風險的”。

儲殷指出，許多“走出去”的國企對外投資、建設往往是按照國家項目要求的，領導要求在這幾年要拿出成績，前期調查不夠充分，或者不具備條件就匆匆上馬，最後很容易出現諸多風險。“這些就是國企有短期行為的問題。”儲殷說，“到底是政治為經濟服務還是經濟為政治服務，我們要搞清楚。”

風險不只是來自海外市場，“走出去”的國企自身也存在著能力不足的問題。

根據郭朝先的研究，由於國際化水平不夠，不少國企在“走出去”時仍然沿用以前的辦法，而新的制度又沒建立起來，國際化的公司治理能力和內部制度建設跟不上。隨著國企“走出去”程度的不斷加深，國際化人才短缺問題越發嚴重，“懂外語、懂技術、懂法律、領導能力和溝通能力強的人才尤其稀缺。”

郭朝先分析，雖然政府很支持企業“走出去”，但目前我國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還有不少空白點。“比如說，情報信息的收集、稅收的減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出口的保險、海外稅收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一整套體系怎么補齊，行業協會怎么幫助，怎么支持?”

國企“走出去”，風險如何防范

既然不是坦途，“走出去”的國企該如何避免掉進“坑”裏。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院李錦分析認為，在“一帶一路”上“走出去”的國企要尊重當地法律，以求合作共贏;在此基礎上了解當地政局，與當地文化和生態相互適應、融合。楊立強分析，“走出去”時，國企要做兩件事：識別風險和規避風險。

據他介紹，國企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話，首先需要充分了解風險。“從投資決策到投資的實施，再到中間的建設、運營，一直到投資的完成，將面臨哪些風險?哪些風險是首要的，哪些風險是次要的，哪些風險是需要長期關注的，哪些風險是動態變化的，這都要長期研究。”

他認為，“走出去”的國企還需要對當地投資環境做好評估，如果要進入當地市場無法免除風險，就要想辦法規避。“能不能在當地找一些合作夥伴，以合資的形式開展小規模投資，先試試水?或者聯合一些跨國大企業?”

儲殷認為，另一個值得參考的辦法是重視安保和公共關系。可惜的是，現在很多“走出去”的國企不太具備這類能力，也不夠重視這類問題。根據他的研究，國際上一些企業在當地的安保和公共關系的成本往往會達到總運營成本的20%以上，但我國企業往往連百分之幾都很難達到。

“所以在進入當地市場的時候，要媒體先行，政策先行，而不僅是把國企在當地投資當做政治的輔助手段。”儲殷說。

根據自己的研究，郭朝先認為整體來看，中國企業在政府部門的幫助下抱團出海是比較好的選擇。“一個企業成功走出去了，其他的也跟著出去，慢慢地做大。”

事實上，我國正在通過建立境外工業園區的方式來實現國企抱團出海。

從2006年起，中國曾先後在贊比亞、泰國、柬埔寨、韓國、馬來西亞等地，分兩批設立了幾十個經貿和工業園區。截至2014年年底，商務部重點統計的16家規模相對較大的園區，“已經完成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入駐企業超過400家，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超過4萬個”。

李錦表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工業園區，有利於帶動更多中小企業“抱團”，從而減少和規避風險，並且帶動裝備和制造產能“走出去”，刺激社會投資的深度融合，帶動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國民共進”。

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不少境外經貿合作區實際上是由民營企業作為實施主體而運營的。例如，浙江青山鋼鐵公司在印尼建設了青山工業園，華夏幸福基業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資建設產業新城。

“一帶一路”建設本質就是一場規模宏大的、極其深刻的、相互關聯的重塑經濟地理革命。

世界銀行在微博上發布《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首次提出了21世紀重大的發展思路，這是根據新經濟地理理論、新貿易增長理論、新經濟增長理論來重塑世界經濟地理，它提出了經濟地理的三個特征：密度、距離和分割。

密度指每單位土地的經濟總量;距離指商品、服務、勞務、資本、信息和觀念穿越空間的難易程度;分割指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商品、資本、人員和知識流動的限制因素。報告的結論是：這些經濟地理變遷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功發展經濟的基本條件，應當對其予以促進和鼓勵。

對中國而言，所謂有效地發動和促進經濟地理革命，就在於促進規模經濟、要素自由流動和集聚，如城市化、開發區等，不斷提高經濟密度，加強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大大縮短物理距離和空間距離，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物流成本，實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擴大市場規模和市場主體(實有企業、個體工商戶等)規模，增強專業化程度，促進城鄉一體化、區域一體化(指周邊國家和地區)、全球一體化;大幅度地消減絕對貧困人口，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努力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地區發展差距等。

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本質不僅是一場經濟革命，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地理革命。這裏我特別使用了“革命”一詞，其含義是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到新質的飛躍”。

突出表現為：一是交通革命，特別是高速公路革命、高速鐵路革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到世界最長，到2014年裏程分別達到11.2萬公裏(超過了美國9.2萬公裏)和1.6萬公裏(在建規模達1萬公裏);

二是能源革命，特別是建成了覆蓋國土面積最大、供電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家電網;

三是互聯網革命，成為世界最大互聯網用戶國，2014年底，達到6.49億戶，約占世界30億用戶的21.6%;中國還是移動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2014年底為5.57億戶，約占世界24億用戶的32.2%，成為世界互聯網普及化、縮小數字鴻溝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四是城鎮化革命，城鎮人口達到7.5億人，比2個美國總人口還要多，比一個歐盟總人口(5億人)還要多得多。

所有這些革命，都是在過去僅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所發生的，先是出現極大的不平衡，後是迅速地擴散、應用，進而開始趨同，大大促進中國區域一體化，導致地區發展差距從2004年之後開始持續縮小，全國各地區人均GDP相對差異系數從2004年的75.1%，到2014年降至43.5%，下降了31.6個百分點;也促進了中國城鄉一體化，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009年開始不斷縮小，從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14年的2.92倍。

從中國區域發展戰略來看，先是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後是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大大地重塑了中國經濟地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後提出了“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發展戰略，這就為“十三五”規劃形成“4+3”新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2.0版本，使東中西一體化、南北一體化、國內國際一體化的格局更加突出，在進一步重塑中國經濟地理的同時，也向外全面拓展，推動重塑世界經濟地理。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國企特別是中央企業將發揮主力軍作用。

隨著國企特別是中央企業迅速強大，成為世界五百強企業的“中國兵團”(100家，其中大陸92家，國企83家，央企59家)，總體規模已經大大超過了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兵團”(57家)。隨著近年來，加快走出去，成為海外市場的“中國兵團”。

據國資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業在境外設立了8515家分支機構，分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額約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7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尤其是在推動電力、軌道交通、建材等領域裝備走出去方面，取得顯著成績。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工程承包輸出國之一。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合同額，從2010年的1344億美元，增長至2014年的1918億美元，增長了42.7%。對外工程承包帶動了中國企業國際化，加速了中國裝備制造“走出去”。2014年，中國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強，已有一家進入前十名，五家進入前三十名。

以中國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為例，2014年國際工程營業收入達到132億美元，在世界排位第9位，公司設計承建了全球10大集裝箱碼頭中的5個、世界10大斜拉橋中的5座、世界10大懸索橋中的4座和世界10大跨海大橋中的5座，均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

以中國中鐵為例，現已是全球最大建築工程承包商之一，2014年排名世界企業500強第86位，排名全球250家最大承包商第28位。僅中鐵大橋局就承建了2000多座橋梁，總長度超過2000公裏。

以中國鐵建公司為例，2014年國際工程營業收入達到了34.86億美元，在世界排位第39位。最近，中國鐵建與尼日利亞簽訂沿海鐵路項目總金額就達到119.7億美元，不僅刷新了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單體合同額最高紀錄，而且全線采用中國鐵路技術標准。

以國家電網為例，早在2014年11月就成立了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工作領導小組，加快推進電網互聯互通項目前期工作。目前已經為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為突破口，積極開展項目合作與洽談，擴大產品國際知名度與國際市場占有率，推動中國電力技術裝備“走出去”。

這些國有企業在全球市場展現了“中國承包”“中國工程”“中國制造”“中國品牌”。

任重而道遠。中國國企特別是央企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一帶一路”建設發揮領頭羊、主力軍作用呢?

第一，認真落實國家提出的《願景與行動》各項要求，並以此作為“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引領方向和基本依據。

第二，通過調查研究，精心制定規劃，明確戰略目標和主攻方向，選擇重點領域和國家與地區，篩選重大項目，籌集資金等。還要靈活地實施因國因業因企之策。

第三，積極創新“走出去”的落地方式，靈活采取貿易、投資、園區建設、技術合作、人才培訓等多種方式，提高對外合作水平。

第四，創新抱團出海、聯合出海、共同出海的出海方式，如上下遊合作，國際產能合作，裝備制造合作，國際工程承包合作，服務貿易合作等。

第五，強化風險防控，確保穩健經營和資產安全。

第六，加快培養和引進國際化人才。中國企業要成長為國際企業，進而成長為全球企業，最大的瓶頸不是資金資本，而是國際人才資本(包括外籍人才)。既需要把國內人才送出去學習和鍛煉，也需要積極吸引國際人才。以兩條腿的方式來加快企業人才國際化。

第七，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利用國內國外兩大資源，創新國內國外兩大技術。

將“中國技術”變為“世界技術”，“中國標准”變為“世界標准”，“中國制造”變為“世界制造”。

在6月16日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合作大會”上，中國一拖集團董事長趙剡水、北京同仁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丁永玲、中信重工董事長、黨委書記俞章法三位來自國企的代表向與會人員分享了各自所在的企業將企業戰略與“一帶一路”這一宏大國家戰略有機融合的具體做法。

中國一拖集團：互聯互通、務實合作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踐中，中國一拖集團結合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互聯互通、務實合作”的基本思路，利用自身產品、技術、品牌等方面的優勢，推動與沿線地區和國家的合作。

對於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帶來的政策機遇和發展空間，積極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共建全價值鏈國際化經營平台，加快公司國際化進程，中國一拖集團董事長趙剡水總結：

一是利用國際技術資源優勢，實現主導產品的技術突破。

中國一拖采取“以我為主，聯合開發”的新型研發模式，與國際知名公司合作，進行了動力換檔拖拉機、電控柴油機等研發項目，取得了多項自主核心技術，為中國拖拉機產品技術升級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是運用資本手段，打造國際化的供應鏈，推動制造能力升級。

2011年3月，中國一拖收購了國際知名的動力換檔傳統器制造企業法國的McCormick公司，設立了一拖法國農業裝備有限公司，加快了動力換等技術在國內的商品化應用。為在新一輪產品技術升級過程中，保持行業領先，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也為開拓國際配套市場，加快公司國際化進程打造了國際化運用平台。

三是積極響應國家戰略，建立中國一拖東歐研發中心。

2015年5月12日，中國一拖成為白俄羅斯中白工業園首批入園企業，中白工業園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標志性、戰略性項目，是國際集團承建的國家項目，中國一拖在該園區設立白俄一拖技術責任有限公司，建設中國一拖東研發中心，並使之成為技術開發、市場進入的橋頭堡。

下一步，中國一拖將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利用好國家大力實施“一帶一路”的戰略契機，堅持全球布局，重點突破，服務根基，就地紮根，一點帶面，全面發展的總體構想，在合作共贏中，展現東方產品的風采。

北京同仁堂集團：充分利用老字號優勢

北京同仁堂是中國中醫藥行業的著名老字號，同仁堂充分利用這一“金字招牌、文化名片”，提升企業的國際影響力，積極推動中國與世界各國間的傳統醫藥健康服務交流與合作，以多元的形式，促進全球共享中國傳統醫藥。

同仁堂還因地制宜將太極拳、撫琴戲、八段錦、武術等傳統養生文化項目，進行交流推廣，向不同國家地區的人民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據不完全統計，同仁堂在海外累計接受診療的患者已超過300萬人次，數以億計的海外人士，認識了同仁堂。

同仁堂堅持經濟實體與文化載體的雙輪驅動，不斷加強同仁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影響，持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的健康服務，逐步成為覆蓋全產業鏈的國際化、專業化的中醫藥健康產業集團。

在分享“一帶一路”交流互建方面的經驗時，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丁永玲總結：

一是開展產業投資。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盈的原則，同仁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比較成熟的市場，准備要開設本地化工廠，加快同仁堂產品本地化、國際化的步伐。同時，在條件成熟的市場，繼續開辦中醫藥零售終端和養生保健中心。

二是開展貿易合作。同仁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把醫藥產品出口到沿線國家，將沿線國家的中藥原料進口到中國大陸和香港等地區和世界需要的國家和地區。同時，創新貿易方式，整合全球健康資源，搭建跨境電商自由平台，為全球消費者提供高品質、專業化的健康產品與服務。

三是開展科研合作。同仁堂加強與海外各相關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合作，開展前瞻性科研工作，為海外市場開拓提供強有力技術支撐，突破發展瓶頸，在提升產品、國際市場認可度的同時，加大產品准入，降低潛在的市場風險。

四是開展資源合作。一帶一路沿線及沿線延伸國家，有著豐富的中藥動植物資源。同仁堂發揮自身產業技術勢力和產業優勢，在資源條件較好的國家，開展資源合作開發，提供種植和炮制技術，開展人員交流與培訓，逐步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資源領域的合作。

中信重工：深度參與國際經濟分工與合作

中信重工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重型裝備供應商和服務商之一，是中國最大的重型裝備制造企業之一，這些深厚的積澱，為中信重工積極踐行一帶一路提供先發優勢。

在踐行“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中信重工充分利用積累的資源和優勢，和所有的合作者，在以下四個方面協同踐行國家戰略。

第一：依托公司海外機構，為客戶、海外投資項目建設的長期運營，提供包括項目信息、政策咨詢、人文咨詢、法律咨詢、當地情況調查，投融資建議等各個信息服務，助推我們的客戶走出去，實現國際化發展。

第二：發揮自身優勢，為客戶走出去提供優質的工藝、產品和技術服務，在海外礦山、水泥、鋼鐵、煤炭、節能環保等多領域，拓展合作。

第三：依照中信重工大客戶服務中心、用戶服務中心和背景服務中心三位一體的服務體系及互聯網思維，為客戶提供包括安裝、調式、運營、背景改造升級等全方位的管理和一體化的技術服務，支持客戶海外項目運營，達到中信重工制造業、服務業。

第四：結合中信重工核心制造加中國服務商的商業模式，依托中信集團的強大後盾，為客戶提供工藝、產品、技術服務之上的金融服務。

在分享“如何借一帶一路，走好國際化之路”的經驗時，中信重工董事長、黨委書記俞章法提出了幾個關健詞：

一是“自信”。借助於優勢實力，加上過硬品質和堅定的信念，“中國制造、中信制造”這張名片，一定會越來越響亮。

二是“抱團”。中國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應該主動引領國內企業抱團合作，爭取以技術、標准、產品、管理和綜合服務和資源實力，帶動更多企業參與相關投資和優勢產能輸出。

三是“責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要堅持正確的毅力觀，要“先於後取”，“多於少取”，必要時做到“舍利取義”。要遵循國際規則，遵守國內外法律，增強與東道國的利益交彙點，幫助當地承接技術轉移，擴大出口，增加就業，讓合作項目彙集當地民生，真正實現中外雙方的互利共盈、共同發展。

四是“中國標准”。為了使中國裝備走出去，要進行國際標准的貫徹，貫徹國際標准和國際規范。同時，要高度重視標准的制訂，讓中國標准國際化，以中國標准走出去，帶動中國的產品、服務、裝備和技術走出去。

五是“風險管控”。必須堅持穩健發展，有效規避風險，推動企業安全、高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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